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嫣

有专家指出，全国每年危险废物产量近亿吨，近七成流向不明。中国有多少有毒性、持久污染效应的危险废物，深埋于地下，暴露在环境中？那些含有有毒的物质、持久性污染的危险废物，或许就在你我身边。

驴肉店老板蹊跷身亡

2015年5月18日中午，位于河北省保定市蠡县东环中路的一家驴肉店里，老板李强工作时吸入不明气体晕倒，经抢救无效于次日身亡。沧州市科技司法鉴定中心相关部门负责人郎建表示，法医的鉴定结果是：李强吸入了剧毒的硫化氢气体。

民警介入调查，在案发现场一块边长约2米的方形铁板下方是一个水泥蓄水池，方形盖子本是一灌注口。水池底部留有一个直径5厘米的排水口，这全是为排放废液而专门挖设。此外，排水口连着专门挖设的一条暗管，与附近道路下的城市下水管网连通。

2015年5月17日、18日，先后有两辆罐车向水池偷排了废碱液和废酸液。由于驴肉店的地漏与下水管道通过L形弯头直接连接，偷排设施内的碱液遇到酸液发生反应，最终溢出大量有毒气体造成李强中毒身亡。

检方起诉书显示，倾倒废碱液和废酸液的，实际上是两个犯罪团伙：一个团伙将来自大型央企下属一家石化公司清洗设备后的废碱液在此排放，主要成分是硫氢化钠和硫化钠等，属危险物。2015年2月至5月间，这个团伙前后82次，把这家石化公司总计2816.84吨的废碱液被从北京运出；另一团伙则偷排了来自河北沧州、衡水等地一些用酸的电镀企业产生的危险物废盐酸。2014年8月至2015年5月间，这个团伙前后20余次，将600余吨废酸液随意倾倒在当地留史、百尺等乡镇的河堤和土坑里。

近几年来，危险废物案件一直是中国环境犯罪中占比最大的类别。2014年，地方各级环保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的2000多起射线环境污染犯罪案件中，危废违法案件也占了四成。仅在山东一省，据2014年年末统计，山东省侦办了危废违法案件共计601起，占全部生态环境破坏案件的60%。

七成危险废物流向何处

危险废物，顾名思义，是对环境和人体健康具有危险性或潜在危害的固态或半固态废弃物。医院的废弃医疗器械、农药厂产出的农药渣滓、生活垃圾焚烧后留下的飞灰等，都属于危险废物。

危险废物是工业固体废物的一种。国际上一般认为，一个国家的工业固体废物数量与危险废物数量，呈一种固定的比例关系。环保部固体废物管理中心主任凌江在一篇论文中指出，中国每年产生的危废數量为1亿吨左右。

按照国际惯例和中国相关法律规定，危险废物应由环境执法部门监管，由有资质的第三方危废处置企业进行无害化处置。然而，一位接近环保部固体废物管理中心的官员说，估算的1亿吨危废之中，2014年仅有3600余万吨纳入环保部门监管视野，其余危废如何处置下落不明，处于未知的“黑洞”之中。

上述官员说，下落不明的危废一般通过3个途径被处置：一是大量危废被生产企业按一般固体废物处理掉了，就当成了普通垃圾；二是生产企业“自行处理”，或埋在厂区附近的地下，或以极低价格交由不法人员异地倾倒或填埋；三是被企业作为资源“利用”了。

此外，由于来不及被处置而堆积起来的危废数量与日俱增，形成了极大的环境隐患。据统计，企业申报的危废贮存量在最近几年一直维持在8000万吨以上的水平。所谓的贮存，实际上大多为露天堆存，与排放类似。如果加上未统计的贮存量，历年堆存的危废数量巨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贮存危险废物必须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一般情况下，贮存时间不得超过一年。然而，现实中许多企业的危废贮存都达不到这项规定的要求。由于迟迟未能找到有接受能力的合法危废处置企业，地面暂存点渐渐成了“地下藏存点”。

相对于生活垃圾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来说，危险废物的危害性要大得多。如果处置不当，绝大多数危险废物都可对环境造成重大污染，修复成本极高。其中的有害物质可最终进入人体，致人患病或丧命。一些物质，如六价铬，甚至会损伤人体DNA，祸延子孙。

鉴于危险废物危害性之大，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就依循国际惯例，设计并实施了一套危险废物管理机制，并规定危废违法案件中涉量超过3吨，即可追究违法者的刑事责任。但是，从层出不穷的危废犯罪案件来看，这套机制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危废“阴阳路”

中国的危废处置市场俨然分裂成了地上、地下两个部分。地上的“阳关大道”由环保部门实施全程监管，合法有序，但价格昂贵、效率低。“地下通道”里则是截然不同的场面——一条高效、低价的利益链，赢得了诸多企业的青睐。

2014年，江苏省常州市永泰丰化工有限公司，不愿花每吨6000元左右的正当路径处置危废，私下通过层层转包，先后通过在江苏务工的安徽利辛县人魏雪东、安徽涡阳县标里镇人李绍化、史庄垃圾场负责人邓卜安，跨省向安徽利辛县、涡阳县，运输、倾倒上百吨二氯苯酚、三氯苯酚等危险废物。

在这条成熟的产业链条中，最初每吨1200元的收益被中间人、各级转包人层层瓜分，链条终端的邓卜安最终收到的报酬是每吨50元。“作为非法处置危废利益链的终端，他们到手的好处费是被中间各个联络人‘剥削到最后的所得，通常非常有限。但他们就是为了这一点蝇头小利，亲手将危废拉到自己生活的村庄，倒进嘉祥的河流田野，不禁让人叹息。”安徽环保组织“绿满江淮”负责人凌艳雪说。

为什么部分企业的大量危废最终不走阳关道，却冒着违法的风险进行地下处置呢？有关专家分析，一是非法处置更省钱。二是绝大多数违法处置危废的企业逃过了监管，即使被发现，通常是罚款了事，被严重处罚的一般只是直接的危废倾倒者或填埋者。三是危废客观上需要跨省处置，按照现行法律法规，从审批到批复需要大半年时间，最终的结果通常还是对方省份环保部门“不同意接收”。四是当前正规的危废处置能力还不足，在需求远远大于供给的情况下，处置价格一旦超过企业利润空间，就有将企业逼上梁山的风险。

2013年“两高”司法解释出台后，全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的与危废相关的一审刑事判决书多达500件。然而，汹涌的危废案件背后，每年全国仍有数千万吨危废正被非法排放到环境中。而对于大企业来说，他们更能采取种种手段逃过刑罚。

因倾倒量大、倾倒铬渣含毒性极强的六价铬，2011年的云南曲靖铬渣案曾轰动全国，掀起全国彻查铬渣堆存点的行动。5年前，民间组织“自然之友”向涉嫌违法倾倒5000多吨剧毒铬渣的陆良化工厂发起环境公益投诉，就其造成的环境损害索取工艺赔偿。此案迄今没有结案，已经成为中国历时最长的环境公益诉讼案。

延伸阅读：中国治理土壤污染须攻坚克难

2016年7月7日出版的《参考消息》，转载了西班牙《国家报》网站7月5日一篇题为《毒害中国的看不见的污染》的报道，全文如下：

2016年5月底的一天凌晨，3辆卡车来到河北省辛集市大营村，趁着天色昏暗，将卡车上装载的“货物”倾倒进了附近的水渠里，直到有人发现并靠近，这些人才仓皇逃走。没人确切地知道倒进水渠里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一个月后，空气中仍能闻到化学品的气味。刺鼻的气味让村民张亚春（音）两年前种下的将近200棵杨树全部枯死，只能砍了当柴烧。旁边一块地的主人、农民老边（音）蹲在地头掉眼泪，他担心这块作为他一家全部收入来源的小麦地可能会颗粒无收，因为灌溉用水就来源于那个水渠。

居住着1500人的大营村的村民不知道谁该为这一切负责。在村子附近就是化工厂、钢铁厂和皮革厂。张亚春和老边说，当地政府对他们的投诉根本不理睬。“他们说让我们去找肇事者，然后由他们来处理。但是我们就是普通人，哪有这样的能力？”

在大营村以北，靠近拥有“皮革之都”称号的辛集市的地方是有着4000居民的锚营村。那里有一个巨大的露天垃圾场，堆放着周边数百家工厂制造出来的废弃物。由于气味难闻，村民们不敢开窗，对饮用水被污染他们也投诉了不知道多少回。一名王姓村民说，“很多人都得了罕见的疾病，甚至有年纪轻轻就得癌症的人”。

遗憾的是，这些并非孤立的案件。绿色和平组织的江卓珊指出，土壤污染在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和空气污染一样严重的问题。

中国国土资源部2005年至2013年进行了一项调查，2014年公布了部分调查结果。结果显示，中国全国总的调查点位超标率为16.1%，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达到19.4%，污水灌溉农田面积已经超过了330万公顷。造成土壤污染的各种原因包括，工厂有毒废弃物排放、污水灌溉或过度使用杀虫剂等。

中国政府今年5月底公布了《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到2020年，全国土壤污染加重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到2030年，全国土壤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到本世纪中叶，土壤环境质量全面改善。

但是计划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在新的有关控制土壤污染的法律通过之前，这个计划都还无法真正实施。中国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土壤保护问题专家王夏晖承认，此前调查的准确性并不高，还需要更多确切的数据。专家希望能在2018年底完成对全部耕地污染状况的调查。

全面执行《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是一项成本高昂的任务。据估计，计划的实施可能需要大约数万亿元人民币。而在2016年中国中央财政预算中，土壤污染防治专项预算仅有约90亿元。

但是最重要的是，该计划将地方政府视为执行计划的负责人。江卓珊指出，鉴于土壤污染的严重性，对地方政府而言最大的挑战可能是缺乏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