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画/张珍珍

“ 如果仅仅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阶段，食品安全问题将很难从根源上消除。”

——致公党上海市副主委，上海市侨务办公室原副主任蔡建国如是说。蔡建国认为，食品安全问题不仅反映出某种食品存在安全性问题，往往背后隐藏其他多种复杂因素，从而导致相类似的食品安全问题“改头换面”，接二连三，此起彼伏。因此，对食品安全的治理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必须要有系统性思维。将食品的安全性问题，置于行业发展规律、产品供需状况、经济社会问题（包括环境污染）、民众的消费习惯和食品安全知识等多种因素中进行综合分析，不仅要追究监管制度和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还要从根本上铲除引发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源，保证食品安全的长治、久治。

“药品招标对自主定价的创新药没意义，根本没有必要进行下去。”

——全国政协委员丁列明如是说。丁列明认为，药品招标对自主定价的创新药其实没有什么意义，这种没有实际意义的招标根本没有必要进行下去。但令人纠结的是，如果没有招标，药企就没机会与医院谈药品进医院的事情，这样的招标对市场的整顿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不能把国人的看病问题简单地推向市场。”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教授刘志彪如是说。刘志彪认为，从生产者和消费者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上分，医疗服务应属于信任品而不是搜寻品和经验品。生产者由于对生产过程更加了解，因而比消费者拥有更多的产品质量信息，而消费者即使消费了产品之后，也不能判断产品质量的好坏。由于患者缺乏有关知识和信息，很难对医院提供的服务进行自由选择和评价，且这种消费行为关系到消费者生命安全。因此，对医疗服务，要由政府的社会性规制来控制，而不能采取完全的市场调节。

“要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关键是承认他们作为优质人力资源的价值，并让他们获得与该价值相匹配的收入。”

——全国政协委员张俊芳如是说。张俊芳认为，政府没能让医务人员有尊严地、名正言顺地得到他们应得的酬劳，也没能管住他们通过灰色、甚至是黑色方式获取的收入。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办法，就是把医生多点执业这条路走通、走好。我国目前在政策上允许医生多点执业，但具体实现路径还不清晰，还没走通。

“医疗体制和医学教育造成问题不能都怪在医生身上。”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柯杨如是说。柯杨认为，医疗体制改革问题和医学教育问题都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需要用历史的眼光分析看待。如：在医学教育方面，不能急功近利追求大而全，要善待医学生，给予他们成长的时间，并充分发挥医学院校附属医院的医学教学作用，不能一味地将责任简单地添加到医生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