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瑜曼

[摘要]《茶馆》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部充满政治色彩的文学作品，并且认定其主旨便是批评旧社会，凭吊优质民族文化。可在笔者思维角度上，却是在为逐渐消失的传统文化谱写挽歌，当中散发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情结尤为浓烈。笔者的任务，便是针对《茶馆》这部文学著作中老舍的民族文化悲情特征加以细致化探讨，希望能够令更多人重新审视当中的情感主旨，并且快速合理地传承下去，为今后稳固的民族文化意识和自尊心树立提供保障。

[关键词]茶馆；主旨；民族文化；悲情研究

[DOI]10.13939/j.cnki.zgsc.2016.34.146

1 《茶馆》中老舍民族文化悲情阐述的现实意义论述

《茶馆》作为一类著名悲剧，可以说是老舍写作生涯的巅峰，被奉为我国当代话剧艺术的代表，其主张利用旧时代的北京城大茶馆——裕泰茶馆兴衰历程作为阐述背景，经过不同类型人物人生变化细节的生动描述，将清末、民初以及抗战胜利之后的不同时代社会面貌清晰化地映射出来，令后世可以完全领悟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动荡、罪恶和黑暗现象。这类悲剧当中隐含着茶馆、人物以及整个社会的悲凉结果，彰显出时代和现实性的统一性。透过客观层面观察认证，悲剧意识始终属于一类高超的艺术观念，更映射出一类摒弃世俗的人生境界，尤其是在现实悲剧多重体验和感知作用下，能够为观赏群体展现冲突和悲剧交错下的激烈情感状态。因此说，《茶馆》印证了老舍话剧创作上的最高成就地位，当中蕴藏的悲剧意识自然十分之浓厚。

2 老舍在《茶馆》中进行民族文化悲情表达的相关细节内容研究

相比老舍其余文学著作，《茶馆》这部作品创作自由空间相对较大，当中更蕴藏着作者丰富的个人情感气息，包括对民族民运深刻的哀痛和思索等，因为其父亲便是在那个年代战死，因此其在利用话剧诉说个人家族历史过程中勾起无限的心酸和义愤情绪。至于这部分民族文化悲情在作品中的具体表现细节如下所示。

2.1 《茶馆》主题被捆绑在“葬送三个时代”上，印证旧社会被埋葬的必然性

所谓“三个时代”，即戊戌政变、民国军阀混战和国民党统治的解放前夕，三者存在明显的共通点，当权者统治方式都极为残酷黑暗，使得民不聊生。一旦说一类政权持续步入没落阶段时，当中最不可或缺的历史动力便是激昂的革命英雄和洪流。不过透过原作阅读赏析，发现贯穿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前清旧人，他们的处境是那么地悲凉萧瑟，更令阅读主体自然地回想起谭嗣同之死、常四爷参加义和团等光荣事迹，不过这些革命性行为却无本质上的进步意义，根本无法迎合民众摧毁旧时代的标准夙愿。事实证明，这部分时代背景选取上，并未将一些富有代表性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历史背景掺入，关于当时革命激越特性未能生动性呈现，缺乏旧时代埋葬的主导力量要素，这方面描述动机就自然不能成立。所以说，老舍在撰写《茶馆》这类作品时，并不是将个人精力全面投放在政治、社会变迁以及革命和阶级斗争层面上，因为他本人对于政治人物的促进和促退行为迹象不屑去了解。归结来讲，不论是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下层人民，抑或是曾经辉煌过的革命烈士，都挣脱不开被社会踩在脚下的命运，这可以说是一类民族和国家的悲剧。

2.2 运用简易、狠毒的笔锋，将旧社会多元化的众生形象生动地描述出来

《茶馆》这部作品之中心理描写内容并不多，老舍善于利用语言直接进行旧社会人物形象塑造，当中涉猎人物将近七十多个，部分角色台词不过寥寥数语，不管是讽刺或是感叹，都能够令欣赏主体愈加精准地把握掌控相关人物的性格，处理效果上可以说是入木三分。单纯拿《茶馆》的中心人物老板王利发为例，由始至终，该类人物都将中华民族性格独有的矛盾、弱点一一呈现。第一幕中，王利发年少便承接父业来经营茶馆，为了在当时纷乱的年代生存下去，他在处事手段上逐渐变得八面玲珑。这证明该类人物本身存在圆滑和妥协性格，注定一生都是一个小商人，面对大潮流的激烈变幻迹象，他开放租房营生并且聘请女招待。可不论如何变动调整，茶馆始终张贴“莫谈国事”的大字，反映出王利发对当朝统治人员欺压行为的强烈不满情绪，同时又表现出他为了息事宁人而愿意卑躬屈膝服从的矛盾心态，这是时代造就的必然结果，不可以偏概全地认定是缺点，老舍想要集中阐述的是，如若无法将那个时代通病彻底治好，这种性格的人将会接连衍生。

2.3 配合时间将不同情境层层串联，引起后世对民族文化悲情深层次的思考

不管王利发茶馆营业模式改革或是秦仲义实业救国，最终结果都是失利的，因为时代进步过程中，社会愈加黑暗，民主共和和抗日战争都无法整改旧局。持续到第三幕，在国民党反动腐朽统治作用下，一些长期生活在下层的小人物终于被逼死，这便需要引起人们深思，不管封建社会或是战争怎样残酷没人性，人民还能相安无事，可偏偏在国民党统治体制下步入死亡危机，此类对比方式夹杂着老舍深入的讽刺和批评情感，因此在最终新社会来临之际，老舍利用极为特殊的形式向世人发出警告，旧社会不能救中国，只有新社会才能令人民获得幸福，此类描述方式着实令人感知印象深刻。透过上述葬送三个时代内容观察，证明老舍的强调结果是和当时政治环境紧密关联的，其核心动机令当时文艺政策能够接纳其作品，具体表现在劳苦民众在惶惑中偷生处境的细致描写，将当时民族处于危难时刻的众生相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映射出作者强烈的民族反省的理性力量和爱国情怀，证明作者民族意识已经成功地提升至民族性格、命运的艺术概括等级层次之上。事实证明，此类行为模式并不存在作者的违心思维，因为老舍本身是一名自由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接受上自然较常人快，即便是他自身对于毛泽东社会主义实践理解不深或是产生某种抵触心态，但他始终深受民族传统文化影响，因此无法盲目地进行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实践质疑，相应地他会认定这是历史必经之路，能够透过理智层面上予以全身心地接纳。

另外，《茶馆》话剧之所以能够将民族文化悲情予以生动细致化呈现，还和其艺术构思取材掌控上的连贯性有着直接性关联，这类现象在他的其余剧本著作上也能够得到细致的呈现。老舍本身利用平民世界作为核心取材校验对象，发人深省之余，令人逐层体验并获取较为真实动人的艺术效果。老舍一直以来，将个人注意力集中投射在北京底层社会之上，紧紧抓住底层社会市民的命运，始终洋溢着一种北京市民社会从根底上散发出的生活气息，北京城虽然很大，甚至是皇城国都，但自古以来，北京这片土地上就更多地带有一股特定的平民意味和气息，这就是北京城特有的性格。《茶馆》以茶馆为反映时代的舞台，抓住了平民的心态与性格。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抓住了北京城的本质和特点。

3 结 论

综上所述，透过《茶馆》这类悲剧，我们可以清晰、透彻地观察领悟到老舍对旧中国、旧社会较深的认知结果，特别是在王利发等下层贫苦人民悲惨命运书写上，更验证出老舍民族文化悲情抒发的迫切性，因此这部分人员无法紧跟时代发展步伐，特别是在反面人物节节逼退背景下，使得这部分悲剧独有的美感力量得到进一步增强。因此，日后想要进一步提升社会大众对该剧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的认知水平，唯一适应路径便是透过悲剧特征去逐层验证、理解相关内容集中展现的时代和现实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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