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11月上）

在任职期间，科室里的医疗、教学、科研以及人才培养都是我规划、设计、主持的，所以在工作安排和业务开展上也比较顺畅了。我很快就做了开展心脏麻醉手术的计划，要求科室的所有医生，只要担任主治医师后，就必须掌握心脏手术麻醉这项技术技能。

我对科室里的住院医的培训，制定了一个五年计划，一个长远计划，还有一个短期计划。临床医疗要引进什么新的技术，我们就要配套地做好教学安排。除了完成医疗任务外，我们要承担科研和教学任务。有了规划就得有后续工作的督察机制，所有人员以临床为基础，要保证临床任务的完成，教学科研是促进临床发展的很重要的手段，医生们都是保证临床业务完成的情况下，每年做出一个课题，时间不够了就得加班，完成学术任务科室还要给予奖励。

那时候我们科室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学科建设氛围非常好。每年做出计划，填报申请所购进的仪器设备资金基本都能到位，对科室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友谊医院的麻醉科后来在北京市的麻醉学术发展建设上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当时在所有三级甲等医院中，友谊医院处于第一位，整个北京市麻醉方面的学术活动都由友谊医院牵头，所有的学术活动也在友谊医院开展。它在北京市麻醉学科的发展、交流、理念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有脍炙人口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后来就有“友谊第一”之说。

在积累了大量心外麻醉病例的同时，因为夫人靳家玉在友谊医院妇产科工作，所以我对产科麻醉很感兴趣，像分娩镇痛，刮宫产的麻醉选择，以及母婴安全问题，我在20世纪80年代就带领科里的同事在这些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发表了一些文章，并获得了多种奖项。经过多年的临床总结，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决定了友谊医院麻醉科的临床发展方向为：器官移植、心脏外科麻醉以及产科麻醉。

而我们的科研方向为麻醉药理的研究、疼痛诊疗和疼痛基础的研究。到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拿到了卫生局级的科研进步一等奖6项，北京市科研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

其实，干了多年麻醉，我的体会是，事前想到的往往不发生，发生的都是想不到的事；当大夫的要以预防为主，针对哪个病人有哪些问题，需要做出充分全面的准备。凡是发生问题就是你没想到的，那就是麻醉医生的责任。在工作中，我秉承“病人满意、手术大夫满意、自己满意”的原则，麻醉中不能有达不到标准的地方，比如在麻醉中血压波动很大，病人该醒了醒不了，该拔插管了拔不了都是不允许的。直到今日，我在做麻醉过程中，仍坚持着跟随谢荣教授学习时留下的好传统，做手术时始终站着。手术过程中，我始终站在病人头部前方，查看监护仪的变化，观察着病人的各项生理指标。了解手术的进展程度，提前判断手术大夫的操作对病人的各项生命指征的影响，及时予以配合处理。同时，我也要求科里的同事都能这样做。

为防止医疗意外，及时总结教训，我经常要组织科里人进行病例讨论，包括死亡病例讨论，危重病例讨论，术前病例讨论。每天下午3∶00～3∶30，全科大夫围绕第二天手术及病人情况展开讨论，每个月都有危重病例讨论，及时吸取经验教训。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