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劲+++吴光跃

中国是一个笃信神仙鬼怪的国度。千百年来，神仙让人企慕，鬼怪令人厌恶，然而人们常常是求仙不得，又摆脱不了鬼怪的纠缠。可以说，国人同鬼怪打交道的时候，远比见神仙的机会多。自六朝士人始撰志怪小说直到清代文人写作笔记，悠悠千余年，人与鬼怪演绎了多少恩恩怨怨、悲欢离合。如果仔细探究以《搜神记》为代表的六朝志怪小说和以《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为代表的清代笔记小说中的人怪关系，则会发现前者反映的多是一种赤裸裸的对立关系，而后者则表现出一种亲密友善的情谊。导致这种人怪关系由对立走向友善的原因，可以归之于佛教的影响。而且，由对立走向友善的趋势，也反映了社会思潮由“尚力”到“崇德”的社会心理变化。

按照社会心理学的说法，人与人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是一个相互了解、相互信任的过程。如果双方既不熟悉又缺乏了解，则关系就会疏远，甚至对立，反之，其关系就亲密得多。人与鬼怪的关系同样如此。唐前的人“阴阳殊途”、“幽明道隔”的观念十分盛行，人们对鬼怪世界充满了神秘感和恐惧感。由此，人与鬼怪自然走上了对立的道路。

六朝志怪小说中的人怪之间往往表现出一种你死我活的生死对立。人们认为鬼怪都是害人精，一旦出现，总有灾难伴随，大至江山易主、天下大乱，小到家破人亡、疾病缠身。如《搜神记》卷八的《荧火星》，自称荧火星的怪异小儿出现，导致蜀亡、魏废、吴平而天下归晋；又如卷十七《釜中白头公》，白头公公出现于釜中，便会有灭门之灾。

当然，更多的则是鬼怪无端地作怪害人。如卷十八《吴兴老狸》，一只老狐狸作怪，害得儿子误杀生父。真相大白后，“一儿遂自杀，一儿忿懊，亦死”。卷十六的《秦巨伯》与此类似，写秦巨伯为鬼魅所扰，误杀其孙。而《汝阳鬼魅》中的汝阳鬼魅更是害人无数。其他诸如刀劳鬼、鬼弹、树怪、狗怪、蛇怪、鼠怪、鸡怪、狐狸之类，都对人类充满敌意，无时无刻不蓄意危害人间。然而，人类不是被动地任鬼怪宰割，他们感受到了生存的威胁，也视鬼怪为不共戴天的敌人，遇之则毫不留情地置之死地而后快。

卷十八《汤应》中的汤应，勇杀老猿怪和老狸怪，鬼魅“自是遂绝”。《张茂先》记张华与化为书生的老狐辩谈，初时还“雅重之”，一旦知其为妖，并不“英雄爱英雄”，而是毫不犹豫地“烹之”，并且洋洋自得地夸耀“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可复得”，言外之意他做了一件千古流芳的大好事。不仅张华对鬼怪绝不手软，就连一向谈“仁”讲“礼”的孔老夫子，也在《五酉》中杀气腾腾地叫嚷：“夫六畜之物，及龟、蛇、鱼、鳖、草木之属，久者神皆凭依，能为妖怪……物老则为怪，杀之则已，夫何患焉。”而宋大贤、安阳亭书生、李寄等人更是对妖魅大开杀戒。人怪之间的冲突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鬼怪害人，人杀鬼怪，人怪之间充斥着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渲染着一种赤裸裸的暴力倾向。这种争斗，让人与鬼怪谁也占不了便宜，常常落个两败俱伤。

如《搜神记》卷十五的《栾书冢》，记汉广川王发栾书冢，戟伤一白狐的左足，结果自己也在梦中被白狐弄伤左脚，“至死不差”。卷二十《华亭大蛇》，写士人陈甲杀了一条大蛇，三年之后竟被蛇怪之魂索命而亡。冤冤相报何时了，人怪之间已势不两立。而且，人怪的生死对立也浸染于情爱故事中。有人说，爱情的力量是巨大的，但在六朝志怪小说中，它终究未能战胜人怪对立的现实。

即便是《紫玉》中的韩重，也有“死生异路，惧有尤愆”的胆怯。怀着一种恐惧感，人一旦知晓对方为鬼怪之物时，马上撕下脉脉温情的面具，更不会怜香惜玉，而表现出“无情方是伟丈夫”的冷酷。如卷十六的《钟繇》：

“颍川钟繇，字元常，尝数月不朝会，意性异常。或问其故，云：‘常有好妇来，美丽非凡。问者曰：‘必是鬼物，可杀之。妇人后往，不即前，止户外。繇问：‘何以？曰：‘公有相杀意。繇曰：‘无此。勤勤呼之，乃入。繇意恨，有不忍之，然犹斫之，伤髀。妇人即出，以新棉拭，血竟路……”

本是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却在刀光剑影中断送。钟繇虽有不忍之心，但一想到对方是鬼物，“犹斫之”。我们不能责怪他的无情，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与鬼怪总是对立的。在卷十九的《苍獭》和《鼍妇》中，女性精怪主动追求男子，但终因露出妖怪的本相而断送了一段情愫。可见，在《搜神记》中，由于“阴阳殊途”观念作祟，人怪之间几乎没有圆满结合、长相厮守的结局。《搜神后记》中有一则《素衣女子》故事，指出了症结所在：“钱塘人姓杜，船行，时大雪日暮，有女子素衣来岸上。杜曰：‘何不入船？遂相调戏。杜船载之。后成白鹭，飞去。杜恶之，便病死。”鬼怪俱为异物，与之发生情爱，总让人产生厌恶、恐惧的感觉。这种心理的存在，使人怪的结合有了心理障碍，他们的情爱也就始终无法达到生死不渝的地步。《搜神记》是六朝志怪小说的代表作，通过它，分明可见六朝志怪小说中人与鬼怪之间赤裸裸的生死对立关系。

降至清代，人与鬼怪之间虽时有冲突与争斗，但和睦亲密的关系占了主流。在人们心目中，鬼怪并不怎么可怕，它们“多具人情，通世故，使人觉得可亲，并不觉得很可怕”。人与鬼怪不仅相处和睦，甚至交上了朋友。如《聊斋志异》卷六《周三》中“时州之东，有狐居村民家，人共见为一白发叟。叟与居人通吊问，如世人礼”；《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四）》中“有与狐为友者，将商于外，以家事托狐”；《姑妄听之（四）》中“戴东原言：有狐居人家空屋中，与主人通言语，致馈遗，或互假器物，相安若比邻”。“朋友有信”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重要信条，信者，诚信、诚实不欺也。人狐之间交上了朋友，说明双方能真诚相待，融洽共处，而非相互敌视。当然，人怪交往中也会发生一些小摩擦，但双方多能自我克制，最后化干戈为玉帛。如《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三）》中的一则故事：

“表伯王洪生家，有狐居仓中，不甚为祟，然小儿女或近仓游戏，辄被瓦击。一日，厨下得一小狐，众欲捶杀以泄愤。洪生曰：‘是挑衅也，人与妖斗，宁有胜乎？乃引至榻上，哺以果饵，亲送至仓外。自是儿女辈往来其地，不复击矣。此不战而屈人也。”

一场本可引发人狐大战的争端，结果以“不战”的方式得到圆满解决，和平也莅临于人怪之间。

最能说明人怪完美融合的例子，莫过于人与花妖鬼狐之间的情爱故事。这在《聊斋志异》中表现得最突出。与六朝志怪小说中的人物态度相反，《聊斋志异》的主人公（多为男主人公）明知对方是鬼怪，却依然与之谈情说爱。如《胡四姐》中，“四姐自言为狐。生依恋其美，亦不之怪”；《林四娘》中，“公意其鬼，而心好之”；《连锁》中的杨于畏，夜闻一女子吟咏，“悟其为鬼，然心向慕之”；《青梅》中的程生，得知对方为狐时，则曰：“倘得佳人，鬼且不惧，而况于狐？”情欲之爱战胜了鬼怪之畏，人们冲破了人怪殊途的樊篱，走上了人怪融合的道路。而且，《聊斋志异》中的人怪结合往往是成功的，他们大多如人间夫妇一般相亲相爱，过着世俗的婚姻爱情生活。

如《黄英》中的菊精黄英，亲自育菊、卖菊；《小谢》中的鬼女小谢、秋容，夜深人静时跟着陶生伏案学书；《青凤》中的狐女青凤，几经周折，最终与耿生团圆；《小梅》中的狐女小梅，将家务管理得井井有条。总之，在人怪之间的情爱故事中，《聊斋志异》体现了完全世俗化的倾向—有情人终成眷属。

而且，《聊斋志异》还涉及了人怪结合的产物，这在六朝志怪小说中很少见。如花姑子为安幼舆留下一男孩，荷花三娘子为宗湘若生下小孩，《青梅》中的青梅便是狐女和程生的女儿—他们既是人怪结合的结晶，又是人怪完美融合的标志。

人怪之间由对立走到融合，实际上是人的自觉的过程。唐前之人从物的角度看待鬼怪，认为鬼怪没有人性，是一种完全物化的东西，无形中把鬼怪推向了人的对立面。随着人的自觉性增强，人们逐渐从人性的角度去认识鬼怪，“谓事无论常怪，但以害人者为妖”，“佳狐佳鬼之奇俊也，降福既以孔皆，敦伦更复无斁，人中大贤，犹有愧焉”。在人性的基础上，人怪便互相靠拢，逐渐融合。对鬼怪的认识变化，反映了人类思想的一种成熟。

作为幽明相隔的人与鬼怪，能由对立走向了解、信任，直至相知相善，确非易事。究其原因，则与佛教的影响分不开。佛教使鬼怪的诡异性减弱，从而开启了人怪言和的大门。而且，佛教还以其伦理教化，消弭了人怪之间的暴力冲突，最终让双方握手言欢。

首先，佛教的深入传播，淡化了鬼怪世界的神秘性和怪异性，使人们对鬼怪不再感到特别的恐惧和害怕。“六朝人视一切东西，都可成妖怪”，他们受原始思维的影响，感到自己被无穷无尽的、几乎永远看不见而且永远可怕的无形存在物包围着。而且，当时的佛教还处于“自神其教”的初始传播期，其中的鬼怪世界还不为世人了解和接受，颇显阴森可怖。

因而，六朝志怪小说中的鬼怪世界多狂暴无序，鬼魅妖怪无时不有，无处不在，飘忽而来，倏忽而去，令人无法捉摸，又防不胜防。它们随时随地准备向人类进攻，不讲缘由，没有理智，让人想要摆脱，又不能摆脱。如《搜神记》卷十七《顿丘鬼魅》中的鬼魅，一会儿变成怪物，一会儿变为人形，无故侵扰世人。唐代以后，随着佛教的本土化、深入化，并逐渐渗透到庶民中，唐以前那狂暴无序的鬼怪世界，被佛教“规范化”了，鬼怪不再四处游荡、胡作非为，而受制于鬼府，约束于天条。

而且，鬼怪的超人性、诡异性，以佛教法力的方式得以承认，人们不再为之感到惴惴不安。正如日本的内田道夫在《中国小说世界》中所说：“六朝以前志怪小说的鬼……被认为带有恐惧性，但是那种恐惧性的中心，可以说是对于不可思议的事物，不明其原因之物的恐惧。”唐后，“这些一旦成了帮助佛教传播的佛教说话，则极其不可思议的怪异的事实，就被认为是佛教的法力或报应……怪的意味变得非常淡薄了”。因而，由陌生与恐惧而衍生的对立逐渐被相知与认同的和睦友好所替代。这种和睦友善在清代笔记小说中表现得很明显。如《聊斋志异》中以“怪”为常，其故事往往开笔便交代鬼怪角色，以双方在不以“怪”为怪的基础上上演悲欢离合的人间故事。这便是最彻底地淡化了“怪”的意味。

其次，佛教的伦理教化，减弱了人和鬼怪的暴力倾向，激发了双方的仁爱之心，促使二者由对立走向融合。宗教在现实社会中所表现出的影响力主要在于它的道德规范。宗教的教义与社会伦理道德密切结合，在扬善去恶中引导众生解脱痛苦，追求幸福。尤其是佛教，极力宣扬“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的思想，辅以五戒、八戒、十戒等道德信条，以劝诫为宗旨，大讲仁爱之心，同时又十分重视世俗人伦关系的和谐稳定，反对暴力和杀戮。禅宗创始人惠能在《坛经》中说：“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强调以和为贵。佛教的果报说，特别是慧远的《三报论》，把道德自我完善的积极性种植到人的心灵深处，从而把社会他律性规范变为人的自律性规范。因此，“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便成为虔诚向佛者的座右铭。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卷七《罗祖》篇末便“笑曰：‘今世诸檀越，不求为圣贤，但望成佛祖，请遍告之：若要立地成佛，须放下刀子去”。“放下刀子”即为去除杀戮、争斗，讲求和睦、友善。在强大的佛教伦理教化下，人怪之间的暴力倾向得到遏制，仁爱之心得以张扬。如《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一）》的一则故事，说王玉误射一狐，本当被狐索命，但由于前世中此狐与王玉有冤，故今生遭报，因而王玉幸免于难。浓烈的复仇情绪被佛教的果报模式轻而易举地化解。果报模式还承担着褒奖良善的使命，即所谓“大善得大报，小善得小报，天道好还不爽”。如《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四）》中讲，刘哲娶一狐女为继妻，狐女“操作如常人，孝舅姑、娣姒，抚前妻子女如己出，尤人所难能。老而死，其尸亦不变狐形”。对此，作者归之于狐女的仁爱之心所致，并且借佛教的“六道轮回”褒扬道：“若所说种种类狐者，六道轮回，惟心所造。”只要具有仁爱之心，鬼怪也能变成人。

有论者说，文明的发展、社会的延续都需要一定的规范作为基本的保证。规范的遵循又要依靠社会自身的道德教育功能与法律强制功能。当社会的这两项功能尚未完善而不得不寻找某种替代物时，能集二者为一身而行其功能的，恐怕非宗教莫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