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贵

（安康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陕西 安康 725000）

论孟达之真实面目

杨明贵

（安康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陕西 安康 725000）

本文根据《三国演义》及相关历史文献，对孟达的真实面目重新进行分析和还原。通过搜集整理孟达其父、其友方面的历史文献，本文认为，孟达政治眼光敏锐，军事才能突出，内心桀骜不驯，功业欲望强烈，就武功、谋略和才情而论，孟达当属蜀中士族中的出类拔萃者。而孟达与作为领导者的刘备在性情气质方面的对立与排斥，也许为孟达投靠刘蜀集团后的悲剧性结局埋下了伏笔。

孟达；真实面目；《三国志》；《三国演义》

在《三国演义》及《三国志》 《晋书》 《资治通鉴》中，孟达被描述成可与吕布齐名的倒戈将军，其人品和操守历来遭同情蜀汉政权的人士诟詈。在三国时期诡谲莫测、内斗惨烈的政治生态中，孟达果真行迹不堪、自取败亡吗？本文结合《三国演义》及三国历史文献，试图对三国政治舞台上孟达的真实面目重新作出还原。

《三国演义》及三国历史文献中，有关孟达身世的记述甚少。《三国志》未给孟达设传。《三国演义》中，孟达在第六十回“张永年反难杨修，庞士元议取西蜀”中首次出场。叙其出身，仅用“达字子庆，与法正同乡”数字而已。古人云:“有此父斯有此子，人道之常也。”又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这为我们推断孟达其人的性格品行具有启发意义，即我们可从孟达其父、其友两个方面搜集绘制孟达其人真实面目所需的信息。

一、孟达之父

孟佗（又作孟他），字伯郎，东汉末期扶风郡人。以贿赂宦官张让，得任凉州刺史。《三国志·魏书三·明帝纪》引《三辅决录》曰:

伯郎，凉州人，名不令休。其注曰：伯郎姓孟，名他，扶风人。灵帝时。中常侍张让专朝政，让监奴典护家事。他仕不遂，乃尽以家财赂监奴，与共结亲，积年家业为之破尽。众奴皆惭，问他所欲，他曰：“欲得卿曹拜耳。”奴被恩久，皆许诺。时宾客求见让者，门下车常数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后到，众奴伺其至，皆迎车而拜，径将他车独入。众人悉惊，谓他与让善，争以珍物遗他。他得之，尽以赂让，让大喜。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遗让，即拜凉州刺史[1]卷三：57。

北宋苏轼观史，曾感叹道:“将军百战竟不侯，伯郎一斛得凉州。”此伯郎即《三国志》中凉州刺史孟佗孟伯郎。借助苏轼的笔墨，伯郎其人几乎成了汲汲于荣名并钻营有术的官场小人的代称。俗语云“有其父必有其子”，少年孟达在听其父孟佗讲述个人“奋斗”历程及老孟家发迹史的过程中，应悟到了不少厚黑之学、投机之道。对生活在乱世的孟达而言，以小人之伎俩谋得个人功业，实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生存策略。在三雄鼎立、大势不明的背景下，文士武人在叛旧主、择高枝、谋显位的权诈大戏中扮演主角，是一种带有时代特征的政治文化景观。在《辞先主表》中，关于自己的人品，孟达对刘备似乎是一脸坦然地说道:“臣诚小人，不能始终。”在君子隐迹、小人横行的三国时代，我们实在要佩服孟达以腌臜小人自况的勇气。

孟达其父在汉末官场中虽有污名，但毕竟曾位居凉州刺史，故就出身而论，孟达确属宦门公子。孟达少时入蜀，良好的家庭生活环境，蜀中浓郁的文化氛围，身边优质的师友资源，使孟达成长为一名有襟抱、有才情、有风度，文韬武略兼具的明星青年。加之有士族权贵提携，孟达很快就跻身蜀中上层集团，成为刘璋倚重并信任的青年将领。

二、孟达之友

与孟达相善，在弃（刘）璋迎刘（备）一事上立场相契的人主要有三位，即张松、法正和彭羕。张松在刘璋集团内部根基深厚，对孟达有提携之恩；法正与孟达同乡，二人互为政治盟友；彭羕获知刘备、诸葛亮欲将刘封、孟达分而除之的计划后，即遣心腹驰报孟达。

（一）张松

张松，字子乔，刘璋部下，任益州别驾。其人“额钁头尖，鼻僵齿露，身短不满五尺，言语有若铜钟”[2]489。张松为人放荡不治节操，然识达精果，“自负其才，忖璋不足与有为，常窃叹息”[3]卷六十六:775。为解张鲁之危，松向刘璋献计:求曹操兴兵取汉中，使鲁拒敌不暇，不敢窥探蜀中。后张松奉命出使致敬曹操，但不被礼遇，松以此怨，归来后劝刘璋绝操，与刘备相结，璋从之。由于张松的举荐，刘璋派法正出使刘备，详谈合作事宜。法正以后为刘备吞并益州发挥了关键作用。

按《三国演义》所叙，张松归蜀时途经荆州，感怀刘备厚待，遂劝刘备进取益州，并表示与好友孟达、法正一起愿为内应。在刘备于十里长亭设宴送行之际，张松作为刘璋之使者，将自己为刘备量身设计的地盘扩张路线图和盘托出。他先为刘备剖析比较荆州与益州的地缘特点:“荆州东有孙权，常怀虎踞；北有曹操，每欲鲸吞。亦非可久恋之地也……益州险塞，沃野千里，民殷国富；智能之士，久慕皇叔之德。若起荆襄之众，长驱西指，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2]493面对刘备可能的怀疑，张松自辨道:“某非卖主求荣；今遇明公，不敢不披沥肝胆:刘季玉虽有益州之地，禀性暗弱，不能任贤用能；加之张鲁在北，时思侵犯；人心离散，思得明主。松此一行，专欲纳款于操；何期逆贼恣逞奸雄，傲贤慢士，故特来见明公。”[2]494看见刘备心存袭掠同宗、“恐天下人唾骂”的忧虑，张松劝说道:“大丈夫处世，当努力建功立业，著鞭在先。今若不取，为他人所取，悔之晚矣。”最后，松取出藏于袖中西川地图献给刘备，“上面尽写着地理行程，远近阔狭，山川险要，府库钱粮，一一俱载明白”。

张松其貌不扬，但其才略和识见非三国时代一般谋士所能比。张松背着刘璋的秘密运作，加速了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西取蜀川的战略蓝图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赤壁之战后的政治格局，以致习凿齿在评述这段历史时发出慨叹:“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数十年之内而弃之於俯仰之顷，岂不惜乎！是以君子劳谦日昃，虑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让，势尊而守之以卑。情近於物，故虽贵而人不厌其重；德洽群生，故业广而天下愈欣其庆。夫然，故能有其富贵，保其功业，隆显当时，传福百世，何骄矜之有哉！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1]卷三十一:518

（二）法正

法正，贤士法真之子，字孝直，原为刘璋部下。建安初年，与同郡的孟达一起入蜀依附刘璋，“久之为新都令，后召署军议校尉。既不任用，又为其州邑俱侨客者所谤无行，志意不得。”[1]卷三十七:570刘璋决定引刘备入川后，派法正出使刘备。刘备对其“以恩意接纳，尽其殷勤之欢”。法正归来后，向张松称说刘备“有雄略，密谋协规，原共戴奉”。建安十六年（211），刘璋听闻曹操欲遣司隶校尉钟繇征讨张鲁，惧怕曹操得汉中后兼并益州。张松遂劝刘璋迎接刘备入蜀，让其讨伐张鲁，法正于是再次被任命为使者，将四千人迎请刘备入蜀①参阅《三国志》卷三二《蜀书二·先主传第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26页。。法正背地里献策於刘备:“以明将军之英才，乘刘牧之懦弱；张松，州之股肱，以响应於内；然后资益州之殷富，凭天府之险阻，以此成业，犹反掌也。”[1]卷三十七:570刘备应允，随即挥师入蜀。刘璋发书告报沿途州郡，供给钱粮。刘备率军至涪城与刘璋相会，受张松指使，法正与庞统策划于宴席上刺杀刘璋，但遭刘备断然拒绝。建安十七年（212），因张松阴谋败露被杀，二刘反目。刘备从葭萌关撤军，转攻涪县。益州从事郑度进言刘璋，坚壁清野以拒刘备，法正预料刘璋不会采纳，事实果如其所料。刘备兵围雒城期间，法正致书劝降刘璋。书中的内容包括五个部分。第一，对比双方实力，彼强己弱，无力固守；第二，分析益州军事处境，三面受围，实难御敌；第三，指出益州兵民现状，兵民疲惫，人心已乱；第四，补充重大军情，鱼复（今重庆白帝城）、关头（今陕西略阳之关城）两处水陆关隘已失，刘备军队可数道并进，深入益州腹心；第五，分析将吏们的动向，已看清形势，正在各怀心事寻找出路。书中最后指明:“左将军从本以来，旧心依依，实无薄意。愚以为可图变化，以保尊门。”法正致书刘璋，实为攻心之战，此书分析透辟，措辞诚恳，有效地削弱了刘璋集团的抵抗意志。建安十九年（214），攻下雒城后，刘备兵临成都城下，刘璋不战而降。法正的劝降书，对促成刘璋的投降，应该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占领成都后，刘备任命法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建安二十二年（217），法正建议刘备攻取汉中，他认为占据汉中“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1]卷六十八:792建安二十三年（218），刘备以法正为军师，进军汉中。建安二十四年（218），大败曹军，斩杀夏侯渊等。曹操得知法正是刘备此役中的核心智囊后说:“吾故知玄德不办如此，必为人所教也。”《华阳国志·卷六·刘先主志》载，曹操被迫撤军汉中后也曾悲叹:“吾收奸雄略尽，独不得正邪！”[4]卷六:61法正善奇谋，深受刘备信任和敬重。《三国志》载，在汉中之役中，“先主与曹公争，势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无敢谏者。矢下如雨，正乃往当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亲当矢石，况小人乎？’先主乃曰:‘孝直，吾与汝俱去。’”法正在刘备心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建安二十四年秋，刘备进位汉中王，法正被封为尚书令、护军将军，后又受命与军师将军诸葛亮、昭文将军伊籍、左将军西曹掾刘巴、兴业将军李严五人一起制定《蜀科》，以改变刘璋治下益州法纪松弛，德政不举，威刑不肃的局面。建安二十五年卒，时年四十五岁。“先主为之流涕者累日。谥曰翼侯。赐子邈爵关内侯，官至奉车都尉、汉阳太守”[1]卷三十七:573。建安十六年至建安二十五年，刘备集团占据西川和汉中，彻底摆脱了在荆州遭曹魏和孙刘夹击的困境，为以后的蜀汉立国奠定了基础。在取川占汉（中）的过程中，法正辅佐刘备，屡出奇谋，厥功至伟。终刘备之世，已去世的文臣武将中只有法正被谥为“翼侯”，而关羽、张飞、庞统、刘巴、马超、黄忠等均无谥号。可见刘备对法正的倚重与赏识！法正在刘备集团期间，诸葛亮对其也很钦佩，二人合作良好。“诸葛亮与正，虽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亮每奇正智术。”章武二年（222），刘备兵败猇亭，还住白帝，诸葛亮曾说:“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以庞统为参照，《三国志》这样评论法正其人:“庞统雅好人流，经学思谋，于时荆、楚谓之高俊。法正著见成败，有奇画策算，然不以德素称也。儗之魏臣，统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俦俪邪？”在陈寿看来，法正虽智谋出众，但品德不佳，这一点与程昱和郭嘉相似:程昱性格急躁，喜欢与人结怨；郭嘉不喜拘束，行为不检点。两人虽对魏功不可没，但性格及操守上皆有缺陷。法正得意后对曾与自己结怨的人肆意报复，故陈寿以此二人比拟之。《三国志》载:

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或谓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於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1]卷三十七：572

从这则材料中可挖掘出两方面的信息:一是法正属睚眦必报之人，此为个人品德上之缺陷；二是诸葛亮深知法正是深得刘备宠信之臣，因此有意遮掩法正的过失。这足以显示出法正在蜀汉初期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之高、根基之深。甚至可以说，刘备入蜀之后，法正一度成为刘璋旧部在蜀汉集团中的代言人，而在这一时期，作为同乡兼密友，法正自然也就成为孟达的政治靠山。

（三）彭羕

彭羕字永年，广汉人。《三国志》载，其人“身长八尺，容貌甚伟。姿性骄傲，多所轻忽，惟敬同郡秦子敕”[1]卷四十:591。曾在益州任书佐，后因人诽谤，刘璋“髡钳羕为徒隶”。刘备入蜀后，彭羕以极其罕见的方式谒见庞统:“统与羕非故人，又適有宾客，羕径上统床卧，谓统曰:‘须客罢当与卿善谈。’统客既罢，往就羕坐，羕又先责统食，然后共语，因留信宿，至于经日。统大善之。”[1]卷四十:591一番晤谈之后，两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意。而“法正宿自知羕”，故庞统与法正一起向刘备举荐彭羕。就这样，彭羕也正式加入刘备集团。起初，刘备“数令羕宣传军事，指授诸将，奉使称意，识遇日加”。成都平定后，羕被提拔为治中从事。彭羕原本就自尊自大、目中无人，如今从“徒隶”摇身一变成为刘备的近臣，自然免不了“形色嚣然，自矜得遇滋甚”。诸葛亮为人谦恭，处事谨慎，原本就比较厌憎得势后嚣张自矜的彭羕。在这种背景下，诸葛亮“屡密言先主，羕心大志广，难可保安”。刘备信任敬重诸葛亮，故“加察羕行事，意以稍疏，左迁羕为江阳太守”。遭外贬后，羕私情不悦，往诣马超。《三国志》载:“超问羕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谓卿当与孔明、孝直诸人齐足并驱，宁当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曰:‘老革荒悖，可复道邪！’又谓超曰:‘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马超长期为寄身之人，归顺刘蜀后常心怀危惧之感，听到彭羕说出这种话后深感震惊和恐惧。彭羕走后，马超将彭羕原话奏报刘备，于是彭羕以谋反的罪名被逮捕囚禁。死之将至，彭羕在狱中向诸葛亮写信求救。彭羕在信中称赞刘备有霸王之器，可兴业致治，夸诸葛亮是当世伊尹、吕尚；辩解自己是遭贬后心中有气，酒后说昏话，只是一时糊涂，并非詈骂君上。彭羕最后称刘备为“慈父”，在忏悔自己“罪有百死”的同时，哀求刘备像对待犯错的儿子一样宽恕自己。一生自傲自大、目中无人的彭羕，却在这封信中呈现出痛悔罪愆、乞留一命的情状。但彭羕的信，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最后还是被诛杀了。关于彭羕之死，《三国志》中只有一句:“羕竟诛死，时年三十七。”陈寿的态度，可谓耐人寻味。一个“竟”字，既说明作者对彭羕被杀感到惋惜，也暗示彭羕之死似有疑雾。

《三国志》中并未有彭羕与孟达交好的记载。但在《三国演义》中，彭羕与孟达确属朋友关系，且相互间的信任非同寻常。《三国演义》第七十九回“兄逼弟曹植赋诗，侄陷叔刘封伏法”中，因廖化告发刘封、孟达在关羽麦城受困时拒绝出兵救援，刘备怒不可遏，最后听从诸葛亮的建议，欲将二人分而除之。接下来，小说中写道:

原来彭羕与孟达甚厚，听知此事，急回家作书，遣心腹人驰报孟达。使者方出南门外，被马超巡视军捉获，解见马超。超审知此事，即往见彭羕。羕接入，置酒相待。酒至数巡，超以言挑之曰：“昔汉中王待公甚厚，今何渐薄也？”羕因酒醉，恨骂曰：“老革荒悖，吾必有以报之！”……羕既死，有人报知孟达。达大惊，举止失措。忽使命至，调刘封回守绵竹去讫。孟达慌请上庸、房陵都尉申耽、申仪弟兄二人商议曰：“我与法孝直同有功于汉中王；今孝直已死，而汉中王忘我前功，乃欲见害，为之奈何？“耽曰：“某有一计，使汉中王不能加害于公。”达大喜，急问何计。耽曰：“吾弟兄欲投魏久矣，公可作一表，辞了汉中王，投魏王曹丕，丕必重用。吾二人亦随后来降也。”达猛然省悟，即写表一通，付与来使；当晚引五十余骑投魏去了[2]650。

可以看出，无论是在《三国志》还是在《三国演义》文本中，彭羕都曾斥骂刘备“老革荒悖”，但同一句恶语在官史和小说中蕴含的情感色彩却不同。《三国志》中是因个人仕途受挫而愤懑，《三国演义》中则是为孟达遭厄而不平。《三国演义》中对彭羕、孟达之间这种密友关系的艺术虚构其实是有人情依据的。试想，既然法正视彭羕为朋友，那么，作为法正同乡兼心腹挚友的孟达，自然可能通过法正结识彭羕。三国历史文献向我们揭示出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张松死后，在蜀汉初期政治舞台上，的确出现了一个以法正为核心，以孟达、彭羕为重要成员的前益州士族群。这个圈子中的成员相互配合呼应、勾连通气，形成一个政治命运共同体。

通过还原孟达的朋友圈，我们可以发现，孟达身边的朋友都是当时一流的智士或狂士。就能力和业绩论，他们都是当时士人集团中的出类拔萃者。作为武将，却能跻身于这种极具政治影响力的士人集团，并得到其主要成员的赏识和信任，这充分说明孟达绝非凡俗之辈，相反，其在谋略、军事甚至文艺方面是有相当高的素养的。《三国志》收录的孟达《辞先主表》 《与封书》这两篇书信，文气流畅，辞藻俊美，论述时实证与辩理相结合，气势宏阔；内容上偏重罗列忠臣见疑遭厄的教训，说理时情真意切；行文上言简意赅，平仄押韵，对仗工整，堪称古文精品。纵观三国人物，文才能出其右者甚少。

孟达降魏后，“达有容止才观，文帝甚器爱之，使达为新城太守，加散骑常侍”[1]卷十四:269。裴松之《<三国志>注》征引《魏略》之记载:

文帝时初即王位，既宿知有达，闻其来，甚悦，令贵臣有识察者往观之，还曰“将帅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王益钦达。逆与达书曰：“……昔虞卿入赵，再见取相，陈平就汉，一觐参乘，孤今于卿，情过于往，故致所御马物以昭忠爱。”达既至谯，进见闲雅，才辩过人，众莫不属目。又王近出，乘小辇，执达手，抚其背戏之曰：“卿得无为刘备刺客邪?”遂与同载。又加拜散骑常侍，领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时众臣或以为待之太猥，又不宜委以方任。王闻之曰：“吾保其无他，亦譬以蒿箭射蒿中耳。”达既为文帝所宠，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1]卷三:579。

可以看出，孟达的才能得到了曹魏君臣尤其是魏文帝曹丕的肯定，“将帅之才”“卿相之器”的评价或许有夸大之嫌，但“进见闲雅，才辩过人，众莫不属目”，则充分表现出了孟达的过人才干。被王执手抚背、与王同乘小辇、出入影从的待遇，实为曹魏其他臣子所不敢奢想。曹丕对孟达的这种姿态固然有表演的成分，但作为博览古今经传、通晓诸子百家的杰出文学青年，曹丕对孟达的亲善与信赖，更多出自他对孟达儒将风度、文艺才情的赞赏，或者说是两位文学青年之间的惺惺相惜所致。

三、结语

在《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中，孟达留给后人的印象是:政治眼光敏锐，能准确预判蜀中易主的结局；军事才能突出，在守葭萌、攻上庸的过程中功劳卓著；内心桀骜不驯，对来自原荆州集团的领导阶层心存轻视；功业欲望强烈，为实现个人价值可以不计代价。优越的出身和青年时代的光荣经历，使孟达形成了自信而张扬、热烈而深沉、忠猛而豪横的个性气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蜀汉集团的首领，刘备的性格气质与孟达则完全不同。刘备虽自诩汉室后裔，但实为出身草根阶层的布衣小民。据三国史料载，因家中度日艰难，刘备所学有限、交游不广，加之其在青少年时代“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1]卷三十二:520，故刘备独立谋生时所擅长者应为织席贩履、种菜浇园，而绝非治邦平乱、著书作赋。长期的庶民身份和曾经闯荡于市井的经历，也塑造出刘备恭顺而精明、好义而虚伪、面温而心冷的性格特点。可以看出，刘备、孟达二人在性情气质上呈现出冷与热、暗与热、软与硬、虚与实、伪与真、温与燥等方面的鲜明对比。作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刘备与孟达在性情气质方面的对立与排斥，也许已经为孟达投靠刘蜀集团后的悲剧性结局埋下了伏笔。

[1]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罗贯中.三国演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3]司马光.资治通鉴（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7.

[4]华阳国志[M].济南：齐鲁书社，2010：61.

【责任编校朱云】

Discussing on Meng Da's True Features

YANG Minggui

According to theand the related historical documents，this paper trys to restore Meng Da’s true features.With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that related to Meng Da’s father and his friends，we believe that Meng Da was one of the guys with keen judgment in political affair，with extraordinary talents in military operation，with the charaters of unruliness and disrespectfulness，and with a strong desire to succeed.In terms of his fighting skill，strategy and intelligence，he was excellent in central Sichuan’s aristocracy group.The opposition and repulsion between temperaments that belong to Meng Da and Liu Bei who was acting as a leader，had prepared the way for Meng Da’s tragic ending that occured after he surrendered to the Shu Dynasty.

Meng Da；true features；

I207.413

A

1674-0092（2016）03-0015-05

10.16858/j.issn.1674-0092.2016.03.003

2016-03-10

陕西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明清叙事文学的死亡叙事研究”（14JK1006）

杨明贵，男，陕西长武人，安康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和陕南旧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