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悦

“俸禄制”“均田制”“三长制”三项改革措施的推行，让孝文帝太和年间，成为北魏王朝极为重要的转型时期。它标志着北魏政权开始向汉民族“一君万民”的集权帝制转变。

公元499年，春意正浓，北魏孝文帝元宏却在谷塘原行宫的病榻上，已然油尽灯枯。这一年，他不过三十三岁，甚至等不及回到他动用了最大的决心和勇气一手缔造的国都——洛阳。

元宏本名拓跋宏，鲜卑人，是南北朝时期北魏第六任皇帝。他在位的二十九年中，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的北魏王朝进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元宏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少数民族君王之一，北魏也被很多史家赞许为继汉开唐的一个了不起的王朝。

然而，公允地看待北魏自开国以来一以贯之的很多政策，以及孝文帝力主的汉化改革，却发现，这些对王朝影响至为深刻的国政，大多有着一种近乎偏执的激烈。

子贵母死

北魏皇兴三年（469年）六月辛未日，这是个大喜的日子。因为这一天，献文帝拓跋弘正式册立自己两岁的儿子拓跋宏（元宏）为太子。帝国有了自己的储君，在帝制时代，这是非常喜庆隆重的时刻。然而，这又是极其悲惨的一天。根据《魏书》的记载，献文思皇后李氏，也就是拓跋宏的生母，正是因为儿子会在这一天被册封为皇太子，所以悲惨地死去了。

这是北魏王朝延续了一百多年的祖制——子贵母死。这个残酷制度的始作俑者是北魏的开国皇帝拓跋珪。

鲜卑乃是东胡的一支，作为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曾有着“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的传统。然而，建立北魏王朝的鲜卑人，为何会对生下皇储的女人如此残酷？

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为这种残酷的制度背书，认为这是少数民族政权摆脱母族势力，实现集权化的必然之路。拓跋珪订立这条祖制的目的也很明确，是效法汉武帝，为北魏王朝消除外戚之祸。当年，汉武帝欲立幼子刘弗陵为储，又怕刘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擅权乱政，所以，残酷地将其杀害。

在孝文帝的生母李氏被赐死前，《魏书·皇后列传》中已经有了一个长长的名单：道武宣穆皇后刘氏……后生太宗……后以旧法薨；明元密皇后杜氏……生世祖……泰常五年薨；太武敬哀皇后贺氏……生恭宗，神麚元年薨；景穆恭皇后郁久闾氏……生高宗，世祖末年薨；文成元皇后李氏……生显祖……太后令依故事……薨。

北魏的统治者杀死这些女人，只是为了避免她们和她们的戚族干政，避免重蹈两汉王朝的外戚之祸。然而，这个时候的献文帝不过十五岁，在他的身后恰恰站着一个无比强悍的女人——文成文明皇后冯氏，史称“文明太后”。

文明太后并非鲜卑人，而是汉人，而且是北燕皇族。北燕灭亡，冯氏被没入北魏皇宫成为奴婢，十四岁选为文成帝的贵人，后册封皇后。也许，正是这样的出生，父祖曾经的荣耀，以及自己年少时大起大落的命运，塑造了文明太后不同于寻常宫廷女子的性格。《魏书》说她：“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

她懂得，权力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才能确保自己安全无虞。毕竟，虽然贵为太后，母仪天下，但她与献文帝之间并没有足以维系天伦的血缘。

所以，文明太后不仅在孝文帝拓跋宏甫一出生，就亲自抚养这个与自己没有丝毫血缘关系的孙子，更在拓跋宏被册立皇太子的时候又按祖制赐死其生母。这种做法实际上已经演变为“杀母夺子”，为自己能一直掌控权力加一道保险。

公元471年，献文帝已经十七岁。在古代，这是足以乾纲独断的年纪。然而，血气方刚的献文帝却以“雅薄时务，常有遗世之心”为由，将皇位禅让给了不到五岁的太子拓跋宏。献文帝禅位前后的种种举动告诉我们，他绝非真心想要交出权力。

禅位前，献文帝并不打算将皇位传给年幼的儿子，而是一心想让叔父继承皇位。道理很简单，幼子登基，掌权的只可能是文明太后；只有年长之君当政，才可能将权力从太后手中夺过来。在做了太上皇之后，正当青春盛年的拓跋弘开始大展拳脚：十八岁数度亲自领兵北拒柔然；十九岁带着儿子孝文帝一起巡幸河西并决定亲自南征；二十岁南巡……

虽然做了太上皇，献文帝表现出来的，却是一个桀骜不驯、年轻有为的帝王之姿。文明太后最终痛下毒手，在献文帝二十二岁那年将其毒死。《魏书》直言：“显祖暴崩，时言太后为之也。”从此，文明太后长期把持朝政。

多年之后，孝文帝拓跋宏的妃子林氏因为诞育的儿子将被册封太子，被文明太后下令处死。拓跋宏于心不忍，曾苦苦哀求，怎奈太后坚持执行祖制。由一个擅权的女主以防止女主擅权之名杀死另一个女人，这对“子贵母死”和制定这个制度的拓跋珪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杀死钩弋夫人，原本是汉武帝行将就木之际偶然为之的决定，却被北魏王朝偏执且严苛地变成了祖制，并因此冷酷地杀死了若干年轻无辜的女子。然而，就像汉武帝杀死钩弋夫人根本无益于解决两汉王朝外戚专权的问题，杀掉了每一个储君生母的北魏王朝同样无法阻挡女主擅权、母后干政。

帝都洛阳

公元493年七月，二十六岁的孝文帝拓跋宏亲率步骑百万从国都平城（山西大同）出发，征讨南齐。大军浩荡南下，于洛阳城休整。然而这天，暴雨如注，拓跋宏却偏偏选择在这天“戎服执鞭，御马而出”。于是，群臣跪倒马前，请求拓跋宏停止南征。

不南征，那就迁都。拓跋宏说出了自己的旨意。远离根据地平城，又在仓促间听闻如此重大决定，拓跋宏的王公大臣们没有任何思考的余地，更枉谈反对。于是，北魏政府正式迁都洛阳。

将国都从“塞上咽喉”的平城迁至“河洛王地”的洛阳，对北魏王朝的长远发展来说意义重大。

北魏立国之初，都城在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公元398年才迁都平城。到孝文帝太和年间，北魏已立国百年，国家制度却十分落后。各级官吏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作战时对被征服地区的劫掠和论功行赏，战争和劫掠机会少的时候，就公开贪污受贿，以致吏治腐败；社会基层组织仍是宗主都护制，这实际上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大量被宗主控制的包荫户没有户籍，国家无法征调兵役、徭役。

这样的制度下，北魏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非常尖锐，几乎年年爆发农民起义。公元484年，北魏政府推行官吏俸禄制，同时，严惩贪污行为，“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次年，推行均田制，从豪强大族手中夺回大量劳动力，并授田予民，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为配合均田制，又改宗主督护制为三长制，以清理户口、田亩，征发徭役、兵役。

这三项改革措施的推行，让孝文帝太和年间，成为北魏王朝极为重要的转型时期。它标志着北魏的政权开始向汉民族“一君万民”的集权帝制转变。

太和改制为北魏王朝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于是，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最终统一南北，实现历代鲜卑君王的中华皇帝梦想就被提上了日程。洛阳地处中原，为中原地区政治文化中心，且接近南朝，便于用兵，“南荡瓯吴”。所以，洛阳成了拓跋宏迁都不二之选。

迁都洛阳无疑是正确的决定，但它毕竟是一项关系到国家社稷的重要政治措施。拓跋宏认为“北人恋本，忽闻将移，不能不惊扰也”，怕贸然提议迁都洛阳，会遭到鲜卑贵族的反对，所以，采取了“以南征之名，行迁都之实”这样自编自导，完全戏剧化的方式来促成如此重要的政治决定。

如果说拓跋宏通过这样的方式确实达到了顺利迁都的目的，但是，支持这项重大决策的后继政策却严重缺失。

违众南迁，必然会触及一部分鲜卑元老亲贵的利益。于是，迁都之后，陆续有亲贵密谋反叛，虽然很快都被镇压，但太子拓跋恂的死，对拓跋宏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对于自幼生活在“阴山常晦雪”的故都平城的鲜卑人来说，洛阳暑热让他们深感痛苦。太子拓跋恂就是其中的一个。因为暑热，更因为对父亲汉化政策的不满，拓跋恂打算带着侍从轻装奔回平城。

太子的行为让拓跋宏极为愤怒，他将儿子打得半死，废黜其储君之位。然而，只要拓跋恂还活着，就会成为那些眷恋故土，阴谋反叛者潜在的棋子。最后，拓跋宏将年仅十五岁的儿子赐死。

不能成功安抚鲜卑旧臣亲贵，以致变乱迭起，这只是迁都留下的后遗症之一。更为严重的还在于，迁都改变了立国百年以来的边防格局，却没有辅之以相应的政策调整，为多年后的代北六镇之乱、北魏王朝的覆灭，埋下伏笔。

北魏初年，为防柔然南下，太武帝拓跋焘下令在沿边修筑长城，并在要害处设置军事据点，即代北六镇。当时的柔然对北魏威胁很大，所以拱卫国都平城的北镇地位非常重要。镇将由鲜卑贵族担任，镇兵多是拓跋族成员或中原的强宗子弟，他们被视为“国之肺腑”，享有特殊地位。

但随着边地战事减少，北镇的地位逐渐下降。特别是在迁都洛阳后，北镇失去了拱卫国都的地位，镇将被排斥在“清流”之外，难以升迁，镇兵甚至与谪配的罪犯和俘虏为伍。代北六镇军人从“国之肺腑”，一朝沦为“代来寒人”。

巨婴政治

“北人谓土为拓，后为拔。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拔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

这是《资治通鉴》中记录的拓跋宏在公元496年宣布鲜卑皇族拓跋氏改姓“元”的诏书。从此，拓跋宏更名元宏。

这次改姓当然不仅仅是拓跋氏，根据元宏（拓跋宏）的旨意，功臣元老，自代都南迁，凡是复姓，一律改成单音节的汉姓。除了改姓，在迁都之后的短短几年中，元宏的全盘汉化政策恰如疾风骤雨：易胡服、讲汉话、通婚姻、改籍贯、行汉制、崇儒学……

在这一时期，相对于鲜卑人固有的游牧文化，汉文化的确更为先进。特别是经历了两汉四百余年的政治实践，汉文化中的驭民之术、治国之策，对于构建一个理想的集权体制，保证政权的稳定延续，确实行之有效。

元宏是被文明太后抚养长大的，从小就受汉文化的熏陶与教育，身边的臣子也以汉族士大夫居多。《魏书》里的元宏“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元宏在迁都后全盘汉化的政策当然与自幼接受的汉文化教育分不开。

与此同时，元宏在推行汉化改革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偏执和激进也让人讶异。

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而言，移风易俗都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漫长过程。元宏却急不可耐。他严厉禁止鲜卑人穿传统胡服，甚至禁止说鲜卑话。就连汉族重臣李冲都认为，此举未免极端。元宏却不依不饶，严厉斥责他辜负了国家。

更为离谱的是，根据旧有的制度，北魏亲王们的妻妾一般都来自鲜卑的八大家族和世家子弟。然而，元宏为了贯彻鲜卑与汉族通婚的汉化政策，强行令自己的六个弟弟改娶汉族王妃，而将原有的王妃降为妾室。

如此激烈的汉化政策，必然引起鲜卑人的反感，甚至是抗拒。从元宏推行汉化政策开始，鲜卑人的反汉化之声就从未止息过，在代北六镇，一度形成了“鲜卑共轻中华朝士”的氛围。甚至到北魏灭亡，依靠六镇军功集团建立起来的北齐、北周时期，仍保持着对汉文化的敌视态度。

鲜卑的汉化有助于推动民族融合，元宏的汉化政策，在民族融合已成为历史潮流的南北朝时代，是有合理性的。然而，他所推行的所有政策为何会显得如此激烈，甚至于偏执？

如果说，文明太后对元宏的教育影响了他的施政理念。那么，文明太后与元宏之间二十三年的祖孙关系，也是影响元宏性格命运的关键因素。

根据史书的记载，元宏在文明太后去世后表现得极为悲痛，甚至打算为太后守孝三年。但其实，文明太后和孝文帝之间，并没有那么和谐。

《魏书》记载，一天天长大的元宏表现得越来越聪明伶俐，文明太后担心将来难以控制，曾打算废黜元宏。寒冬腊月，她将只穿了一件单衣的元宏关在室内，三天不让人送饭。同时，召集大臣讨论另立新君，只是因为元老大臣们激烈反对，不得已作罢。

在元宏的成长过程中，上菜的宫人会“不小心”用热汤烫伤他的手；他的食物中还会“不小心”有虫子之类的脏东西出现；甚至有宦官在文明太后面前陷害他，以致太后大怒，命人用棍子痛打了他一顿……

这些白纸黑字的史官记录让后人看到了元宏虽贵为天子却毫无幸福和温暖可言的童年。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元宏，如同孩子一般缺乏理性和耐心，不懂妥协和协商，一味只固执于强权的力量。

从这个角度再来看元宏的汉化政策，甚至于迁都，会有一种感觉，他只是在逃避，逃避那个生活在杀母、杀父、杀妻仇人，却同时又是自己恩人阴影之下的自己。

大梦一场

孝文帝死后30年，即公元529年，军阀尔朱荣攻陷洛阳，对洛阳的皇族、百官公卿进行了大屠杀，但南梁将领陈庆之出使洛阳，仍旧感慨：“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

而河阴之变前的洛阳，更加富庶繁华，号称“十万九千户”，约有60万人，是这一时期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城市。北魏声威，远至大秦（东罗马帝国）。

这一切的功劳，当然应当归于孝文帝元宏。元宏的一生虽然短暂，真正实现乾纲独断的时间更加仓促，从文明太后去世算起，不过短短九年。然而，元宏这九年的人生却如流星般璀璨。一方面一力推行本民族的全面汉化，另一方面他数度御驾亲征，像天生就刚猛的鲜卑人那样战斗，迫切地渴望实现鲜卑历代君王统一南北的梦想。

命运之神却没有垂青于他，几次南征萧齐，元宏几乎都无功而返。公元499年，他在南征途中病倒，带着无限的遗憾，与世长辞。

这以后，历代史家对元宏的评价都很高。不过，也有人认为，元宏的汉化政策重文轻武，只学到了汉人的繁文缛节和仪式形式，却丢掉了鲜卑人的勇武质朴。

建立北魏王朝的鲜卑人如同一个体量巨大的婴儿，他的学习、 模仿，始终不得要领。

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个华夏大地，佛教深入人心，形成了巨大的宗教势力。北魏王朝也不甘落后，为招揽民心，成为华夏文明的正统代言人，他们将佛教推上了国教的崇高地位。根据《魏书·释老志》的记载，孝文帝迁都前，北魏共有寺庙六千余所，僧尼近八万。到孝明帝后期，全国有“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僧徒广占田宅，更多的人“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疯狂的造佛运动严重地伤害了王朝的肌体。

当“国之肺腑”一朝沦为“代来寒人”的代北六镇将士发动叛乱时；当灵太后毒杀孝明帝引来军阀尔朱荣攻陷洛阳时；当北魏王朝大厦将倾时，硬要把这一切归咎于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显然过于牵强。毕竟，古代一君万民的集权帝制，是走不出王朝兴衰周期律的。北魏自然也不例外。

元宏的身上投射着鲜卑历代君王中华皇帝的梦想，承载了鲜卑民族的华夏梦。然而，元宏的一生确切地说，充满了悲剧色彩，就仿佛鲜卑人的华夏梦，最终流散成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