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花

十九世纪中后期中日两国都遭受外敌入侵，被迫打开国门，卷入近代化的浪潮，而军事近代化是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日两国在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形势下，都认识到了发展军事力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明治维新的具体指导下，日本的军事建设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并逐渐扩大规模，最终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在洋务运动的大力倡导下，中国的军事建设逐渐起步，也有显著的发展。十九世纪末期发生的甲午中日战争是两国军事力量的直接较量，是检验十九世纪中后期以来两国军备发展水平的决定性战役。

多数情况下，硬实力是战争制胜的关键，但军事软实力依然是战争胜败不可忽略的因素。十九世纪晚期中日的军事软实力，用“天壤之别”四个字来形容毫不夸张，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甲午战争中中国军队的惨败。

1 中日海军发展战略的比较

于当今社会而言，海洋的重要性日益彰显。“能控制海洋的人便可以控制世界贸易，而能控制世界贸易的人，便可控制陆地本身。”在19世纪的世界，西方列强为了掠夺更多的资源，获取更大的利益，借助于强大的海上力量，打开了中日两国的大门。面对西方的入侵，中日两国几乎是同时展开近代海军的建设的，但是中日两国的海军发展战略却有着显著的不同。

谈及清廷的海军发展战略，不能不提的便是晚清海防战略。中国的海军该如何发展便是基于这一海防战略的。

当西方的殖民主义者用尖船利炮轟开了“天朝”的大门，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和魏源便深感海防危机之严重，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疾呼加强海防之必要。同治9年（1870年），李鸿章在《覆丁雨生中丞》函中说：“大沽、长江则天下势轻重适均，侯意原不恃长江水师御外侮，今当及早变法，勿令后人笑我拙耳”，在这篇文章中，李鸿章正式提出了“御外侮”的目标，并强调要“及早变法”。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廷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奏折所作的上谕中，也指出：“当时姑事羁縻，原期力图自强，以为御侮之计”自此，清廷便定下了海防方略的基本方针：御侮自强。而基于此所制定的海军发展战略，便是自强与御侮相辅相承，缺一不可。它是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疯狂侵略以后，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关头时所制定的，它即适应了清政府巩固自己统治的需要，也反映出清廷闭关锁国、不求进取的保守思想，同时，这也符合当时中国人求和平安宁的愿望。

在确定“自强御侮”海军发展战略以后，御侮的对象是谁这个问题又是清廷面临的一个抉择。光绪十一年（1885年），张之洞奏筹议大治水师事宜折中说道：“今虽越事略定，而外患方殷，法逼滇桂，俄窥珲春，且俄与倭争朝鲜，英与俄争印度，英与德又复分距朝鲜各岛，伺便攘臂于其间。四夷斗争于中华洋面，而我亦将受其敝，故海防诸大端，天时人事，无可再缓。”面对列强的疯狂侵略，张之洞认为法、英、俄、德、日“四夷”，没有区别孰先孰后，孰轻孰重。可见当时清廷的开明之士对于日本的侵略已有一定的认识，但并不深刻。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清廷越来越感受到来自日本的威胁，御外侮的的重点也由最初的西方列强变为日本。

无论是面对西方列强，还是面对日本，清廷都别无选择，只有加强海军建设，争锋相对才有出路，这是既定的事实。

因而清朝海军的战略目标在后期是十分明确的，即防止和抵御来自日本的入侵，重在防守。

而同样是被大炮轰开国门的日本，其海军发展战略却与中国有着显著不同，这也就不难解释之后日本的侵略行为了。

幕府末期，日本着手建立海军，其最初目的同中国相差无几：抵御西方列强的入侵。“黑船扣关”事件使得日本幕府相继与美、英、俄等欧美列强签订亲善条约。门户大开的日本面临着外族入侵的问题，这就促使了日本发展海军的战略目标。

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确立了“富国强兵”“雄飞海外”“开拓万里波涛”向大陆扩张的战略目标，并开始筹建近代海军。明治时期海军的发展战略与其向大陆扩张的战略是一致的。被明治“元勋”们奉为导师的日本思想家吉田松阴，早在1855年就主张“俄美肯定讲和，我等决不能违此而失言于戎狄（指欧美各国）。唯应严章程、笃信义、乘其间培养国力，换取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使失之于俄国之土地，偿之于鲜、满。”对欧美列强百般献媚，对和睦相处的领邦多行不义，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和朝鲜，将在西方列强那里失去的利益，加倍地从中国和朝鲜那里得到补偿。这种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高论暴露了当时日本所谓的先觉者急欲扩张领土，跻身于西方列强之林的野心和模仿殖民主义者恃强凛弱、掠夺别国，使日本富强的侵略行径。这样的思想在后来的日本军事家手中演化成了明治政府的国策——“大陆政策”。

日本近代海军发展的战略目标是为实现明治政府的国策，“立足于国防第一线”“平时支援国民发展海洋事业，伸张国运”，“战时扫除敌方的海上兵力，掌握制海权”，“保障海上航路”，“封锁敌方的港口和输送我方的陆上兵力”。从1882年开始，日本便将清国作为第一假想敌国，而日本海军更是将打败清朝海军作为自己奋斗的目的。

由于中日两国发展近代海军的战略目标不同，必然引起发展海军的动力、策略乃至结果的大相径庭，1894年的甲午海战即证实了上述观点。

2 中日海军指挥系统的比较

海军的领导指挥系统，直接关系到海军的发展和海军战斗力的发挥。清政府的海军指挥体制是封建国家制度的组成部分，军令大权掌握在不懂军事的皇帝和文官军机大臣手中，军政大权掌握在不谙海军的满族权贵、亲王的手中，舰队的指挥权掌握在不习海战的陆军将领和封疆大吏手中。而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又分帝、后两党，互相掣肘，暗中较劲，根本没有能力对海军进行统一调度和指挥。这样的领导指挥机制，必定要降低海军的整体实力。

清廷海军的指挥，主要是由海军衙门来掌控。关于海军衙门这一组织，清朝官方文献记载较少，仅有《清史职官志》所载“光绪十一年诏设海军衙门，依军机总署例，命醇亲王综之，大学士李鸿章专司筹办”等语。

海军衙门是在总理衙门海防股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职权主要是负责南北洋海防及沿海炮台等一切设施的筹划；南北洋水师及长江水师的组织与训练；船厂 、船坞、军港以及机器局的管理；所有轮船、枪炮、弹药的购置；全国铁路、电线的修筑；各省矿产的开采等。

海军衙门在组织上仍然延用清代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传统的体制，在官制上仍遵循清朝中央政府的旧制，实行满汉双轨，由一位亲王主管全面，另设两名会办大臣和帮办大臣辅佐。首任海军大臣奕譞对如何发展海军事业茫然不知，另一位主要人物李鸿章虽然是一个开明之士，但对近代海军的了解也知之甚少。海军衙门下属的各个部门共有37位官员，均为满族八旗子弟。这些人连一般的军事素养也不具备，更别提海军专业知识了，在他们眼中，海军衙门只是一个个人加官进爵的阶梯。

将全国海军指挥大权交到这样一批人手中，清廷海军的战斗力便一目了然。

而日本则于1872年设立了海军中央领导机构——海军省，比清朝海军衙门的设立早了整整十年。1886年，日本成立了陆海军联合的中央军令机关——参谋部。1889年日本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该宪法从法律上确立了天皇拥有陆海军的军政、军令大权，并规定军令机关的陆海军将官可以通过“帷幄上奏”的方式，辅佐天皇行使军令大权。因而日本海军建立的是近代化领导指挥体制，实行天皇直接掌控下的军政、军令二元制领导，使作战计划的拟定，各兵种军种间的统一调度和协调配合有了基本保障，从而大大加强了海军的整体实力。

固守封建军事体制的清朝，虽然建立了海军的最高领导机构——海军衙门，但由于用人不当，加之中央与地方，帝后之间的矛盾，海军建设始终是落后的，四洋海军各自为政，体系独立，海军的战斗力大打折扣。而日本海军的中央领导机构则凝聚了整个国家的海军，增强了海军整体实力。

3 中日海军情报工作的对比

人们从激烈竞争的规则中得出一个结论：当信息完全对称的时候，一定是强者战胜弱者；而当信息不完全对称的时候，弱者也有占上风的机会。情报是经过筛选的信息，对情报的占有决定战争的胜负。信息就是战斗力。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日本对此理解得最深。日本军国主义者将侵略他国、掠夺别国的资源作为“国策”。又因其国土没有防御纵深，势必使其在战略上采取进攻的态势，如果失败，它就没有转圜的余地。所以日本在进行侵略战争每一步的时候，都要将情报放在领先的位置。

日本情报的作用是双层的，分为国内、国外两方面。在国外用以侦查他国的军事准备，为日本军部对敌对国家之一切获得最灵敏而确切的情报；在国内则用以掩护本国的军事设施安全，以资辅助宪兵与警察防范不足，以防止他国间谍在日本国的侦查与活动。日本情报的组织系统，隶属于参谋本部，接受陆军省的指挥，同时还接受外务省管理。关于军事情报，如外国的军力、军备、军事计划书等直接向参谋本部报告，其他事项，则分别向有关系的的机关报告。日本陸军省的预算支出占日本全国行政的预算支出的二分之一，而秘密费的支出又占陆军省总支出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见日本情报组织的严密和庞大。

日本不但在其国内建立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极为严密的情报机关，就是在世界各国间，也散布着星罗棋布的情报网，东自俄罗斯的海参崴，西至美国的旧金山，南自新加坡至中国的上海，北自哈尔滨以至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都在日本情报活动范围之内，到处都有拖拽着和服、木屐嗒嗒的日本人，如幢幢鬼影，使人不寒而栗。

相比之下，当时中国的军政人物对情报的搜集与利用就没有那么重视，对有限的情报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冷漠。甚至有意无意向敌人提供了重要的情报后还不以为然。如：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为了掌握正确的情报，以便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对华作战方案，决定亲自到中国和朝鲜进行实地考察。1894年4月9日，川上操六一行从东京出发，以旅游为名先后到朝鲜的釜山、仁川、汉城和中国的烟台、天津、上海、南京等地“参观”。以李鸿章为首的清朝各级官员把川上操六视为上宾，所到之处热情款待。在天津让川上操六参观了武备学堂、天津机械局、步兵排阵演习，甚至允许他登上北塘炮台观看炮兵的山炮演习。同时，川上操六还在长期潜伏在天津日本公使馆的武官、谍报人员神屋光臣的陪同下，查看了天津外围的地形。在上海和南京，川上操六参观了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南京金陵制造局、吴淞炮台等军事要地和军火生产企业。中国军政人物的无知直接导致了川上操六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使他对中日开战后，日军登陆地点的选择、大兵团作战区域的筹划、敌我双方兵力的配置、中国军队的精神面貌等都了然于心。又如：一八八七年， 日本参谋本部派陆军中佐山本清坚、陆军大尉藤井茂太等到中国， 由山海关沿洋河、滦河、北塘河、自河至大沽口， 在长达四百多华里的海岸线进行调查。其任务就是当日本对中国开战时， 要在中国的直隶海岸选择适宜的登陆地点、运兵方法及上岸后的进攻目标等。山本等人的情报成为甲午战争中日本陆军制订直隶平原作战计划的依据。

清朝上下情报意识不强，还表现在对机要部门没有配套的管理制度。如对担负着国家和军队通信联系的电报部门疏于管理，使其漏洞百出。除了天津电报局生员将“高升”号运兵船的消息泄露给日本间谍石川伍以外，还出现了电报密码被日本破译的重大失误。由于清朝的电报密码编制原始，规律简单，又不注意经常变换，在中日开战前的6月22日，就被日本情报部门破译，而清政府却毫无察觉，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使用着此密码。这样一来，日本情报部门就掌握了自6月6日至8月4日清政府与驻日公使馆之间全部往返的密电和李鸿章在马关与日本谈判期间与清政府往返的密电，使日本对清政府内部的虚实、军队的动向等了如指掌。

一个精密完善，一个却基本不存在，如此差异的情报工作，使得清廷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变得有理可循。

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源或许可以归结为晚清政府昧于世界大势，晚清政府领导集团毫无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理念，落后思想，政治夺权指导下的军队必然是无法战胜近代化的军队的，甲午惨败，正是源于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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