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健++++赵永平

近几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提速，很多农民特别是新生代农民离开土地，到城市工作、安居。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现象日趋明显。有村干部说，现在是70后不愿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后不提种地。可见“谁来种地”已成为时下农村的一个沉重话题。

留守老人和家庭妇女成种地主力

河南延津县，优质小麦闻名全国，这里的优质麦种子辐射大半个中国。

延津司寨乡平陵村农民张文明，全家5口人，儿子、儿媳在外打工，月收入6000多元，张文明的老伴照看孙子，10亩地全靠他一人打理。“不指望种地致富，也就挣俩活钱儿。”像他这样的情况，在村里比较普遍。

村民李成，74岁，他前年做完手术后才不再下地，12亩承包田交给儿子李文献侍弄。“不是儿子想种，是他身体也不好，不能出去打工，又没啥手艺，只能在家种田。”李成说。

平陵村，550户人，4900亩地。“55岁以下的，在田里几乎看不到了。”村支书肖洪生坦言，70后不愿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后不提种地。村里的地没有成规模流转，大都是老人、妇女在家种。

为啥不愿流转土地？肖洪生说，村里都是种子田，1斤良种比普通小麦贵两毛钱，地租低了，农民不干；地租高了，租不出去。另外，庄稼人有土地情结，家里种着地，一年口粮、吃菜都不用花钱了。

延津县农林局农经股贾勇介绍，目前全县土地流转面积38.49万亩，占比38.5%，龙头企业、合作社经营面积仅6.7万多亩。也就是说，全县将近三分之二的土地是由农户分散经营。调查显示，许多村庄七成以上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还有两成以上边种地边打零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力，主要是60岁以上老人和家庭妇女。

记者在山东章丘调研的情况也类似，全市104万亩耕地，流转面积32万亩，三分之二以上仍是农户分散经营。“自己种地比租出去划算。”53岁的枣园街道万新村村民刘开生，去年小麦、土豆轮作，一亩地纯收入1500元，而流转租金只有1000元。

问起以后打算，刘开生说：“别说儿子不愿意种地，就是愿意，他也种不了。”有一次他让儿子去浇地，折腾半天也没弄成，最后还是他办事回来赶到地里才弄出水来。

老人难撑现代农业，新型种地主体日子难过

据调查，从粮食单产水平看，普通农户并不比规模经营主体低。“一家一户精耕细作，大户、企业很难做到。”肖洪生说，现在从种到收都是机械化，但浇地、打药等不少活还要人工，比方说机播断线，补苗能不能补够，农民种自家的地，比给别人干用心。

现代农业不能光看产量，更要看质量，看发展后劲。普通农户连年丰收背后，一些问题凸显出来。“地越种越馋了，地力下降，化肥用量难减下来。”延津县农技推广站站长郭培荣说，现在推广科学施肥，一亩小麦施25斤化肥就行，但普通农户怕施肥少了，产量上不去，往往要施50斤。

种地确实要换个种法，种粮能手、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主体，被寄予厚望。然而，调查发现，玉米价格下跌，让不少新型主体陷入新的困境。

“1斤少卖几毛钱，风险集中在大户身上，压力难以承受。”延津县僧固乡沙庄村种粮大户郭卫峰坦言。前些年政策鼓励大户种粮，郭卫峰和3户农民联手，到2014年流转面积发展到600亩，购置了几十万元的农机具。“粮价好了两年，去年一大跌，赔进去9万多元。本来准备再流转900亩，地都说好了，可是不敢租了。”郭卫峰说。

土地退租苗头出现。延津世纪富合作社理事长赵国换说，合作社共流转1800亩地，合同签了10年，虽然还没到期，但预计到下半年，有一半地要退回去。

流转速度明显放缓。僧固乡乡长刘向辉说，前几年经常有人来租地，一开口就是“有多少流转多少”。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没人来找地了。

种粮不赚钱，银行贷款更加收紧。一家合作社负责人说：“过去5年都找一家银行贷款，一笔钱要交双份利息，贷完先存回去，再贷出来。但有钱就比没有强，没想到，去年银行听说种粮赔钱，今年不给贷了。”不少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营困难，有的甚至有名无实。

困境中，不少人在反思：“流转成本涨得太高了！”“一亩租金1200元，这样的价格，种粮根本赚不到钱。”僧固乡种粮大户陈长海算了笔账：种小麦、玉米两季，每亩要赔150元。据了解，延津县每亩租金要800～1200元。在章丘市，2007年地租每亩不到500元，现在平均达到1100元，最近有更高的，直接到了1468元。

“当务之急是尽快帮助新型主体和农民渡过难关，让会种地、能种地的不吃亏，农业未来才有希望。”延津县分管农业的副县长罗鹏说。

罗鹏认为，土地流转要顺其自然，要适度，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就业相适应。到底多大规模算“适度”？县里做过调查，龙头企业、合作社经营规模500～1000亩最理想。

此外，依托社会化服务体系，采取土地托管、代种等方式，也可以带动广大普通农户，既能发挥一家一户的“精耕细作”，也能实现规模化、专业化生产，是今后的一个发展方向。

“城归族”带来新希望的启示

还有一些从农村到城市打拼多年的经商者和务工者，选择向农村回归。他们携带着在城市打拼中积累的资本、技术、现代化经营管理理念和产业运作经验回乡创业，给农村带来了新希望。

20多年前，重庆开县青年农民祁秋中离家外出打工，当时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跳出农村。然而几年前，经历千辛万苦从建筑工一路成长为建筑公司老板的祁秋中，出人意料地选择回到农村老家种蘑菇。

祁秋中用搞建筑积攒的第一桶金，创办了金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他凭借在城市结交的广泛人脉，以及先进的企业化运作模式，公司生产的食用菌远销香港、日本等地，年产值4000多万元。祁秋中说，20多年打工经历，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笔财富，而返乡创业，用好了这笔财富，实现了人生价值。

一个祁秋中改变了一个村。几年来，5000多户乡里乡亲跟着他种蘑菇，户均增收1万多元。从农村到城市，再回到农村，仿佛是一个折返跑，却跑出了祁秋中们的精彩人生，更跑出了农村振兴的新生力量。

开县170万人，曾经近70万人长年在外务工，有“打工第一县”之称。最近6年，开县每年都有1万多名“城归族”。这6万多名“城归族”创造了开县经济的“半壁江山”——创办经济实体占全县企业总数的50%以上，生产总值对全县的贡献率也已超过50%。重庆另一个打工大县云阳县，每年回乡创业的“城归族”也以年均50%的速度递增，他们创办的企业生产总值已超过100亿元，对全县经济贡献率达到40%。

重庆梁平县天农八部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文华成，曾是乡亲们口中的传奇。文华成离乡求学后，进入重庆主城区一家国有企业，一步步成长为年薪数十万元的国企老总。2014年，文华成从国企辞职，回到家乡，带领大家一起卖柚子，让乡亲们看到了家乡富裕的希望。

近几年全国闻名的“梁平柚”遭遇销售困境，最困难时有近50%的柚子卖不掉，果农纷纷挥泪砍树。文华成通过电商渠道卖柚，根据树龄越长口感、营养越好的特性，创造出“年份柚”的概念，将柚子分成30年、50年、100年的类别进行网络销售。去年一共卖了1.25万吨柚子，销售收入8500多万元，还将梁平柚的收购价从前年的4角提升到去年的1元左右，为当地农民增收5000多万元。

来自重庆市人社局的数据显示，市内外就业比例已产生逆转，从2008年的46：54转变为2014年的54：46。“城归族”回乡创业呈现星火燎原之势。

“城归族”带来新希望，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谁来种地”的难题才能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