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建农

长征是从丧失根据地开始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南方的各主力红军相继在反“围剿”斗争中失败，被迫离开经营多年的根据地，陆续踏上漫漫长征路；长征又是以能否找到或者建立新的根据地（立足点）作为其胜利与否的标志。在战略转移的过程中，各路红军都一直在为建立新的根据地进行艰苦的努力，这是红军能否真正转危为安的关键。在很大程度上说，长征的过程就是党和红军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过程。

寻找和创建新的根据地是各路红军的共识

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早就有着清醒的认识。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以广东为根据地进而取得北伐胜利的经历，使他们有了第一次的经验。正是因为如此，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发动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战略设想仍然是首先重建广东根据地，然后向北发展。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则有所不同。在起义遇挫之后，他们事实上改变了以夺取大中城市为立足点的城市中心论，开辟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进而探索发展为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式革命道路。

不断地巩固和发展根据地是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精髓所在，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一次次失败与成功的实践中的切实感悟。在长征之前，1929年1月离开井冈山根据地的朱毛红军，一路苦战，饱尝没有根据地之痛，最终在瑞金的大柏地战斗中绝地反击，继而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才反败为胜；1932年10月，同是深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危害之苦的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军团，均在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中严重失利，被迫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和湘鄂西根据地，在险象环生的环境中颠沛奔波了几千里，最后又分别创建了川陕根据地和黔东根据地才得以立足。而长征则犹如狂飙天降，把南方的各路红军都抛入了由国民党百万大军形成的汪洋大海中颠簸。失去根据地的艰苦转战，成为全体红军将士的切肤之痛。

1934年7月，以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出征的红七军团，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师后，出师未捷，几乎全军覆没。失去根据地依托是其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同年8月，红六军团9700人西征，转战2500公里后，人员折损一多半，才于10月和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原来的红二军团）在贵州省印江县的木黄会师。会师后不久，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曾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的萧克谈及当时要建立根据地的强烈愿望时说：二军团离开了洪湖，离开了湘鄂西，两年的游击活动，深深地感到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六军团离开了湘赣苏区，长途行军，既不能休整，也不能练兵，也有同样的感受。于是，他们开始合力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时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设定为目标的中央红军，从长征开始到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兵力已经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不得已转兵贵州，又相继尝试创建川黔边、川西北和川滇黔根据地，均未果。面对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他们愈加感到创建根据地的重要和紧迫。在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张国焘轻率放弃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以及不重视创建根据地等错误进行批评，同时提出在川陕甘地区创建根据地的战略设想。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等在三个月前就酝酿过的计划，虽然与党中央的设想略有不同，但在两军会合后由党中央作为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再次提出，得到红一、红四方面军将士的一致赞同。

创建新的根据地对于长征途中的红军来说，既是出于求生存的无奈，也是夺取长征胜利的唯一希望。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阐述了红军由战略退却转入战略反攻的六个条件。他把根据地条件等同于有无人民的支持，认为人民的支持，“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根据地的条件”。总之，这是全党和全体红军的共识。

长征路上创建的根据地

长征途中，各路红军共创建了四块根据地。

1934年10月，红六军团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在贵州省印江县会师后，以不到8000人的兵力携手发起湘西攻势，至1935年1月，创建了以湖南大庸（今张家界）为中心的湘鄂川黔根据地，并将红军主力扩充到2.1万人。从那时起到1935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再次踏上长征路，湘鄂川黔根据地成为中共在长江以南唯一的根据地。

重新踏上长征征途后，1936年2月，红二、红六军团在贵州西北部的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创建了黔西根据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中共川滇黔省委、贵州抗日救国军等组织，扩充红军5000人。

1934年11月，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从河南罗山县踏上长征路的红二十五军，在途中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在那里他们把出发时不足3000人的队伍扩充了一倍多。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主力撤离鄂豫陕根据地，继续长征，留下红七十四师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

关于红四方面军创建根据地的问题比较复杂。绝大多数的党史和军史著作都把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作为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开始（也有以嘉陵江战役结束后的5月作为开端的）。

众所周知，在长征之前，1932年10月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红四方面军曾建立了以四川通江、南江、巴中地区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1932年10月到1935年2月）。嘉陵江战役后，红四方面军进占川西北松（潘）理（番）茂（县）地区，准备迎接已经进入川康边的中央红军。1935年5月30日，成立了以张国焘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6月中旬，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但是，张国焘坚持南下方针，导致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红四方面军则于9月以后南下转战川康边，占领天全、芦山、宝兴、丹巴等地，计划在此建立根据地，并成立了四川省苏维埃政府，还帮助藏族人民成立了格勒得沙政府。1936年2月，由于百丈关战役失利，张国焘南下方针破产，红四方面军被迫再次北上，向康北转移。3月，红四方面军占领康北的道孚、炉霍、甘孜、瞻化等地。7月初，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共同北上，向陕甘地区进军。

根据上述可知，从1935年4月到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会同红一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实际控制川康边地区长达15个月，并建立了省委和各级地方政权。也就是说，在红军长征途中，以红四方面军为主体曾经创建了川康边根据地。

长征中开辟的根据地最重要的当然是陕甘宁根据地。但由于它是由陕甘根据地（包括陕北根据地）巩固和发展而来的，被称为“硕果仅存”，不是新创建的，因此不在这里介绍。

创建根据地对于夺取长征胜利的重要意义

为配合主力红军战略转移，长征前夕，中共中央派出三支先遣队出征并择机建立新的根据地，当时是作为粉碎国民党军“围剿”的一种战术提出并实施的

“围魏救赵”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谋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被各根据地的红军熟练运用。1929年1月，毛泽东率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起初就是为了“围魏救赵”。这样的事例还有一些。1934年5月，广昌战役失败后，中央苏区的形势危急。为了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同年7月，红七军团奉命由瑞金出发，与在闽浙赣地区开展斗争的方志敏部会合，以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先行远征，也是“围魏救赵”（事实上，红七军团的行动和行动方向，与毛泽东和彭德怀早先就提出过的建议是一致的，只不过因为提出实施的时机与动用兵力的数量不同，而效果大相径庭罢了。毛泽东主张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了两个月发生福建事变时就主动出击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李德、博古等则是在迫不得已时；彭德怀主张五个主力军团一起出动，后者只派红七军团的7000人）。8月，红六军团由湘赣根据地的遂川出发西征，仍是如此（另外增加了为中央红军西征探路的使命）。关于这一点，周恩来在派程子华去鄂豫皖根据地组织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并建立新根据地时讲得非常透彻。周恩来说：“把敌军主力引走了，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留下的部分武装就能长期坚持，也就能保存老根据地。”这三支红军是全国红军长征的先遣队，他们的突围远征和创建新根据地的努力，虽然还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战局，但大大减弱了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进攻势头，为策应主力红军的长征，赢得了时间，确实起到了牵制敌军的战术作用。

各主力红军出征并创建新的根据地，与坚持在老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的留守部队形成呼应，与分处在其他战略支点上的主力红军及其开辟的根据地形成相互策应，是红军最终取得长征胜利的战略法宝

与长征前各路红军分别在各自的根据地开展反“围剿”有所不同，长征一开始，就是全国各路红军有计划的战略行动，各路红军都陆续投入到战略大转移之中，这在客观上为各主力红军间的战略配合造成了非常有利的态势。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以及原中央苏区留守部队之间的电信联系密切。正是通过密切的电信协商，中革军委与红二、红六军团才在红二、红六军团合力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问题上形成共识，于是有了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开辟和红二、红六军团的壮大。红二、红六军团迅速成长，在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之外形成第三大主力红军，并在长江以南开辟了一块新的根据地，这在长征那种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不能不说是个了不起的奇迹。三大主力红军之间的战略配合和战役合作，对红军夺取长征的胜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著名的四渡赤水之战中，毛泽东正是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把打破敌人围追堵截的现实任务和重建新根据地的既定目标，有机地统一起来。他时而指挥中央红军向北摆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态势，时而又回头显露出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趋向，巧妙地与强敌周旋，反复地调动敌人，将包袱甩给敌人，从而争得了战场主动，在惊涛骇浪中杀出一条生路。三大主力红军相互之间及其与红二十五军、陕甘红军之间的战略配合，贯串长征始终。

根据地是红军密切与人民群众关系的舞台，是获得人民群众支持的主要依托

长征中的群众工作遇到许多困难：其一，长征是无根据地依托的流动作战和大迁徙，所需的物资给养、人力支持、兵力补充以及后方安置，都必须依靠沿途群众解决。其二，红军长征途经14个省（按现在的区划为15个）2亿多人口的地区。所经之地，绝大部分是国民党统治下的白色区域，还有瑶族、苗族、彝族、藏族等近20个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些地区较少甚至根本没有受到过革命思想的影响，党的群众基础薄弱，广大群众对红军、对中国共产党、对苏维埃几乎没有什么概念。加上国民党的欺骗宣传，诬蔑丑化红军实行“共产共妻”，是“洪水猛兽”等等，不明真相的群众对红军产生畏惧心理。其三，长征军情危急，戎马倥偬，以中央红军为例，平均每天行军37公里，几乎每天都有一次战斗，鲜有从容做群众工作的时机。其四，长征途经许多雪山、草地等无人区和大量人烟稀少的地区，无群众可做工作。

上述与中央苏区和其他根据地截然不同的新情况，使得如何密切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成为红军在长征中的一个严峻挑战。如果单靠红军将士每天走村过寨时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发自内心地对穷苦百姓的爱护与帮助，展示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的精神风采；单靠每到一地镇压土豪劣绅、分浮财；单靠行军露宿的短暂时间刷标语、呼口号和济贫扶困，固然能打动一些沿途的群众，但充其量也只是获取群众的好感和赞许，还很难使群众对红军的宗旨和任务有深入的了解，很难使群众对红军是人民的军队这一本质有真正的了解，也就很难启发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从而获得他们的真心拥护和支持。

熟悉长征历史的人都知道，长征中的群众工作是非常出色的，而且还有许多特色。比如广泛地开展了对少数民族的工作，可以说是中共开展少数民族工作的开端；再如全面深入地宣传了党的抗日救亡主张，比较系统地进行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努力等，从而使广大群众认识到，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而长征沿途的广大人民群众竭尽全力给红军以巨大的支持，他们箪食壶浆迎接红军，架桥梁，送粮草，捐衣被，救伤员，做向导，不惜毁家舍命，赴汤蹈火。可以说，各族群众的大力支持是红军夺取长征胜利的力量源泉。那么，红军在长征中是通过什么方式、在什么条件下克服困难开展群众工作的呢？

毛泽东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是对长征这一英雄史诗整个过程的经典概括。但是具体地进行分析，长征的群众工作主要是依靠在创建和坚持根据地的过程中开展并取得实效的。

在长征期间建立的存在时间比较长的几块根据地中，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鄂川黔根据地战斗生活了将近1年，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根据地停留了7个月，红四方面军在川康地区盘旋了15个月。红军在这些根据地中都建立有地方政权和党的组织，都开展了土地革命（虽然程度不同地仍存在“左”倾问题），都形成了由赤卫队到地方武装再到主力红军的武装力量体系。因此，在这些根据地的发动群众工作比较深入，取得的成效也十分显著。即使是存在时间较短的黔西根据地，甚至是在尝试建立根据地、红军停留时间只有十几天的一些地方，其成效也明显高于日常的行军打仗。群众对红军最真诚的信任和最大的支持莫过于让自己的子弟参加红军了，这可以说是检验红军群众工作深入与否的最高标准了。

以“扩红”为例，据粗略统计，长征途中各路红军共补充新兵3万人以上（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扩红”数未计算在内）。从现存的一些长征日记看，红军在日常的行军中，也吸收一些穷苦人参加红军，但为数不多，倒是记载了不少雇用船夫、向导、通司（翻译）和挑夫的事例。而大批的“扩红”，则主要是在创建根据地或在坚持根据地的斗争期间。如中央红军在逗留遵义地区试图创建川黔边根据地期间，单是红九军团就“扩红”4700人；在云南威信县扎西整编打算创建川滇黔根据地期间，“扩红”3000多人。再如，红二、红六军团创建黔西根据地期间，尽管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在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就“扩红”5000多人。

根据地是各路红军长征途中的供给地和加油站

红军长征的生存环境是极其险恶的，既有毛泽东所总结的，天上每日有敌机轰炸、地下有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等人为的危险，又有几乎超越人类生存极限的雪山、草地等自然险阻。整日处于长途跋涉和激烈战斗过程中的各路红军，伤病员无法救治和安置，粮草弹药无从补充，情况紧急时连吃饭和睡觉都不能保证，犹如在惊涛骇浪中颠簸的小船，时刻不得安宁。只有各路红军在途中创建的根据地，才使他们得到短暂的栖息和休整。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根据地休整了七个月，红二、红六军团在黔西根据地休整了将近一个月，中央红军一直未能如愿建立新的根据地，只是在尝试建立川黔边和川滇黔根据地时，分别在贵州的遵义地区和云南的威信地区各得到十几天的休整。三大主力红军从中受益最大的是川康边根据地。

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后，为迎接中央红军，开辟了川康边根据地。党史、军史著作在讲到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的重大变化时，大多会说：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兵临昆明、巧渡金沙，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长征的主动权。那么，这段话究竟是从什么意义上讲的呢？笔者体会，不仅是因为中央红军拉大了与追兵的距离，而且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中央红军进入到一个没有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根据地。当然，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得到一支有8万多人组成的有生力量的支持，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连续艰苦转战8个月、跋涉9000公里的中央红军，终于可以在川康边根据地得到休整，全军上下的喜悦心情可以想象。甚至有不少人按照对党中央几度号召与红二、红六军团或红四方面军会师的理解，认为战略转移已经胜利结束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一年后，经过在乌蒙山区“打转转”和在云南高原艰苦行军的红二、红六军团（历时4个月），也是抵达川康边根据地，在那里得到宝贵的休整，然后与红四方面军携手，共同北上。

川康边根据地对于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长期以来，党史、军史学界，包括亲历者的回忆，对其重要性认识不足，强调得比较多的是张国焘的分裂、南下与北上的争论，以及藏区的民俗和艰苦的生活环境等。研究这段历史，首先必须正视的是，川康边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开辟的一块重要根据地；必须把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罪行、把南下与北上的分歧，与以红四方面军为主会同中央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开辟和经营川康边根据地的英勇斗争区别开来。事实上，在强敌围追堵截和雪山、草地等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困扰下，在普遍信仰藏传佛教的藏区开展群众工作和创建根据地，是一场严峻考验。进入藏区后，党中央和各路红军将士，一方面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并特别针对藏区的实际，明确要求务必尊重藏族群众的民族习惯和宗教习俗；另一方面深刻揭露历代汉族统治阶级对藏族群众的压迫，进行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宣传发动和统一战线工作。这主要是：对藏族上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对广大藏族群众贯彻民族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对寺庙、喇嘛执行信教自由的宗教政策；对广大农奴和人民群众实施党的阶级路线。党和红军模范行动及各项政策，开创了民族团结、僧俗和睦、鱼水情深的大好局面，广大藏族群众像对待亲人那样竭尽全力支持红军。

据当地党史部门统计，当时只有3万人口的甘孜县就支援红军60万公斤粮食；地处农牧地区接合部的若尔盖县共支援粮食237万公斤；川甘交界的农业区人民在1935年和1936年两度都是在秋收季节迎接刚刚走出草地的红军。要知道由于自然气候的关系，至今那里的农业产量也比较低下。可以想象，在红军走后那里的群众要怎样节衣缩食度过全年。在藏区传颂着很多藏族群众支持红军的动人故事。新中国成立后为祖国统一献身的五世格达活佛当年与朱德结下的友谊，已广为人知；甘南藏族土司杨积庆把窖藏的20万石粮食送给红军，并因此和6位亲人一起惨遭国民党杀害；红军途经藏区的各县都有一批红军伤病员被僧侣或藏族同胞收养保护下来，从照片上看其相貌与当地人已无差别；各县也都有不少农奴娃子参加了红军，其中就有后来曾任青海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扎喜旺徐和先后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天宝、杨东生等，他们是中共培养的第一代藏族干部，至今仍是藏区人民的骄傲。

就这样，自然条件极端严酷的川康藏区，成为红军抵御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天然屏障；热情善良的藏族群众成为各路红军的坚强后盾；历经长途跋涉和艰苦转战，三路主力红军在这里得到休养和整编，并得以较为从容地选择新的落脚点和革命发展方向。发生在这个地区的党中央和张国焘关于红军北上和南下之争，以及后来张国焘南下失败给红四方面军造成严重损失的严酷事实，从正反两方面教育了全党和全军。从这个意义上说，红军如果没有在川康藏区的这段宝贵经历，就没有长征的最终胜利。

各路红军会师陕甘宁根据地的历史必然性

回顾各路红军在长征途中创建新根据地的斗争经历，不难发现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由南向北、向西逐次推进。起初的重点是旨在粉碎国民党军对老根据地的“围剿”，保存和发展红军的有生力量，因此创建新根据地的区域主要是在长江流域，并试图与传统的根据地形成呼应。其中特别突出的是中央红军根据敌情变化，先后选择湘西、川黔边、川西或川西北、川滇黔边等地创建新根据地。但是，这些努力都一一落空。这使得毛泽东和党中央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开始系统地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的形势、敌我力量的对比和分布、民族状况和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和复兴之路等全局性的问题，最终确定在川陕甘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这主要是因为：

20世纪30年代，中国革命的中心发生转移。在传统的革命中心——中国南方，自叛变国民革命后建立起南京国民党新军阀政权的蒋介石集团，由于得到英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在与新旧军阀的混战中逐渐胜出，并在1928年12月从形式上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其反动统治日渐巩固；而北方的反动封建统治势力自辛亥革命起，迭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力量的打击，并在与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中彻底落败，渐成土崩瓦解之势。与此同时，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华北危急。在中国北方，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的风暴眼。与此相关，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随着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反动统治势力的加强，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白区的上海、广州、武汉等中心城市无法立足，而且在大革命失败之初，利用蒋介石政权立足未稳和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间隙，陆续建立的海陆丰、湘赣、湘鄂赣、湘鄂西、闽浙赣、鄂豫皖、川陕、黔东，包括中央苏区等，都被国民党军占领，成为游击区。这反映出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势力由南向北不断渗透和拓展，日趋强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亲身经历了南方各路红军反“围剿”的失败与各根据地的丧失，以及遵义会议后在川西和川滇黔建立根据地的努力落空等痛苦历程，他们对中国革命中心自南向北转移的历史大趋势，产生了切身的体会。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和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必须适时北移，长征在事实上成就了这一历史过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给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新的命题：他们一方面不得不同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发动的全面“围剿”进行殊死的阶级搏斗；另一方面必须进行抵抗日军侵略的全民动员和准备，肩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责任。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发表一系列的宣言和号召，表达了誓死抵抗日本侵略，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同时，表示愿意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但是自日本侵略中国的华北事变发生以来，日本的侵略蔓延到整个中国北方，其独占中国为其殖民地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中华民族的危机进一步加剧。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如果不能立即停止“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者奉行的“要兵不要官”的关门主义统战政策，如果只是在远离抗日前线的中央苏区一般性地发宣言和号召，肯定是很难得到全国民众的积极拥护并实现自己的抗日救亡主张的。

拯救因日本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一直是毛泽东关注的焦点。在中央苏区他领导发动宁都起义时一个很重要的旗号就是“联合抗日”；以他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不仅在1932年4月就发表宣言，正式对日“宣战”，还曾与爱国抗日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签订了抗日停战协定；作为配合主力红军战略转移重要棋子的红七军团和红二十五军，都是以“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的名义踏上战略转移征途的；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因独立自主地依据中国的实际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由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它为中共在民族矛盾渐次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背景下，适时转变自己的政治路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组织条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刚刚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后，毛泽东就在1935年6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放弃华北，并认为“这最能动员群众”。这样，他就把北上抗日与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进军方向联系起来，实际就是把革命低潮时的退却（被迫寻找立足的新根据地），同迎接革命新高潮的进攻联系起来了。于是，拯救民族危亡和北上抗日，由中国共产党人的夙愿，化为各路红军鼓舞士气和团结动员沿途各族人民群众的旗帜，成为红军将士战胜千难万险，取得长征最终胜利的强大动力。

鉴于敌我力量悬殊和国民党的统治力量呈现出由北向南逐次强盛的客观实际，为了得到更可靠、更有力的战略依托与支持，毛泽东和战友们把进军的方向指向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接壤的中国北方和西部地区，设想背靠苏联、外蒙古，依托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然后向东发展，实现直接对日作战。

在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进行坚决斗争的过程中，9月9日，毛泽东率红一军、红三军（即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先期北上后，又对其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设想做了局部调整。9月27日，在榜罗镇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根据在哈达铺了解到陕北还保存有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这一新情况，确定前往陕北，在那里保卫和扩大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10月19日，由红一军和红三军改编的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标志着中央红军取得长征的胜利。

综上所述，长征途中各路红军重建根据地的斗争，看似是个行军路线和确定目的地的问题，但实际上与长征发生时期的历史背景有关，与中国共产党人在长征时期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有关，与中国南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政治力量的变化有关，与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有关。其实质是对中国革命任务、路线和前途的规律性认识问题，是关于长征道路的问题。客观地讲，对此问题的正确认识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其认识过程贯串长征始终。但是，比较成熟和稳定的认识，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就形成了。这种认识主要集中在党中央与张国焘围绕“北上”与“南下”的争论过程中。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明确指出：张国焘与中央争论的实质是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向川康边界地区退却。这场争论的重要见证人徐向前后来指出：党的北进方针，不是随心所欲的决定，而是基于一定的历史环境和党所面临的任务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他认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保存和发展红军力量，使党和红军真正成为全民族抗日斗争的领导力量和坚强支柱这一基本目的出发，确定北进川陕甘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进而发展大西北的革命形势，是完全正确的。”

正是基于对形势、任务和中国革命前途的科学认识，中共中央在极端艰险的情况下，坚持既定的北上抗日方针不变。在陕甘支队抵达陕北不久，从苏联回来的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八一宣言》精神，这对中共中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2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提出：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为了纠正党内的关门主义倾向，瓦窑堡会议的决议特别明确党的性质：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华民族解放的先锋队。这标志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毛泽东和党中央，全面调整了政策策略，并制定了以西北统一战线带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奠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础。在此过程中，中共中央北上陕甘创建根据地的设想，逐渐得到全体红军将士的拥护。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携手北上。毛泽东及其战友们继先后胜利地部署和指挥了直罗镇战役、东征战役、西征战役之后，又直接领导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和粉碎国民党军进攻的山城堡战役，以及策应因发动西安事变而遭国民党中央军进攻的东北军、西北军的军事行动。这些军事行动和西路军的英勇远征，不仅粉碎了各路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围剿”，而且沉重打击了根据地周边地区的敌军，大大拓展了苏区，使原来的陕甘苏区发展成为以延安为首府，辖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的26个县200万人口的陕甘宁根据地。从此，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新的栖息地和出发点，陕甘宁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长期稳固的大本营，中国革命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掀起了新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