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亦斌

洁蕊堂收藏一件康熙五彩人物故事图纹灯罩。瓷灯罩这种器形存世极少，国内尤其罕见，以至为众多的中国瓷器经典参考书所忽略。灯罩薄胎，上下对称，通体施白釉，直颈直足，与器腹连接处微微内收，颈部和足部均以矾红装饰同样的双层二方连续四叶花瓣纹，间以四朵淡绿彩花冠。肩部饰二方连续“卐”字形四叶花瓣纹锦地，间以四款开光花卉，分别为梅、兰、竹、菊。下衬二方连续如意头装饰带。器腹装饰两幅人物故事场景，工笔细描，色泽亮丽。其中一幅是室内场景，两翼可见撩起的帐帷，左后方是墙下部的踢脚线，用一条赭色叠加一条浅绿的色带标识。背景上一架宽边大屏

风，绘汹涌的波涛纹，是当时流行的《咸池浴日图》略去红日的一个简版。屏风前摆一张长案，上铺红绸镶绿绫的桌围。桌上供一件双立耳铜香炉，旁置圆香盒。案前是一群妙龄女子，着红衣者居中坐在一把圈椅上。圈椅的形制比较罕见：像海棠形面的凳子和圈椅背的结合物，椅背椅座铺垫赭色散花椅袱，座下有四彭腿，马蹄足外翻。虽然图中6位丽人个个梳高髻、穿绸衣、束腰裙，但是坐在椅子上的那位开脸稍大、五官更为精致，头簪凤钗、臂缠绿绸披帛。腰裙常见于明末清初的仕女装束，仕女的上衣下裙之间增加了一种色块。尽管腰裙曾经很流行，但沈从文所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未提，所以在此发图说明。红衣仕女显然是众人注意力的中心，一位身份地位不同凡响的贵妇。站立在她周围的5个人身上没有披帛，发髻上仅插一根直钗。其中3位袖手侍立在画面右侧，还有一位以同样站姿立于另外一侧。很明显，左侧的小丫鬟刚刚进门，手里端着的一盘圆形食品，正是此图的“画眼”所在，因此众人的眼神齐刷刷地都对着这个方向，就连贵妇在座椅上也略微前倾，左手伸出食指指向盘子。这张罕见的瓷画描绘的是历史上有名的唐朝杨贵妃（719年-756年）嗜食新鲜荔枝的故事。

荔枝喜高温高湿的生长环境，果肉呈半透明凝脂状，味甘美。早在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时就为皇家所青睐。《三辅黄图·卷三·扶荔宫》载：“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破南越，起扶荔宫（此宫即以荔枝得名），植所得奇草异木……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无一生者……其实则岁贡焉。邮传者疲毙于道，极为生民之患。至后汉安帝时，交趾郡守唐羌极陈其弊，遂罢其贡。”《后汉书·和帝纪》对进贡荔枝过程的描绘更加具体：“旧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驿站），五里一堠，奔腾阻险，死者继路。”中原王朝都城在北方的居多，每年从南方向朝廷进贡当季的新鲜荔枝成为沿途百姓一项沉重的负担，也是历代有识之士针砭朝廷弊政的一个突破口。除了史载地方官唐羌上书陈状，皇帝也为彰显自己“爱民”而下诏书“其敕太官，勿复受献”（《后汉书·和帝纪》）。更有名的还是历代诗人的激愤之作，其中脍炙人口的包括杜牧（803-约852年）的《过清华宫绝句》和苏轼（1037-1101年）的《荔枝叹》。这些作品均指向唐明皇李隆基（685-762年）和他的宠妃杨玉环。最早记载杨贵妃嗜好荔枝的书籍有《唐国史补》，作者李肇生活在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书中写道：“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后来，官方所修的《新唐书·后妃传》正式记载杨贵妃受宠幸的时候，“四方争为怪珍入贡，动骇耳目。于是岭南节度使张九章、广陵长史王翼以所献最，进九章银青阶，擢翼户部侍郎，天下风靡。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转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杨贵妃吃荔枝上瘾，而且一定要是刚采摘下来的新鲜货她才喜欢。于是岭南节度使张九章就派专人飞马日夜兼程几千里路，把南国的荔枝送到京城，鲜味一点儿都没变，以此拍马屁行为被皇上授予银印青绶的勋位，百官于是争相仿效。唐朝诗人杜牧据此作绝句《过华清宫》三首，其一云：“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诗人在这首咏史绝句中，借杨贵妃嗜荔枝的典故，用一个长镜头，两个蒙太奇拼接，讥刺唐玄宗的荒唐淫逸和杨玉环的恃宠骄奢。从长安遥望骊山，郁郁葱葱、锦绣如画。华清宫依山而筑，蜿蜒其间，宫殿的重重朱漆大门一道接一道地依次打开。一边是驿使在一缕红尘中风驰电掣般穿越道道宫门，一边是贵妃脸上嫣然绽开的笑容。最后，诗人故意压低“嗓门”，以透露国家机密的口吻抖出了包袱：让人心惊的奔马和贵妃脸上的笑容之间构成因果关系的，原来是号称“绛纱囊里水晶丸”的荔枝！如此纵容自己宠妃的君王，焉能不酿成“安史之乱”这样的大祸？在此，杜牧举重若轻地指点江山。相比之下，杜甫的诗句“忆昔南海使，奔腾进荔支”（《病橘》）就显平直了。

晚唐文人袁郊曾经编撰传奇小说集《甘绎谣》，其中有一篇名《许云封》，文中提到：“天宝十四载（755年）六月日，时骊山驻跸，是贵妃诞辰，上命小部音声乐长生殿，乃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海进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欢呼，声动山谷”。虽说这则逸闻为杨贵妃与荔枝的关系加上了罗曼蒂克的光环—荔枝不仅满足口腹之欲，还与欣赏优美的音乐相联系，上升为精神享受，然而，荔枝终究是贵妃侈靡、君王好色宠爱姬妾的象征。宋代文人欧阳修（1007-1072年）所撰《浪淘沙》云：“五岭麦秋残，荔子初丹。绛纱囊里水晶丸。可惜天教生处远，不近长安。往事忆开元，妃子偏怜。一从魂散马嵬关，只有红尘无驿使，满眼骊山。”直接将荔枝所代表的唐玄宗对爱妃的娇惯与杨贵妃被赐自尽马嵬坡的悲剧下场连在一起。

比起杜牧和欧阳修，苏东坡在其《荔枝叹》中对贵妃嗜荔的抨击要触目惊心得多：“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苏东坡在诗中描绘了运输新鲜荔枝过程中草菅人命的惨烈景象：在飞马赴京途中死伤的驿使成堆成垛，他们的鲜血千年不干，以此反衬君王与贵妃行事荒唐无道。诗人对无辜死难者表示同情，希望上天能够悯恤黎民，不要生出像荔枝这样的美味珍品，给黎民百姓带来痛苦：“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诗评家在评论这些诗作的时候也不忘点明其政治思想意义。例如《诗林广记》引《叠山诗话》之评论云：“明皇致远物以悦妇人，穷人之力，绝人之命，有所不顾。如之何不亡？”清初人宋顾乐《唐人万首绝句选评》中亦指出杜牧诗“末二句谓红尘劳攘，专奉内宠，感慨殊深”。

就这样，荔枝在中华文化中不仅成为了为人们喜爱而又难得的珍献尤物，还常常承载着沉重的历史教训。一幅“杨贵妃赏荔图”表面展现的是佳人和异果，看似云淡风轻，实际上背后隐藏着性命和鲜血。这样一幅温情脉脉的图画就像历代许多史诗一样，担负着政治讽喻的教化功用。在此，可以连带讨论一下明代画家唐寅的一幅名画《王蜀宫妓图》。画家在画上自题“莲花冠子道人衣，日侍君王宴紫微。花柳不知人已去，年年斗绿与争绯。蜀后主每于宫中裹小巾，命宫妓衣道衣，冠莲花冠，日寻花柳以侍酣宴。蜀之谣已溢耳矣，而主之不挹注之，竟至滥觞。俾后想摇头之令，不无扼腕”。唐寅点明此画的主题是通过揭露前蜀后主王衍荒淫腐化的宫闱场景讽刺当政者：社会上影射朝廷垮台的歌谣风起，君王对亡国之兆置若罔闻，宫中依然觥筹交错、歌舞升平，不禁令人唏嘘感叹。

唐寅在《王蜀宫妓图》中只截取了宫中豪华宴饮中的一小群人，并且一反通常作画习惯，摈弃了背景家具，让4个人物剪影般凸显在画绢上。画面中心脸朝观者的两位宫妓用工笔重彩表现，她们浓妆艳抹，脸上用所谓“三白法”突出额头、鼻尖、下颏、耳垂的高光。头戴莲花冠，金饰掩鬓配凤簪插花。左边那位的道衣上刺绣云霞白鹤，右边那位的衣襟花边上装饰杂宝图案。作为对照，两位侍女一身素净，虽说画家还是忍不住在右边那位的内裙上添加了与道教崇尚长寿愿望相配的龟背云头纹，然而，宫妓的满头金饰、遍体绫罗还不足以表达蜀后主宫廷的骄奢淫逸。画面上还有一个“画眼”：右边的侍女右手肘抬起，拿着一把执壶在为蓝衣宫妓斟酒。左边侍女双手捧一花瓣形双叠口漆盘，盘上置一胆瓶，瓶中插一双筷子。旁边另有一精致花瓣形小盘，盘中垒着圆球状食物。讨论此画的学者有的忽略盘中物，有的模糊地称之为“食品”。在一本名叫《唐寅画传》的书中，这个盘子被称为“脂粉盘”。那么，小盘中到底所盛何物呢？在历代诗词中，荔枝曾经被冠以各种有趣的名称，如“肉露白晶丸”、“一簇冰蚕茧”（陶弼《荔支》）、“宝器盛来蚌腹圆”（徐夤《荔枝》）、“冰丸”（杨万里《四月八日尝新荔子》、杨慎《咏荔枝》）；在苏东坡《减字木兰花·荔支》词中，有句诗的一个版本写作“玉坐金盘”，恐怕用的也是相似意象（通常作“玉座金盘”）；杜甫曾作《宴戎州杨使君东楼》诗，描述一次有众多歌妓参加的政府宴会，其中两句为“重碧拈春酒，轻红擘荔枝”；宋人郭知达注称“食荔枝而饮春酒”。联系古人对荔枝的“冰丸”比喻和与酒同食的习俗，再加上荔枝作为宫廷荒淫生活的象征，《王蜀宫妓图》中所绘很可能是剥出来的荔枝。唐寅不动声色地用“一簇冰蚕茧”来渲染蜀后主的荒淫失政，甚至可能也同时在影射当朝的正德皇帝建“豹房”、“极尽声色犬马之狎戏”的秽行。

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人物故事画传统，图像基本都有所指，根植于中国极其丰富的典籍。图像和史书、文学作品一样，值得细读。由线条、色块构成的形状开始，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历史人文知识，来重构画家的创作意图，从而揭开历史上的一个个“达·芬奇密码”，让可以感知的形象与可以阅读的文字一样，成为我们认识祖先宝贵遗产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