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鲁超

（烟台大学 学报编辑部，山东 烟台 264005）

研究谏议制度的拓荒性著作
——读《中国谏议制度史》

曹鲁超

（烟台大学 学报编辑部，山东 烟台 264005）

谏议制度在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中具有独特的地位，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运行中的重要一环。晁中辰主编的《中国谏议制度史》一书作为对该制度研究的通史性著作，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全书把中国古代谏议制度的演变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详细论述了该制度的发展演变，是对谏议制度史的系统性总结。书中还对古代谏议制度的作用和局限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概括，厘清了一些观念上的误区，深化了对谏议制度的认识。

《中国谏议制度史》；谏议；制度史

在中国有句流传久远的俗语:“文死谏，武死战”，它生动地描绘出古代臣下事君为国的最高道德规范，也说明了谏议在中国政治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而君主能虚心纳谏，臣下敢于直言劝谏，这是古代国家政治清明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

所谓“谏议”，简单地说就是指臣下对君主直言相劝，其目的在于减少君主的决策失误或助君主改正错误。谏议制度在本质上体现了民主决策的部分特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优秀组成部分，是灿烂的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一个突出贡献。因此，认识古代谏议制度的演变历程和其发展中的得失，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各级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于具有中华文明传统特色的谏议制度，学界虽有相关成果问世，但多数是在研究监察制度或政治制度时略有提及，尽管也有对唐、宋等朝代谏议制度的断代考察，仍缺乏对谏议制度全面、系统的研究。实际上，谏议虽与监察有一些关联，但二者毕竟有着本质的不同，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谏议是针对君主的，而监察是针对臣下的。而以往的研究中，有重监察轻谏议的现象。这种现象在目前有所改观，由晁中辰教授主编的《中国谏议制度史》已由中华书局于2015年出版，该书还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续资助项目资助（10FZS015），更加证实了对谏议制度进行系统研究的必要性。《中国谏议制度史》共计64万余字，上起先秦，下至清末，对中国谏议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通读该书后，客观地说，这是一部研究中国谏议制度的拓荒性著作，在许多方面具有突破性贡献。总体来看，以下三个方面给人的印象尤为深刻。

一、全书把中国古代谏议制度的演变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特点鲜明，脉络清晰

通读该书可见，整个中国古代谏议制度的演变历程被叙述的很清楚，并归纳为如下四个阶段，作者还总结出了每一阶段的特点，使得全书的脉络十分清晰。

（一）先秦——谏议制度的萌芽阶段

殷商以前，在残存的军事民主制的影响下，下属对君主（或首领）的劝谏是广泛存在的，并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良好传统的开端。正如该书中所指出的，黄帝曾特设一“明台”，以广泛采纳民意；尧曾设“欲谏之鼓”，舜则设“诽谤之木”，大禹则设五种乐器，这些都是供下属进谏的工具。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舜还曾任命一个叫“龙”的臣下作“纳言”，具有了谏官的雏形。

殷商以后，则出现了以进谏为主的职官和专职谏官。西周设有“司谏”，还设有“保氏”“保氏掌谏王恶”。由此可见，这里的“保氏”当属专职的谏官。到春秋战国时期，谏官得到了广泛的设置，郑国设有司直，齐国专职的谏官为“大谏”，楚国的谏官叫“箴尹”，其他的诸侯国有的也设有御史和郎官等。这些官员有的是专职谏官，有的还负有监察或教化之责，它们都是以后谏官制度的渊源。

（二）秦汉魏晋南北朝——谏议制度的发展阶段

此一阶段的最大特点是，为适应政治体制的变化，专职谏官职能的强化和专门衙署的设立。秦汉皆设谏议大夫，专掌谏议，但人数上并不固定，在从属关系上属郎中令，故此谏议大夫此时尚没有自己专门的衙署。此外，秦时设的“给事中”，秦汉的御史大夫等都有类似谏官的职责，但他们除了有谏止或纠正朝廷“阙失”之责外，还兼有监察之责。另外，东汉时期的御史台亦兼掌进谏之事。汉代的谏议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朝廷的决策，还涉及皇帝的言行等小节，特别引人注目。

魏晋南北朝时期，因政权更迭频繁，官职设置变化较大，在谏官制度上，西晋时始设的门下省是最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门下省专掌谏议诸事，有自己的属官，这也标志着谏议官员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衙署，谏议制度因此更加制度化和规范化。

（三）唐宋——谏议制度的成熟阶段

隋唐是谏议制度趋于成熟的最重要的阶段，三省六部制中的门下省为掌管谏议的最高衙署。在当时的制度设计中，皇帝下达诏令，如门下省认为有误，则有“封驳”之权，即退还皇帝，请另颁诏令。著名谏臣魏征即为谏议大夫，门下省的长官。大诗人杜甫、白居易、元稹、王维、陈子昂、岑参和韦庄等都曾出任谏官。杜甫曾任左拾遗一职，其著名诗句“先朝纳谏诤，直气横乾坤”“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都生动体现了他直言敢谏的风骨。唐代还在科举考试中有意识地网罗谏议人才，比如特设了“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

在谏议制度上，宋代专设“谏院”。大文士司马光、欧阳修，著名清官包拯，都曾“知谏院”，即被任命为谏院长官。《资治通鉴》是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编成，某种意义上即可视为最宏大的谏议长文。另外，名士苏东坡、范仲淹、寇准、王禹偁、范祖禹等也都曾任谏职。宋代的谏官不只是向君主进谏，而且可以弹劾百官。同时，宋代御史台另设言事御史，亦兼负起谏言之责，从而开启了“台谏合一”的先河。宋代科举发达，士大夫阶层空前壮大，而且当时“不罪言官”，言官还可以“风闻言事”，因此直言敢谏一时成为风尚。

（四）元明清——谏议制度衰落和“台谏合一”阶段

元明清时期，谏议制度的最大变化是专司谏议的机构和人员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新出现的“台谏合一”。

元代时已取消了门下省，以御史兼谏言之事。在明代，六科为谏官，但也可以“察”；御史为察官，但也可以“谏”，即所谓“台谏合一”。六科给事中有封驳权，时称“谏垣”。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合称“科道言官”。在谏议制度上，清代的制度大体承自于明，但又有新的演变。明代时六科尚存有单独的衙署，而清代的六科则被归入了都察院，失去独立地位。这种演变表明，对君主谏劝的功能越来越趋向弱化，而对臣下监察的功能却越来越被加强，这也反映出君主专制越来越强化，并走向专制制度发展的顶峰。但鸦片战争后，随着内忧外患的袭来，传统谏议制度转为向近代议会民主制过渡的时期，并也出现了像“资政院”这样议会性质的机构，但总体建树不大，未能完成实质性过渡。光绪末年废六科后，谏官彻底消失；不久宣统帝退位，君主制瓦解，中国传统谏议制度亦因此相伴而终。

以上论述是全书的主体和核心部分，为读者提供了谏议制度一个完整的历史发展框架。

二、对古代谏议制度的作用和局限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概括

该书除了对谏议制度的发展历程详细论述以外，另外一个亮点是对古代谏议制度的作用和局限性进行了深入总结，这不仅在整体上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也有利于提高我们对这项制度的认识深度，同时也符合对一种事物的辨证认识。

该书把谏议制度发挥的作用归结为以下四点:其一，对于古代的专制君主来说，臣下的及时进谏可以尽可能地阻止他走向堕落，避免其变得骄奢淫逸或独断专横。正如《诗经》所言，“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其二，对朝廷所作决策来说，多了一道审议的环节，可以防止或减少出现重大失误。“汤武以谔谔而昌，桀纣以唯唯而亡”，这正是谏议最直接、最重要的功能在两种选择上的生动体现。其三，对朝政来说，谏议有利于朝政更清明。臣下勇于进谏，君主虚心纳谏，就能实现政通人和，朝政清明。其四，对权臣来说，谏议是一种有力的制约，使其无所遁其形。

任何一项制度都无法做到尽善尽美，书中对古代谏议制度的局限概括了三点:第一，古代谏议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它仅仅是君主专制制度的一种补充而已，最后起决定作用的仍是君主本人，专制制度在明清时期走向强化正是谏议作用局限性的最好证明。第二，臣下直言进谏的风险太大。开明的君主并不多，历史上有许多大臣就是因为直言敢谏、逆龙鳞而遭祸，轻则下狱，重则杀头。书中列举了许多具体事例，为这种谏诤行为的风险性作了很好的注脚。第三，古代谏官有时在特定时代又会被卷入朋党之争，党同伐异，挟私报复，致使谏议沦为朋党之争利用的工具。中国历史上，唐宋明清都或多或少有党争出现，其背后都时隐时现地有借谏议以徇私的影子。

三、厘清了一些观念上的误区，深化了对谏议制度的认识

该书的论述中，也驳正了大家传统上的一些认识误区，使我们能更全面地看待传统社会，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可以使好的文化传统得以传承。

过去，因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及历史认识偏差的缘故，一提到古代封建社会，人们马上就想到君主专制，似乎那时是一片黑暗。实际上，那种绝对任由君主独断专行的时期是很少的，谏议制度在绝大多数时期都在发挥着作用。谏官最大的权力是封驳权。自唐代以后，大多数时期，皇帝颁发的诏令都需有谏议部门（如门下）的“副署”。唐朝著名谏臣魏征，因一事曾数次行使封驳之权，从一定程度上可说他为成就“贞观之治”作出了重要贡献。

再如，过去对儒家“忠君”思想的认识亦过于片面。实际上，儒家并不提倡盲目地“忠君”。孔子主张“以道事君”，孟子主张“君有大过则谏”。儒家倡行“仁政”，君主不独断专行和虚心纳谏就是“仁政”的题中应有之意。以儒家的思想来看，君权并不是无限的，不是绝对的。如果君主违背天意而“无道”，就应该被“有道”者取而代之。商取代夏，周取代商，都是“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这种君权有限的思想为纳谏和进谏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因此，并不能把古代儒家都笼统地视为“愚忠”。

享誉世界的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列举出世界上的21种文明，其中的20种有的消失了，有的中断过，而只有中华文明从未中断，一直到今天仍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并焕发出蓬勃的生机。这表明，中华传统文化中一定有许多优秀的成分。应该说，谏议制度就是促使中华文明健康绵延、生生不息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一，是中华传统文化园地上一朵绚丽的花朵。它所体现的民主决策特性是十分宝贵的思想资源，对今天各级政府实现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仍具有借鉴的价值。

当然，作为一部大部头通史性的著作，该书也有一些美中不足。例如，大概由于该书有多人参与撰写，故全书行文风格不尽一致，对材料的取舍繁简也不一。书中对儒家和早期思想家的谏议思想论述较为详细，而对其他各家和后期思想家的谏议思想论述则较为薄弱。但作为一部研究谏议制度的拓荒性著作，这些瑕疵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希望该书如再版时能进行修订，有所改进。

【责任编校项晓静】

On the Pioneer Works about Advice-Giving System，Based on the

CAO Luchao

Giving advice system（谏议制度）has a unique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olitics civilization，it is the political system in ancient China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necessary part.（《中国谏议制度史》）edited by Chao Zhongchen as the study on the system of general history works，has its own creative value.The book of giving advice system evolution process is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is discussed in detail.This book is a systematic summary about giving advice system history of China.The book also the role and limitations of giving advice system were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comprehensively，clarifies some conceptual misunderstandings，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giving advice system.

；giving advice；system history

K203

A

1674-0092（2016）03-0087-03

10.16858/j.issn.1674-0092.2016.03.018

2015-12-10

曹鲁超，男，山东冠县人，烟台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民族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