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远

北京时间2016年8月21日上午9点，美国堪萨斯城，郝景芳凭借小说《北京折叠》获得第74届雨果奖。她是第二位获得科幻界最高文学奖的中国科幻小说家，第一位是刘慈欣。32岁的郝景芳不仅是一个科幻作家，还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项目主任。这两个貌似井水不犯河水的角色恰恰是她写作冲动的来源。

寻找那消失已久的金色夕阳

作为理工女，郝景芳从高中起就痴迷物理。她也读科幻小说，但真实的宇宙更让她着迷。她为之废寝忘食的是卡尔·萨根的《暗淡蓝点》、爱因斯坦关于科学哲学的文论，还翻烂了一本哥本哈根学派物理学家们的随笔集——即使是海森堡、玻尔等人关于量子力学的普及版阐释，也震撼了她的世界观。而读薛定谔的《吠檀多哲学与现代科学思想》时，她清晰记得“傻了，头皮发麻”“那就是一道闪电”。

郝景芳如愿考进了清华大学物理系。但大一发生的一件小事，或许提早暗示了她后来人生轨迹的改变。那天，她去校外参加一个环保主题论坛，一位教授刚讲完，她就追着问：为什么中国不能像外国那样做好垃圾分类？教授没有和她探讨的兴趣，漫不经心地回了一句：“小姑娘，你知道中国有多少人在做垃圾处理吗？据说河北有一些村庄，60万人靠垃圾处理活着，你去查查。”

郝景芳去查了才发现：垃圾围城。不要说河北，她家所在的北京清河附近，也有巨大的垃圾回收处理中心。她曾读到纽约的相关资料：由于某些法律规定，纽约的垃圾不得入海，它们每天会被火车运送到几千公里之外的科罗拉多州，那里有专人负责粪便填埋——埋在这些填埋者家乡的土地下。这种“超级大都市特权”让郝景芳想起了自己随调动工作的父母从天津转学到北京的经历。“发现北京的功课如此简单，大学如此好考，忍不住抓住北京的同学就开始说：知不知道你们轻松快乐的生活都是建立在特权之上的……当然，人家才不愿意听。”

对于郝景芳来说，随着她开始思考这个世界上的不平等问题，世界的复杂性才徐徐展开——想解决环保问题，还要考虑原来的垃圾工人的失业问题；想解决失业问题，要考虑他们接下来的流动性问题，而流动性问题又关联着户籍问题……最初你只想解决一个问题，最后它都会变得非常庞大。

22岁，郝景芳继续在清华读天体物理的研究生，但不平等的问题仍然困扰着她。郝景芳最终决心转系，她想从经济学中研究不平等的根源。于是，她读了清华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博士。一度，郝景芳的博士论文想用一个模型来解释财富分配，并试图用数学公式推导出来。最终，“因为这个研究虚无缥缈，就算做出来也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郝景芳放弃了，但她将自己的思考写成了一部长篇小说《流浪玛厄斯》。在这部小说中，地球和火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地球实现了完全的自由交易，一切彻底市场化；火星则相反，是一个完全为了创造公共价值而存在的乌托邦，但它的问题是没有经济系统，随时会崩溃。

在《科幻世界》杂志的一次笔会上，郝景芳把这篇小说带给很多人看，但没有人回应。这让她非常沮丧。几周后，她收到了唯一一封邮件反馈，对方告诉她：“你创造的世界是绝无仅有的，你的小说中有一种别的科幻作家没有的色彩，就像消失很久的金色夕阳又回来了……”发件人的名字：刘慈欣。

那轮金色的夕阳给了郝景芳另外一种出路——还可以把思考变成小说，在科幻这条路上保持对这个世界最坦率的洞察与表达。

一个科学女青年的别样修为

2011年夏天，郝景芳找了份高大上的实习工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北京办公室工作。每天，她从五道口出发，倒两次地铁到国贸，电梯飞向三十几层，室内恒温，窗明几净——从这样的窗户里打量北京，北京是会发光的。实习持续了一年多，郝景芳穿着裙子和高跟鞋，参与着关于中国宏观经济的英文讨论。

IMF新总裁拉加德上任后来中国访问，郝景芳去接机，陪这位“欧洲最有权力的女人”从首都机场到丽兹卡尔顿饭店，从丽兹卡尔顿到中南海，从中南海再到国家会议中心。点与点之间，绝无停顿。拉加德见了最高级的领导人、最厉害的经济学家，他们说的话、做出来的决策，“真的能影响你这个国家人的命运”。

有一段时间，郝景芳住在清河，此地学区房的价格快要突破天际了，但就在她家小区对面，一片看起来马上就要拆迁的棚户区摇摇欲坠地存在了五六年。年久失修的吊车停在工地上，平房外支着小摊，小摊前常年挂着“甩”字，外来工带着他们大大小小的家当搬进又离开，也带着他们无处可去的孩子，像习惯了漂泊的吉普赛人。

时不时地，在以上场景的切换里，郝景芳强烈地感觉到：存在着平行的北京——清晨4点的清洁工人和三里屯午夜驻唱歌手们拥有的城市必然不同，就算在同一个时刻，人们就能分享同一个北京吗？手握权力或资本的上层决策者，面色疲惫的白领，然后是保安、快递、送餐员……大家可以共享CBD（中央商务区）的物理空间，并发生短暂而漠然的交集，但所有人都对彼此几乎固定的生命轨迹心知肚明。

2012年，郝景芳用三天时间写完《北京折叠》，发在了水木BBS上。这是不知年月的北京，空间被极端地分为了三部分。第一空间里的当权者享有完整的一天24小时，第二空间的中产白领和第三空间的底层工人则各自分到一天里的白天和夜晚。每到清晨，大地翻转，城市折叠，不同阶层的人在完全隔绝的时空里过着各自的生活。跨越阶层的通道极其狭窄，并且需要铤而走险。

小说中，郝景芳刻意去戏剧化：冲突看似始终没有发生，小说主角、来自底层的老刀为了给人送信，从第三空间来到第二空间又进入第一空间，最后带着第一空间的信回去了。老刀是第三空间两千万垃圾工中的一员，但事实上，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机器早已可以代替人处理垃圾，老刀们不参与社会经济的运作。反抗无从发生，因为连剥削者都不存在了——老刀们面对的是机器，这一无情之物。

那些无法想象的生活理应被书写

这样的科幻小说实在生僻，读者寡鲜。但2016年4月27日，这种深刻的思考与表达却得到了雨果奖的青睐，入围最佳中短篇小说奖。郝景芳得知这一消息时，发了三条微信，但第二天她就试图从这件事情中剥离开来，婉拒一切邀约，继续做她的本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一部项目主任。

2014年，郝景芳博士毕业，她没有去那些坐落在国贸上空的洋气机构，而是来到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担任研究一部项目主任。

加入基金会后，郝景芳做的第一个项目是贫困地区儿童每日营养加餐的社会实验。“比如有50所学校作为观察组，完全没有加餐，另外50所学校我们发放营养餐，一段时期后，测试学生们的生长发育情况、学习情况等，总结成报告。”郝景芳说，基金会有通畅的建言渠道，报告直接递交给国务院，这项社会实验的最终成果是：国务院启动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的改善计划，每年拨款160亿元，每个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可以获得每天3元的补助。

2016年3月，郝景芳又见到了拉加德。在钓鱼台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拉加德每年都来。郝景芳很忙，除了组织会议，她还有一堆课题，包括城镇化战略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还有受全国人大预算工委委托的财政税收预测。而不平等的问题几乎贯穿在所有研究中——能触摸第一空间，却为第三空间摇旗呐喊的小小团体。她非常喜欢这份工作。

虽然郝景芳在基金会里工作出色，很拼命，有时做项目几夜几夜地加班，但她并没有因为工作而忘记写作。她说，如果未来有可能，她想写一本《不平等的历史》，写人类数千年来是如何面对不平等、与之作战并败下阵来的。毕竟到目前为止，对不平等的宣战还未取得真正胜利。在郝景芳看来，另一些人生活在沉重的现实引力之下，过着难以想象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理应被书写。

（编辑 张秀格

gegeprett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