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晖

1955年9月27日，国务院隆重举行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将官军衔典礼。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宣读了国务院总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将官军衔的命令。周恩来分别把授予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一一授予粟裕等在京的将官。

当年典礼仪式的这种报道，点出了粟裕一个突出之处：他是人民解放军10位大将的首位，也是第一批1038名将官中的第一位。

10位大将中，粟裕的资历、年龄应该排在中后部。1907年出生的粟裕比许光达年长一岁，年纪之轻排在倒数第二。但是军事指挥履历中那种种“唯一”，则突出表明了粟裕的声望、能力和地位。他是长征时留在江南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指战员中唯一大将军衔获得者；是唯一指挥了一个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的大将，其在大江南北的辉煌战绩，许多成为经典战例；新中国成立后又是第一个出任总参谋长的大将（粟裕、黄克诚、罗瑞卿，共有三位大将先后出任总参谋长）。粟裕也是唯一常被人提及应授元帅军衔而未授的大将。在全部将官中位列第一，粟裕是当之无愧、众望所归的。他是公认的军事家，也被称为战略家。

粟裕，在1600多名开国将帅中，是深具军事谋略、指挥艺术，更有指挥大兵团作战丰富战争经验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之一。中央军委在纪念粟裕百年诞辰时评价他：“以精湛的军事指挥艺术，创造出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战争奇迹。”粟裕每每能够“出奇制胜，打了许多大仗、恶仗、险仗，立下了赫赫战功，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他以擅长指挥大兵团作战而闻名，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军事指挥艺术，被誉为‘常胜将军”。

这是对粟裕军事指挥生涯的极高评价。陈毅曾赞誉：粟裕将军的战役指挥一贯保持其常胜纪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

就是这些大仗、恶仗、险仗，使粟裕6次负伤，仅头部就2次中弹，颅内、体内留有弹片、弹头。头部存留的迫击炮弹片直到粟裕逝世火化后，才从骨灰中筛检出来3块。这3块在颅内留存54年，也导致粟裕的头疼病伴随其长达半个世纪，备受折磨。

总参谋部和军事科学院成为粟裕后半生两个重要的地方

从新中国成立到1984年粟裕逝世，辉煌、坎坷与磨难伴随了他的后半生。其间，先是任第二副总参谋长，协助第一副总参谋长（代总长）聂荣臻工作；继之出任总参谋长，解职后来到军事科学院。可以说，总参谋部和军事科学院成为粟裕后半生两个重要的地方。前者，作为最高军事领率机关首长，协助彭德怀，为处理全军军务的第一线；后者，作为最高军事研究机关主将，处于军事学术最前沿，为军事斗争提供学术支撑，协助叶剑英，为全军军事工作的第二线。

1950年10月，毛泽东决定出兵朝鲜。在考虑志愿军司令员人选时，统率过四大野战军征战、声望卓著的彭德怀、刘伯承、粟裕、林彪四人，林、粟枪伤多病，先后被送到苏联医治疗养，同样枪伤多病且年事已高的刘伯承则由西南调到北京，着手筹办军事学院。四者去其三，彭德怀责无旁贷地担起了率领志愿军出征的重任。林彪和粟裕在苏联经过了近一年的治疗与休养。粟裕1951年9月回国，11月出任第二副总参谋长，协助聂荣臻工作。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是政务院总理、军委副主席周恩来。

1954年10月，毛泽东提名，粟裕出任总参谋长。由粟裕领衔的总参谋部，一时会聚了全军最强的战将阵容，10位副总长均为日后授衔时的大将、上将。这些战功卓著的高阶将官会聚在一个总部，在新中国成立后迄今60余年间总参谋部都是从未有过的现象，也是当时军委各大总部中，大将、上将人数最多的一个。他们是陈赓、张宗逊、李克农、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韩先楚（他们中有兼职者）。此外，还有李涛、傅秋涛、王平、吕正操等上将级人物担任总参二级部的部长。一时间，粟裕麾下的上将们就占开国上将的1/5。

“战役指挥奇妙，战略见解深邃。”粟裕的战略见解与战略思考，战争年代的辉煌胜利已经加以印证，和平时期，仍然闪烁着过人的睿智光芒。

大军区划分即是其一。1954年4月，中央军委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的精神，也决定撤销与大区相当的6个大军区机构。粟裕受命负责重新规划全国军区。几经论证，仅用半年时间，粟裕就拿出了6个方案提交中央军委，最终在其第一方案基础上确定全国划分为12个大军区。此外，这一时期，其他诸如军兵种的建设、军队编制体制的规划、作战方针的制定等，短短几年间一一落实，都体现了粟裕强力运作之高效。

20世纪50年代，全国百废待举，全军正在转入正规化建设。在建设解放军成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军队开端之时，一切都是从零开始。此时，彭德怀、粟裕都是年富力强，都有要大干一场的心劲与心境。彭、粟和其后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罗瑞卿不同。林彪体弱多病，许多事务并非像彭德怀那样亲力亲为。林彪之下的罗瑞卿，既是军委秘书长，又是总参谋长，还是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一上任，就主持军委办公会议（谭政、杨成武、萧华、邱会作、萧向荣等参加），权威与作用相当大。即便黄克诚担任总参谋长时，也是身兼军委秘书长。粟裕仅仅担任总参谋长，上面既有精力充沛、作风强势的彭德怀，又有承上启下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黄克诚。粟裕本人又是极有见地和自己思考、主张的军事战略家。如此，在新中国初期纷繁复杂而又紧迫的军务中，粟裕难免会与主持军委工作的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发生磕磕碰碰，将帅龃龉就此埋下了伏笔。

在新中国成立后军内开展的第一次整风中遭到批斗

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决定军委要开扩大会议整风，批评粟裕的错误，教育全军干部引以为戒。“毛泽东认为这已不是日常工作中的普通错误，而是已涉及他本人的职权。”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58年5月27日到7月22日，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历时57天，是新中国成立后军内开展的第一次整风斗争。斗争的目标一个是“教条主义”，所谓的“代表人物”指向刘伯承、萧克；另一个目标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所谓的“代表人物”指向了粟裕。这次批斗，突然，猛烈，上纲高。

接到军委5月24日要在中南海居仁堂召开小型会议的通知，毫不知情的粟裕问秘书鞠开是什么内容。鞠开回答：没有说，内容没有提前打招呼。粟裕去了以后，会上猛批他“争权”“反领导”，“当头一棒打得他晕头转向，莫名其妙”。粟裕感到突然，有的元帅也感到突然。

批粟裕，围绕的主要焦点，大了说是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关系，小了说就是彭、粟关系。粟裕一是战功大、声望高，二是不逢迎、不苟同，三是不圆融、棱角分明，这三点运用不当，是很能得罪一些人的。果然，要“扯开火线批”，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方式批斗粟裕，众人批粟的声浪骤起。军委扩大会议人数随即增加到1400多人，囊括了全军军以上单位主官，批粟的影响也扩散到全军。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休养、很少露面的林彪也到会，一语双关地说：军委工作的重大问题是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进行的，军委的经常工作是在彭德怀老总的主持下进行的，今后我们要继续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军队同志继续在彭老总领导下更好地团结起来。

毛泽东、彭德怀、林彪三人都有表态，受“争权”“越权”指责的粟裕备受压力。为了“过关”，粟裕在家中内室自我封闭了7天，苦思冥想怎样去检讨。他在大会小会上检讨达8次之多，“每次检讨都要痛苦地说一些违心的话”，稍做解释，“招来的是更严厉的批判”，一而再地检讨还是过不了关，最后只得求助于夫人楚青。

徐庆全在《访粟裕夫人楚青》一文中，记述了楚青对当年的回忆：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批斗粟裕，开始我全然不知。一天早晨我正准备上班，粟裕突然从内室开门出来，面容憔悴、神情抑郁地低声说：“我出了事，你今天可不可以请个假帮我个忙？”他把一堆会议简报交给我，沉痛并无可奈何地说：“你看看这些，帮我写个检讨吧，我自己下不了手。只要能够通过，怎么写都可以。”我看了这些材料，大吃一惊。我担心不违心检讨要被划归到敌我矛盾的行列，就不顾实际代他写了一份检讨，把强加给他的罪名统统兜下来了。粟裕用这份检讨在大会上做了检查，果然过了关。回家后，他冷冷地对我说：“还是你有办法，写出的检讨让我过了关。”我当然能看出他极为痛苦的情绪。以后，他多次因实在控制不住这种痛苦的情绪而责备我：“你为什么把我写成这样？！简直不成样子！”我当然也很痛苦：“不是你说怎么写都可以，只要能过关就行吗？”接下来，我们就默默无语，相对而泣。这样的场面我们经历了多次。

《粟裕传》中也用“他精神上极端痛苦”“他内心极度悲愤”这种字句，表达了粟裕当时的心境与处境。这次检讨虽然过关，粟裕还是背负着这些罪名，接受了组织处理。

《粟裕传》中对四年总参谋长任上的粟裕，有如下评价：四年中，担任总参谋长的粟裕，兢兢业业，殚精竭虑，“既不失职，也不越权。对现代战争中面临的许多新课题，进行了艰苦的有价值的探索研究，及时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但是，他的工作是艰难的。他的工作精神并不为有的领导所欣赏。工作常常受到掣肘。不正常、不公正的工作处境，使他不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智和能力。军事思想上的不同认识，更使他的许多重要建议和努力未能产生应有的效果”。

上面所说的“有的领导”，应该就是指粟裕的顶头上司彭德怀。

粟裕在总参谋部工作期间，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这既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个人主观原因。彭德怀与粟裕都不是参谋出身，都是带兵征战的主将，是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行家里手，都有很强的决策意识和决断能力，都具有大局观、战略思维和战略头脑，习惯于拍板而不是建议，是个性鲜明、行事果断、很有自己主张和见解的“大军事家”。战争年代，彭、粟鲜有交集，很长时间，二人一个东南，一个西北。1952年7月，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成为粟裕的直接上级。二人风格、理念、脾气、见解的不同，以及程序、沟通上的某些误解与不畅，导致工作上乃至个人关系上的不合拍与不融洽。因此，在军队刚刚从战争环境开启正规化进程时，就军队建设问题存在一些意见分歧，原本是正常的。可谁都没有想到，“火线扯开”后，上纲上线如此之高，处理也是如此之重。

批粟时，在扣上的那顶“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大帽子下，指责的内容都是无中生有，说粟裕“一贯反领导”，同陈毅、聂荣臻、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要权”“争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权限”），“告洋状”，“里通外国”。

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党内过左的政治气氛和斗争的火药味愈来愈浓的情况下，粟裕成了军内斗争中第一批受害者之一。

与萧克等人有个“集团”（“反党集团”）大帽子不同，挨批的粟裕被看成“个体”，单“挑”出来批斗，是“极端个人主义者”，虽未按“反党”敌我矛盾处理，但“里通外国”的大帽子分量亦实在不轻。一年后，彭德怀也被扣上了这顶大帽子。在彭德怀遭受批斗时，粟裕既没有落井下石，也没有乘机为自己申诉，表示“我绝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

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主持军委工作的这七年，彭德怀的贡献在国史与军史上都留下了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当然，对刘伯承、粟裕、萧克等人的错误批斗，也成为令人心痛、亦令彭德怀深为懊悔的记忆。

被批斗后，居住在北京西北吴家花园的彭德怀也对自己批判别人的行为有了反思与悔过。他曾对前来看望的侄儿彭启超说：“我这个人一生犯过不少错误，1958年春夏的全军反教条主义，就是一个错误。现在回想起来，对刘伯承同志、粟裕同志、萧克等一批同志的批判和处理太过火，言过其实，使他们受了委屈。虽然不是我的本意，但我是会议主持人，我有错误啊。”

批粟的影响及于全军。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人员，后期增至1400多人，系全军军以上单位和部分师级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会后，对粟裕“错误”的口头传达，中央规定军队传达至团一级，地方到地委一级。

1958年8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由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黄克诚接任。粟裕从1951年12月到总参就任第二副总参谋长起，到1958年8月被解职，在总参工作6年又9个月。

20世纪50年代，为了达到武器装备现代化，编制体制合理化，军队建设正规化，全军上下大干快上，进入一个建设高峰期。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回忆：“粟裕同志任总长的时期，是总参最好的时期，也是我心情最愉快的时期，也可以说，是军队建设最好的时期。”

粟裕作为“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军内第一批被批斗、被撤职，并且是第一个被“挂起来”的人。“先在大会上批判，然后撤销职务，并把被批判者的‘错误传达到全党全军，但对受批判者又不做结论，不做决定，这样的做法开了党内斗争极端不正常的先例。”

在军事科学院，粟裕一待就是20年

粟裕等人被批斗、被免职，还只是军内的第一场地震。随后，军内大震连连。一年后，国防部部长彭德怀、总参谋长黄克诚也被批斗、被免职；随后，“彭黄残余”、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受到批判、被降职；粟裕时期的两位副总参谋长陈赓、李克农相继去世，总参谋部连续大震动，政治气氛空前严肃。留任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感慨：“粟裕同志那时的和谐气氛没有了，相互间不交心。”

粟裕调换了工作岗位（萧克、李达则被调到地方工作），但未脱军装，仍在军队工作。粟裕以国防部副部长的身份来到军事科学院任副院长，不久又任院党委第一副书记，协助院长叶剑英工作。从此，粟裕离开军事斗争第一线领导岗位，成为军事学术研究领域内的一员主将。在军事科学院，粟裕一待就是20年，度过了自己的晚年。

1958年5月至8月这段时间，成为粟裕军事生涯的一个分水岭。

1965年10月2日，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与在上海休养的粟裕谈话时，说道：“你现在身体不好，主要是休息。等你好一些，可以多到部队里去跑跑，看看部队的情况，发现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反映，面谈、打电话或者写信都可以。”林彪还一再询问粟裕对部队工作和国防建设有什么意见。有人说，解放战争中，林彪对来自粟裕方面的战报是格外重视的，他在关注粟裕的部署与战法。这种关注与这次谈话中表现出的关切，似乎表明了林彪对粟裕一种“另眼相看”的态度。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称，粟裕“是我们军队中一位非常有名的战将，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林彪这个人自视甚高，但他却非常看重粟裕，很重视粟裕的意见和建议”。即便林彪对粟裕有这样的关切，但1958年粟裕挨整时，林彪并未给粟裕说句公道话，他当时的发言还暗批粟裕“闹不团结”。

“文革”中，毛泽东对粟裕是保护的。1968年5月20日晚上，毛泽东在一次谈话时特别提及军事科学院，说：听说军事科学院“红造派”在造叶剑英的反，他们要统统打倒，包括叶剑英、粟裕、王树声、钟期光、宋时轮等，都打倒怎么行？说粟裕在新四军军部发了一个电报给一个日本人，投降了日本，我就不信。现在就是有些人认为和敌人接触了，就不得了啦。其实，同敌人接触得最多的是我，其次是周总理。干部统统打倒了，那怎么行？

“文革”时期，在众多将帅纷纷受到冲击、被“炮轰”、被打倒的时刻，粟裕依然是有别于他人：被林彪另眼看待，为周恩来特意保护，得毛泽东亲自关照。

对粟裕的保护，周恩来颇费心思。眼看粟裕在军内难以栖身，周恩来有意将其“拢”在身边，先是让粟裕分管国防工业、铁道、交通，继而又让他在国务院业务组承办一些重要事务。在整个“文革”期间，粟裕未遭“大难”，来自最高层的关照，应该是主要原因。

历经坎坷终昭雪

粟裕晚年，可用“磨难”形容：批斗他时，不做结论，“高挂”起来；平反之途，又是一波三折，迟迟不见盖棺论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事求是地为遭受错误批判的人员平反昭雪，国内、党内、军内焕发生机。1979年、1980年这两年，粟裕本人为自己的冤案展开申诉，既有给中央写出的申诉报告，也有向中央、军委、总政领导人的陈述。他特别提到：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把我作为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拿来批判，混淆是非界限，在军内开了很坏的先例……那次军委扩大会议发动对我批判，用心是不好的，方法是错误的，强加给我的罪名是“莫须有”的……我迫切恳求中央能将我的冤案予以甄别，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批判。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看似顺畅的沟通并未等来一个正式的结果。有关部门的回复是：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涉及很多事和人，对会议本身如何评价应慎重，应由中央来做。

1981年2月1日，粟裕突发脑溢血。之后，身体状况不断恶化，粟裕被“磨”得无力亦无心再去争取了，更多的是在郁闷中沉默。

1984年2月5日，粟裕逝世。粟裕曾表示身后不举行遗体告别，不举行追悼会，将骨灰撒在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八省市土地上……

1984年2月10日，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中顾委、中央军委关于粟裕逝世的讣告，称粟裕为“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军队的优秀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对其军事才能，讣告中说：“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粟裕同志始终战斗在第一线。他努力学习并创造性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挥过一系列重大的战役、战斗，尤其善于组织大兵团作战，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战功。”“粟裕同志担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期间，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为保卫和巩固我国国防，为把我军建设成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作出了重大贡献。”

讣告和2月14日发布的粟裕生平事迹通稿、军委杨尚昆副主席的纪念文章，都是只谈粟裕的贡献，避开蒙冤、平反这个敏感问题。

为了粟裕“过关”，当年要粟裕在检讨中“揽下一切罪名”的楚青，悲痛之余决心继续申冤。20世纪80年代后期，军内对“五八公案”中受到迫害的人，也有了积极正面的评价，先是从萧克开始，称他受到了“错误批判”。楚青经过努力，终于得到了粟裕受到“错误批评”的回应。虽然，这还不是正式平反，但仍是一个难得的开端。粟裕逝世10年后，1994年12月25日，这是一个让楚青难忘的日子。《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当日同时发表经江泽民主席批发，由中央军委刘华清、张震两位副主席署名的《追忆粟裕同志》一文。该文意在平反的关键之处是：“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

已经逝去的粟裕，终于得到了中央军委的一个正式结论。

大背景下的考量

1955年5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清算高岗、饶漱石反党活动时，被指与饶漱石历史渊源颇深的粟裕，就受到众多牵强附会的责难，还在华东各省市负责同志座谈会上受到“集体帮助和批评”。在主持总参工作期间，或许又与几位军委负责人有某些误会或意见分歧，留下“居功自傲”的话柄。就是在毛泽东那里也日益失去原有的信任。1958年5月，在受到责难的痛苦时刻，粟裕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时曾希望当面向毛泽东解释自己的想法，求见被回绝。随后的军委扩大会议和以后的几次重大斗争，在“四大”的声浪与声势中，被调动、被激发的与会者总是“群情激昂”“火星四溅”，党内与军内斗争缺少了理性与理智，“斗”的火气炽热，“整”的理念突出，“挂”的做法盛行。而且，这种“斗与整”，一是无中生有；二是小题大做；三是现行与历史“深挖”；四是不容置辩与置疑，还要强迫承认、“深刻检讨”；五是难得平反，“挂”起来，还能“挂”一万年……

粟裕的问题，就由50岁一直“挂”到逝世之后。

依笔者之见，无论是粟裕被批斗，刘伯承做检讨，萧克、李达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还是一年后搞出来一个彭德怀等人的“反党军事俱乐部”，这看似一个个孤立事件，看似对每个人就事论事地批斗（粟裕的“争权”“告洋状”，刘伯承的“中间好，两头差”，萧克、李达“反党反领导的宗派活动”，彭德怀“攻击三面红旗”），实际上都有一个酿成发生的共同基础：那就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军队的不作为、1957年苏联发生功高震主的朱可夫事件、1958年以“三面红旗”为标志的“左”的思潮在中共党内日益盛行的时候，毛泽东对“落后于形势，落后于地方”的军队日益不满、不放心，对主持军委、总部工作的主要领导人“跟谁走”产生严重质疑与戒心。于是，便提出对军队领导层进行整风。

黄克诚晚年对此曾说：1958年军委这次会议，“实际是中央领导军委整风，为彭德怀始料所不及。我们未能领会中央精神，所以主持会议显得很被动。这可能是毛主席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开始担心我军领导出问题，也许这就是庐山会议的先兆”。

基于这种大背景的考量，笔者并不认同许多史书和个人回忆录将批斗粟裕、撤掉其职务，一股脑地归咎于彭德怀头上，并过分地看重他们之间的个人恩怨。吴法宪就曾说：“彭德怀不光一下子把粟裕撤掉了，还给他戴上了好几顶政治上的大帽子。这几顶大帽子一压就是好几十年。”吴的这一说法，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观点。不错，粟裕同彭德怀有矛盾，有意见分歧，萧克同彭德怀也有争论和意见冲突，然而撤掉粟裕、萧克，彭德怀更多的只是一个执行者，而非决策者。彭、粟有分歧，或者说有矛盾，但是否任用粟裕，根本不是彭能说了算。对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有影响力的三人是毛泽东、邓小平、彭德怀，但主导会议进程和结果的是毛泽东，受毛泽东之托指导会议的邓小平也只是更多地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主持会议的彭德怀就更是等而下之。当然，个性强、脾气烈的彭德怀作为会议主持人，讲话中语气重、言辞激烈，在批斗过程中也确实是起了示范、引导甚至激化矛盾的作用。

反之，从1958年的军内斗争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林彪在“紧跟”上的公开表态，不仅令人“耳目一新”，也令毛泽东为之一震。1958年，林彪明确表示要以中国革命战争经验、毛泽东思想为主导，对苏联的洋教条嗤之以鼻；1959年，林彪力挺“三面红旗”，指斥彭德怀想当与毛泽东一争高下的大英雄。其间，一位国防部长、两位总参谋长、两位国防部副部长（彭、粟、黄、萧、李）瞬间被撤换，而林彪的表现“恰到好处”，正表明了毛泽东的担心处与关注度。

经过连续两年的军内整风，“反党”的、有“宗派”的、有“极端个人主义”的、“不跟拍”的、“里通外国”的军队领导人，都被整下去了。从这个角度看，粟裕、萧克、李达的被撤换都不是孤立的个人事件，也和指责他们的具体“错误”没有必然关系。他们和其后的彭德怀等人一样，在那种“左”的思潮下，在立场、态度备受检验的关键时刻，都没有跟上“步调”，没有通过“考试”，都没能“把住脉搏”，没能随着“大跃进”与个人崇拜高潮的到来，表现出毛泽东所需要的热情与热度。林彪的“上位”与这批将帅的被撤换，就是那个时代所必然的。

粟裕、彭德怀都被整倒，但二者被整倒的原因与平反的难易程度迥异。除毛泽东当年对粟裕、彭德怀都有不满而要拿掉外，粟裕被批斗的因素更要复杂些。彭德怀是直面“三面红旗”，直接同毛泽东“较劲”，是毛泽东一挥手就要打倒的那种，倒台的因素比较直接、单一，毛泽东逝世后平反起来亦相对容易。而粟裕的被整、蒙冤与平反，前前后后掺杂的因素就不仅仅毛泽东一人，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掣肘。楚青老人说粟裕之事不在于毛泽东，是他人所为。笔者不能完全苟同此说。以粟裕的身份、地位，如无毛泽东首肯，是没有人能够撼动的。“拿掉”粟裕，决定因素是毛泽东。但在批斗和平反的过程中，特别是毛泽东逝世之后，其他方面的因素也在起作用，而且是不小的作用，这些因素是彭德怀冤案所不具有的。这也正是二人冤案内在因素的不同，粟裕彻底平反的难度、阻力更大些。

单从1958年、1959年批斗的方式、方法看，粟裕、彭德怀的遭遇是大同小异，都是在“四大”的喧嚣中被批得灰头土脸，会场是群情激愤，本人是接连检讨，不管什么指控都要揽下来，用彭德怀的话说就是“要什么给什么”。但在对二人的组织处理上则迥然不同。粟裕虽被免去总参谋长职务，但保留了军籍，还到军事科学院担任副院长，又是国防部副部长，生活待遇没有变化，“文革”中没有被打翻在地，还能被周恩来另有任用，实乃不幸中的万幸。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后就离开军队，“文革”中又惨遭迫害折磨，在囚禁中死去。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为彭德怀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为彭德怀彻底平反。而此时，粟裕还在为自身平反的事忧心如焚，四处奔波。

粟裕是军内斗争中第一批被“整肃”的人之一，是第一个被解除总参谋长职务的人，也是最后一个平反昭雪的高级将领。直到去世，粟裕也没有等到一个为他平反的正式结论。楚青老人感叹：粟裕60年革命生涯中，30年处于逆境。2007年举行的粟裕百年诞辰座谈会就特别指出了粟裕“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

粟裕秘书鞠开谈到老首长时，说道：对粟裕来说，两个“一生”是同时存在的，是光辉的一生，也是坎坷的一生；我们谈他光辉的一生，不能忽视他坎坷的一面。有人说谈坎坷，有负面影响，最好不谈或少谈。鞠开不认同，说：在受到错误批斗的坎坷中，粟裕一不患得患失，能正确对待，意志不消沉，对党无二心；二不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不伤害别人。

在许多人眼里，粟裕既冤且屈：冤的是，至死没有得到正式、公开平反，在错误批斗和错误的组织处理中蒙冤以终；屈的是，红军时期就多受委屈，“是提拔得最慢的一个”（陈毅语），以后，又坚辞华野司令员，以代司令员之身，挥军驰骋华东、中原，歼灭国民党军240万余人，立下奇功伟绩，新中国成立后却“屈就”大将衔；在总参谋长任上刚刚大展宏图就被撤职拿下……惹得老部下王必成叹而愤然地说道：“粟总是被浪费的人才。”

有后人赞粟裕：“只争工作，不争职务；只争重担，不争荣誉。”

笔者以为，冤屈，也是一种经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粟裕没有被斗垮、斗死，还能看到粉碎“四人帮”，已经是一种幸运。正如粟裕以诗言志：“沙场百战谈笑过，际遇数番历辛艰。”

走过了77个不平凡春秋的粟裕，一生辉煌与坎坷，历经艰辛与磨难，看淡生死，何惧疾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