摘 要：林徽因小说与京派小说在文艺创作上的同一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思想性质的人文关怀；第二：文体特征上叙述节奏的舒缓；第三：文学态度的审美情怀。分析林徽因小说与京派小说在文艺创作上的同一性，能让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林徽因的创作，也能让我们更丰富的认识京派。

关键词：林徽因；人性关怀；和谐；审美

作者简介：黄俊杰（1992.8-），女，汉族，郑州大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方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6-0-02

林徽因是文理兼通的一代才女，不仅有着建筑学家的科学精神，还有着诗人、作家的文学气质。她与“京派”文学群体的关系渊源颇深，被萧乾誉为“京派”的灵魂。尽管林徽因在“京派”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关于林徽因的创作究竟与京派有怎样的共通之处，却很少人涉及。林徽因生前发表了6篇小说，在这里，笔者希望通过研究林徽因小说与京派小说在文艺创作上的同一性，来进一步的探讨林徽因的文学创作以及京派的发展形态。

一、思想性质的人文关怀

林徽因十六岁跟随父亲出国游历，深受西方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林徽因的几部小说都表达了她对现代人生活的感悟和思索，并用人道主义的情怀予以了温厚的观照。《九十九度中》没有主次之分的把不同人的生活状态进行了细致的捕捉：三个挑夫在烈日炎炎的气温下向主家讨要着降暑的小费；张宅在张灯结彩的举办着老太太的七十寿辰；小丫头寿儿饥肠辘辘坐在门台上发呆；前厅客人们在津津有味的品尝所有可口的食品……在这里，林徽因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描写了发生在北方城市的社会众生相，给都市文明形态给予了讽刺。李健吾评论说：“这是人云亦云的通常的人生……有失恋的，有庆寿的，有成亲的，有享福的，有热死的……全都那样亲切，却又那么平常——我简直要说透明；在这纷繁的头绪里，作者隐隐埋下了一个比照，而这比照，不替作者宣传，却表示她对人类的同情[1]。”林徽因在不动声色中揭开了现代都市人生虚假的帷幕，表现出了对于下层劳工大众的同情与关切，而对下层人民苦难命运的揭示和关注也是京派文人人道主义精神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京派作家大都喜欢描写乡村的风俗民情，而经常给予城市毫不客气的尖锐的批评。京派对都市文化的批判主要围绕着知识分子进行的，沈从文的《八骏图》中八个教授的变态的心理展示和林徽因的《窘》对知识分子精神危机揭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窘》中维杉作为一个三十四岁的大学教授，有着和少朗相近的年龄，却对少朗的十六岁的女儿芝蠢蠢欲动。这种表面看起来举止风度的知识分子，但却有如此肮脏、卑劣的情欲，这种畸形变态的行为方式，是都市文明病的产物。

京派作家精神上追求一种爱、美、自由、纯真的理想人生状态，他们在小说人物的塑造上经常着眼于女性和天真烂漫的儿童，他们构筑了一个个纯洁的女性，有美丽的钟绿，勇敢的文珍、有善良天真的三三、翠翠。他们有对城市的批判，也有对人性恶的指责、对善良人性的赞美，这种在思想维度上的人性关怀也必然是林徽因小说和其他京派小说同一性的表现。

二、文体特征的节奏舒缓

林徽因受到中西文化的影响，作品表现了极强的现代性，《九十九度中》一共包含六个部分，十五个故事情节，约四十多个主人公。在这里，为了便于表达现代生活的快速转换，放弃了严谨的情节设置，切入了生活的横断面，这种生活化、散文化的叙述方法扩大了小说的叙事功能和生活容量，使这部短篇小说具有了长篇小说的厚度。李健吾独具慧眼的肯定了林徽因文体方面大胆的尝试与努力，其实也是肯定了京派其他作家的在文体方面的创作。

京派小说家喜欢讴歌那些不受约束的自由的生命，因而小说文体在创作中就更要摆脱传统的重故事情节的叙述方式，而趋向于散文化，发展了抒情小说体式，使得小说与诗与散文更大程度的融会贯通。这种情感、思想之于文体的寄寓方式，不仅《九十九度中》采用了这样的文体，废名的《桥》也是如此，故事前后横跨二十年之久，情节因素随着生活的诗意而渐渐消解，这种舒缓的散文式结构也是京派小说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仍能持续下来的重要因素之一。

林徽因的《横影零篇》涵盖了4篇小说：《钟绿》、《吉公》、《绣绣》、《文珍》，塑造了钟绿、吉公、绣绣、文珍四个人物形象，采用了第一人称回忆的方式娓娓道来：“钟绿是我记忆中第一个美人，因为一个人一生见不到几个真正负得起“美人”这称呼的人物，所以我对于钟绿的记忆，珍惜得如同他人私藏一张名画轻易不拿出来给人看，我也就轻易的不和人家讲她。除非是一时什么高兴，使我大胆地，兴奋地，告诉一个朋友，我如何如何的曾经一次看到真正的美人[2]。”即使是在《九十九度中》也不时地流露出“拉家常”的叙事风格。

有研究者注意到小说《钟绿》的“主题与社会现实完全无关，它的思考也脱离了社会现实、行文有不似小说的浓郁的诗风，它的语言更是不带烟火气的美丽”[3]，林徽因的小说和沈从文的湘西美丽世界的小说一样，都有一种语言、情感上的恰到好处，让人回味无穷。从文体特征的角度考察林徽因小说与京派小说同一性不是只单纯地对艺术形式的探讨，这种角度的研究更是对京派小说的文体贡献的思想内涵做更全面的了解。

三、文学态度的审美情趣

作为出身名门望族的林徽因，她身上所具有的传统文化修养、学识素质之深厚自然不用我们多说，传统文化中的那种“中庸、平和思想”在她小说中的创造上体现了一种和谐、适度的文学风范，呈现了一个东方文艺美学的审美倾向。她的小说《窘》中用了冷静、舒缓的语调和淡雅、疏远的意境以及白描、文雅的人物对话细致深刻的刻画了维杉的“窘”，和中国传统文学中“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美学风范相得益彰。无论是文珍、吉公的出走，还是绣绣、钟绿的死去，以及《九十九度中》对于“窗子里”世界的观视，总体来说显示了林徽因创作风格上的从容、平静，体现了一种和谐、适度的风范，这也和京派“和谐”的审美情趣保持了高度的一致。

“和谐”是东西方美学史上的一种美学范畴，它实际上代表着古典主义的审美理想，是一种节制、均衡的美，京派小说家的“和谐”的审美态度在京派文学作品上表现在创作题材的远离政治，与时代保持距离。沈从文曾说：“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摊血一把泪，一个聪明的作家写人类的痛哭是用微笑来表现的[4]”，就表现了京派对待文学与人生的态度是“不即不离”，和时代社会、也和自己保持一种和谐均衡的态度。

“和谐”是京派的一个共同的文学旨趣，京派小说家表面上对政治的远离，实际上却是把自己的态度寄托在别的事物上。废名的黄梅故乡、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戶焚的河南果园、汪曾祺的苏北乡镇，都写出了纯正的田园牧歌情调，城市则是作为农村的对立面出现，其实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干预。林徽因则把这种对峙转移到现代化的工业上面，“逼迫人家眼睛堕落的差事，需要我所没有的勇敢”《钟绿》，这样的“勇敢”意味着向工业艺术妥协，也就是向现代工业文明妥协，林徽因借钟绿之口表达了她对现代工业文明的不满和抗拒，这也是一种对社会的态度。总的来说，无论是林徽因还是京派其他小说家，“和谐”都是他们文学创作的一个审美倾向的归宿，理解了这一个同一性，再看林徽因或者再看京派，就能更加深刻的把握作品的风格和韵味。

以上我们从思想性质、文体特征、文艺态度三个角度对林徽因小说和京派小说艺术创作的同一性进行了论述。他们共同的人文关怀、叙述风格、审美“和谐”的原则，是京派这个流派团体共同的创作旨趣，并因为有此，才使得本没有明确文学团体结社宣言的“京派”在文学史上站住了脚。林徽因用现代主义的表现技巧、平和淡远的京派韵味、如诗如画的浪漫情思为我们展现了为数不多但都是精品的六篇小说，丰富了京派的创作。林徽因是京派的一颗“灵魂”之花，她不仅因“太太的客厅”闻名于京派作家群，更是以她的文学作品坚定了她在京派的位置。

参考文献：

[1]李健吾：《九十九度中——林徽因女士作》，咀华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5，第35页.

[2]林徽因.林徽因作品选[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4.3，第209页，第239页，第221页.

[3]陈新华.林徽因林长民林孝恂[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第195页.

[4]沈从文：《废邮存底·给一个写诗的》，《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第2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