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4年，拿骚的亨利三世（Henry III of Nassau-Breda）继承了布拉邦特地区，并且造访了博斯所在的城市，委托艺术家为他进行创作。亨利三世对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风潮心向往之，他为自己建造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样式的城堡，也期待装点其中的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绘画作品。

根据文献记载，亨利三世喜爱阅读冗长艰深的拉丁文本，欣赏高深莫测的、有思想的、有创意的绘画作品，而博斯的作品正好满足他的期待。我们不知道博斯是否曾经为他画过肖像，但是，博斯最重要的作品《人间乐园》（The Garden of Earthly Delights）成了亨利三世的收藏品。

1517年，也即博斯去世后一年，传教士贝亚蒂访问了亨利三世位于布鲁塞尔的宫殿，记录下见到这幅作品的情景：“一些木板上画着怪异的图像……这里描绘了海、天空、森林和牧场，还有很多其他的生物。一些人出现在贝壳中，男人和女人、白人和黑人以不同的姿态活动……对于这些从未见过的事物，不可能向没有见过的人去描述他们。”面对这些奇异的图景，文字记录者第一次坦承了自己的无能为力。

16世纪，西班牙统治时期，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成为博斯作品的重要收藏者。除了《人间乐园》以外，他还收集到《干草车》、画在桌面上的《七宗罪》等。据说，菲利普二世将《七宗罪》安放在自己的卧室中，每日醒来都可以审视一番。而《人间乐园》则被送到了为庆祝征服法国而建造的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

1605年，神父约瑟·德·西古恩卡如是描述博斯的作品：“博斯的作品与其他艺术家的作品不同之处在于，其他艺术家是从人物的外表来创作作品的，而博斯有勇气将人的内心世界展现出来。”在他看来，《人间乐园》表现了“人性中的羞耻心和愧疚感”，应该被大量复制。广为传播。这一观点引起了巨大争议，反对者认为博斯的画面中都是“放荡不堪的幻想”，“充斥着可怕狰狞的东西”。

博斯在他的时代受到北方知识精英和达官显贵的欣赏，又在接下来很长时间里不断引起争议。他所描绘的是世人从未见过的场景，也是数百年间笼罩在人们精神领域的心魔。

因为这些君主、贵族的欣赏与珍藏，博斯的这部分作品才得以留存下来。在斯海尔托亨博斯，艺术家为教堂、公共机构所创作的图画，大多数都散失了，很可能是在他去世之后的宗教战争中被焚毁了。

另一方面，在艺术领域，博斯的非凡奇想持续地获得后辈同行的回应。同样在北布拉邦特州，在老·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 the Elder，约1525-1569年）出生的时候，博斯已经去世9年了，两位艺术家相隔三代。后世的艺术史学家经常喜欢将两位艺术家并置比较。老·彼得·勃鲁盖尔早期的作品和博斯一脉相承。

“勃鲁盖尔始于追随博斯，而后竭尽全力返回现实。”菲伦斯·盖瓦尔特在《弗兰德斯绘画史》中写道，“（他）以描绘自然景色、描绘四季变化、描绘农家盛宴见长。”从博斯到勃鲁盖尔，中世纪的恶魔暂时退场，日常生活的场景展现出来。

在英国《每日电讯报》艺术评论人阿拉斯泰尔·苏克（Alastair Sooke）看来，没有斯海尔托亨博斯的博斯，就没有戈雅、达利、培根，就没有查普曼兄弟……

西班牙画家戈雅（1746-1828年）在《理智睡去，妖魔产生》中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个人枕着桌子睡着之后，身后腾起黑压压的一群猫头鹰和蝙蝠—这两种动物都是邪恶世界的信使。

“在所有人身上，在任何时刻，都有两种吁求，一种是对上帝的，一种是对撒旦的。”波德莱尔在《我心赤裸》中如是诉说，他诠释了理性与非理性的相生与共，此消彼长。

博斯创造了诸多的奇异符号，世人从中解读出他对内心不断的探求和追问。这些奇形怪状的异兽，是梦魇，亦是心魔。博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松解了对于撒旦的千般想象，世人将从中读到自己内心的声音，看到自己模糊的脸孔。这是一片含混的天地，很快将成为艺术家活跃的舞台，他们在这一片黑暗的领域，成为彼此的微光。

及至近代，理性在现代西方似乎又失去了至上权威。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人们不得不反省：以科学、理性、人道主义自诩的西方文明，为何能够心甘情愿效力于原始的野蛮和暴力？在科学和技术不断发展的同时，人类为何没有变得更加幸福？

如果说，理性主义是为了把握事情的本质和规律，寻求客观真理，非理性主义则是通过对人的生存、人的欲望、人的情感、人的命运、人的苦乐感受等的呈现，去复活被理性压抑的人性，安顿人的灵魂。

萨德、戈雅、博斯等人被重新发现、重视，他们留下的作品，也引导当代知识分子、艺术家继续思考非理性之维度。

如果说，500年前博斯的画作仿佛是艺术家一场无尽的梦魇，那么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这场巨梦正隐藏着真相。

在弗洛伊德看来，梦是（压抑或抑制的）愿望的（隐蔽的）满足，因此，梦境充满意义，具有象征性。而艺术家的创作显而易见也是做梦的一种。

随之而兴起的超现实主义很快接续了博斯的人间地狱景象。地狱从未远离这个世界，天堂，也未必没有纷扰。

达利《内战的预兆》完成于西班牙内战爆发前几个月，画家运用细腻的笔法画出了被肢解的人体，背景上的蓝天白云，表明这一罪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

二战结束的时候，萨尔瓦多·达利、马克斯·恩斯特等艺术家不约而同地重拾起了“圣安东尼的诱惑”这一主题，世事纷扰，而隐修于沙漠的修道者也饱受精神恶魔的侵扰，无处寻得安宁。苍凉的沙漠重新被汹涌的异兽占据。

“精神上的创伤是难以愈合的”，在恩斯特·基希纳（Ernst Kirchner，1880-1938年）看来，“它潜伏在艺术家体内，成为一种慢性毒素，时时侵扰着他们的灵魂，流变成一幅幅失去了理性的画面。”

博斯已经成为大众文化想象力的一个源头，他和希区柯克一样热衷于玩味飞鸟的诡异，乔治·卢卡斯《星球大战》中那些怪异的外星人，显然与博斯笔下的怪物有异曲同工之处。美国犯罪小说作家迈克尔·康纳利（Michael Connelly）一直认为当今洛杉矶即为博斯笔下的“人间乐园”，他小说中的主人公，那位侦探，就叫作哈利（希罗尼穆斯）·博斯。

（文/摘自2016年5月25日《东方早报·艺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