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人竹刻的集大成者，周颢延续了嘉定文人参与竹刻创作的传统，将文人艺术与工艺美术加以融合，开创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而与享有盛誉的竹刻相比，周颢的绘画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上海博物馆“竹素流芳—周颢艺术特展”展示了周颢镌刻、绘画作品32件（套），全面呈现他的艺术世界。

被低估的画名

周颢（1685-1773年），字晋瞻，号芷岩，是当地竹刻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竹刻史上的转折点和里程碑式的人物，有“二百余年，首屈一指”之誉。

然而在成为竹刻家之前，他首先是一位画家。但是长期以来，周颢的画名为竹刻名所掩，以致今人往往以为周颢只是擅长绘画的竹人，而非精于竹刻的画家。

据上海博物馆工艺部副研究员施远介绍，有关周颢家世生平的文献资料很少，但是可知他“自幼修习文人书画，稍后又致力于文人镌刻”。他虽然读书，却没有走科举应试的道路。

“没有明确文献记载他曾师从哪位画家修习书画，但是有资料显示，在画艺方面，他曾得到‘四王之一王石谷的指点，虽然他没有被正式列入王石谷弟子名录，但是从他的作品风格来看，肯定受到了王石谷的影响。从周颢山水画的创作实践来看，完全是按照王石谷提出的‘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精神而来的，即既重视线条美感，又重视画面的经营、境界的营造，从周颢的绘画作品可见，其并非只是逸笔草草，不求形式，他刻画得很深入，画面层次也很丰富。”

从周颢的传世作品可见，其山水画面貌丰富，有摹仿李成、范宽、巨然、米友仁、倪云林等诸家之作，而最多的是王蒙。他尤其喜欢王蒙一路层峦叠嶂、细笔繁皴的密体山水。而竹石是周颢绘画与竹刻创作中最常见的母题。

开辟竹刻新境界

与其绘画一样，周颢虽然自幼就致力于文人镌刻，但是没有明确记载他曾师从于哪位竹刻大师。但是作为一名擅长诗文、精通书画的文人，周颢定是受到家乡嘉定地区竹刻传统的影响，而嘉定竹刻之所以异军突起，也正是得益于一批文人艺术家的参与。周颢延续了嘉定文化人参与竹刻创作这样的一个传统，把文人书画的艺术修养在竹刻这一比较工艺性的载体上进行表现。

周颢一生经历了清代最鼎盛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这个时期是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最后的一个高峰，包括竹刻在内的各种雕刻艺术都已发展到材尽其美、工尽其巧的阶段。而与周颢交友者多学者、文士、画家、竹人、印人，其中尤为著名的是雍正进士、乾隆近臣张鹏翀和嘉定学者王鸣韶。

周颢被视为中国竹刻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其在竹刻方面的贡献和创新之处体现在两点：其一，他将自己擅长的绘画，特别是山水与竹石施于刻竹，开创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他之前的竹刻乃至整个工艺美术对文人画题材的运用远远没有这么成熟，且以人物故事为主要题材。其二，他开辟了“合南北宗为一体”的全新境界，在中国绘画史上，明后期中国画分为南宗和北宗，北宗偏重写实，用笔硬朗，装饰性强，更多工匠意趣；南宗偏于写意，讲究用笔本身的美感，线条圆润，表现文人精神。周颢竹刻将南北宗进行糅合，采用了全新的雕刻技巧，于使用阴刻刀法表现笔墨迹象的同时，又辅以嘉定竹刻“三朱”以来的浮雕、浅浮雕技法，作品层次比单纯阴刻更丰富，立体感和体积感更强。

存世作品少，伪作泛滥

周颢书画创作相对随意，“偶然欲画，画成随手乞人”，但于刻竹一道却自律甚严，“其运刀时，若丝发未称意，虽垂成，亦斧以斯之”。因而其竹刻作品较书画存世量更少，据不完全统计，周颢作品存世量百余件，其中雕刻作品不超过30件，上海博物馆收藏周颢作品最多，也不过十余件。

周颢开创的竹刻新风在当时和后来出现了大量的学习和模仿者，因而伪作也十分泛滥。然而真品和伪作在精妙度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周颢本身是画家，他在刻竹时，融合了自己的绘画审美，有整体布局和构思，纯粹模仿他的技艺是学不像的。比如晚清到近现代的嘉定竹刻传承人有沿袭周颢浅刻山水风格的，但是可以看到他们和周颢的差别非常大。这是有多种原因的，一则雕刻技艺在全面退步，另外他们也缺乏全面的艺术修养。从文人竹刻的发展来说，周颢是一个顶峰，这个顶峰是艺术水平和雕刻技艺的双重顶峰。

周颢的精品力作大多完成于50岁之后，直至晚年犹创作不辍。这次展览以周颢中晚年的作品为主，包括其60岁时创作的竹刻代表作《松壑云泉图竹笔筒》、71岁时的绘画代表作《竹林幽居图》轴，以及去世前一年的《人物山水图》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