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夫

“德”字最早源于殷商，出自于甲骨文，见于卜辞。其字形是路口或路上的一只眼睛。意思有两层：一是“视线通直”，所以德通直；二是“看见了什么”，所以德通得。卜辞中还被借用来表示“失”。有得有失，有治有乱。文化密码，自古神奇。

回溯中华文明，重德释道由来久矣。“德治”思想的渊源，上可溯到西周早期的周公。

殷商时期，当国家的雏形出现之时，自称是“天”“上帝”在人间代表的最高统治者，却因奴隶的暴动，致使“天命改降于周”。这一历史大变革，使得获得执政权的周王朝最高统治者警醒，他们悟出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的“天命观”，并清醒地认识到，“天”只辅佐那些有德之人。

也就是从此时起，“德”在周公那里被提到治国安邦的高度来认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遂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韬略，这应该算得上“德治”的最初萌芽。

800年周朝天下后来被春秋战国所接管。天下大乱之际，各类人才辈出，思想、文化和智慧得到极大的释放与张扬。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纷纷登上历史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可谓淋漓尽致人尽其才，给后世诸多启迪和深思。

由是，便开启了“德治”的旷世大辩论。可以说，春秋战国纵横五百余年，其意识形态基本上就是在“德治”和“法治”的无尽纠缠与较量中，翻开新篇章的。

儒墨法之争

儒家鼻祖孔子最先提出“为政以德”，这与周王朝的执政理念一脉相承，所以很大程度上迎合了统治者们的主张。孔子所说的“德”，其实就是“仁”和“礼”。儒家的“药方”是“克己复礼”，也是孔子最初对颜回提出来的。仁，是孔子的核心价值；礼，是孔子的政治主张。

而对于孔子的这一套仁和礼，墨家、道家、法家等均群起而攻之，全都站到了对立面。

争鸣最初是从墨子批孔子开始的。墨子反对仁爱，也反对礼乐。他主张兼爱。兼爱类似于西方人的博爱，主张不分男女老少、亲疏远近、尊卑贵贱，都一视同仁。他以为，这样一来，诸侯间就没有战争；大夫间就没有掠夺；庶民间就没有残害；天下也就太平无事了。在墨家眼里，儒家不过江湖骗子，礼乐则既虚伪又无聊。《墨子》一书中的《非乐》《非命》《非儒》中的“三大批判”，集中起来可谓“礼乐之批判，天命之批判，儒学之批判”。墨家学派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并未能真正撼动儒家的根基。

墨家之后，儒家的主要对手是道家。对孔子的“德治”主张，道家显然不苟同。庄子甚至极端地认为儒家和儒家伦理是大奸大伪。在他看来，一个好的天下，是不需要拯救也不需要爱的。“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何以抵得上“相忘于江湖”？

儒家与各派争论升级的焦点事件，集中在一个发生在公元前513年的刑典之争上。

这一年，晋国决定将刑法的条款镌刻在刑鼎上“使民知之”，而这一公诸于众的做法遭到孔子强烈反对。他的理由是“维护礼治”，而礼治的核心是“尊尊”（即尊贵、尊崇），“民在鼎矣，何以尊贵？”

德治的手段是礼，法治的手段是刑。我们不禁纳闷，孔子为何要如此严厉地反对法治和刑治呢？孔子给出的理由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用政令来引导，刑罚来规范，人民不敢犯罪，但没有羞耻心；用道德来引导，礼仪来规范，人民不但知羞耻，还能自律。在孔子看来，“德”乃“治本”之“方”。他所要的结果，是“治标”又“治本”。

但在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眼里，孔子的这一理想设计根本不可能实现。他认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高压之下必有良民。韩非子所说的法治，实际上也是巩固封建君主的统治。

儒家出道的韩非子并非要与儒家交恶，正所谓实现其“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韩非子观点深刻之处就在于，人是靠不住的，只有靠制度。在韩非子看来，唯一能做的，是用制度来防范人们作恶。而最为管用的，就是“两面三刀”，两面即赏与罚；三刀就是势、术、法。这些加起来，就是韩非子所谓的“法治”。

德的含义

庄子的理想是“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墨家和法家的设计是“上如蜂王，民如工蜂”，儒家的主张是“上如父母，民如子女”。这，就是封建社会。

道家讲道，儒家讲德。德的最高境界，是中庸。孔子有云：“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就是不走极端；庸，就是不唱高调。故而，历代统治者都是兼用儒法，道家思想则一直为文人士大夫所青睐，因而不但有“外儒内法”，且有“儒道互补”。唐代以后，更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流”。

失道而后德，所以周公讲德；失德而后仁，所以孔子讲仁；失仁而后义，所以孟子讲义；失义而后礼，所以荀子讲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历史学者易中天曾戏言，大同之世为何“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是因为物质匮乏，根本没东西可偷。

“德”字最早源于殷商，出自于甲骨文，见于卜辞。其字形是路口或路上的一只眼睛。意思有两层：一是“视线通直”，所以德通直；二是“看见了什么”，所以德通得。卜辞中还被借用来表示“失”。有得有失，有治有乱。文化密码，自古神奇。

德，首先是得失，天命的得到与失去。必须“有德”，首先得“有心”。所以西周的青铜器上的德，在眼睛下面加了“心”，意即“心中所见”，内心世界的得失与曲直。

古人果真了得。对这一本真，最初的周人悟得最为透彻。他们的独到之处，在于新政权诞生之际，即把它变成了治国理念和施政纲领。

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并形成相当完备的行政伦理体系。

这些遗传下来的成果，都得益于两千年前诸子百家关于德治与法治的旷世大辩论，那场持续五百年的头脑风暴，让中华文明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