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传统翻译观一直奉“忠实”为圭臬，然而严格来说没有绝对忠实的译文。所有译文几乎都是杂合的产物。换言之，翻译中普遍存在“创造”和“叛逆”的现象，文学翻译亦是如此。本文通过分析张谷若先生翻译的 《德伯家的苔丝》，探讨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指出其内在的“限度”和“创造性叛逆”对文学翻译产生的积极影响，以期读者对文学翻译的“忠实”观有一个更为全面的了解。

关键词：《苔丝》；张谷若；创造性叛逆；文学翻译

Abstract：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ies attach greater importance to “faithfulness” than that of “creativity”. However， there scarcely exist so called faithful translations， since all translations are the products of hybridity. In another word， there are “creativity” and “treason” in all translations， especially in literary translation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evitability of creative treaso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the internal “restrictions” as well as the positive impact exerted by “creative treason” upon literary translation， so as to let readers have an all-round understanding of “faithfulness”.

Keywords： Tess Zhang Guruo creative treason literary translation

0 引言

长期以来，古今中外的翻译家都将“忠实”都被奉为翻译的最高标准，从严复的“信、达、雅”，鲁迅的“宁信而不顺”，钱钟书的“化境”，到奈达的“动态对等论”，纽马克的“对等论”，再到泰特勒的“三原则”，都体现了“忠实”在翻译领域不可撼动的地位。显而易见，传统的翻译观重视译文与原文的高度契合，内容与形式的高度一致。20世纪60年代，翻译领域也经历了一次转型，即从传统型翻译转向描述型翻译。其中，“创造性叛逆”则是描述型翻译研究的核心概念。在翻译过程中，“翻译家的主观能动性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不可缺少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部文学翻译作品不但是作者精神活动的产物，而且也是译者精神活动的产物。”（张今，1998：42）既然翻译是一项由譯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的产物，那么“叛逆”则是普遍存在的。本文对张谷若先生翻译的《德伯家的苔丝》译本进行个案研究，进而浅析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

1 何为“创造性叛逆”？

“创造性叛逆” （creative treason） 又称 “创造性背离”，是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在《文学的关键问题———“创造性叛逆”》一文中首先提出的。他称：“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至于一个完全能没有预料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埃斯卡皮，1987：7）然而，最早把“创造性叛逆”这一术语引入中国翻译界的是谢天振教授。谢教授把“创造性”界定为：“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把“叛逆”定义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1999：137）从埃斯卡皮和谢教授对“创造性叛逆”所下的定义可以看出，译作不是固态的，无生命的白纸黑字，而是动态的，有生命的产物。由于译语和原语的地理环境，民族风情，词汇表达，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不同，完全忠实地翻译原作几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因此，在翻译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创造性叛逆”现象尤为突出。例如，为了再现英国南部村民的憨厚质朴的性格特点，张谷若先生用山东方言来对应威塞克斯方言（Wessex dialect）。 这种用中国中部的山东方言来翻译一种英国南部的威塞克斯方言既是对原作的“叛逆”也是对原作的“再创作”。我们暂且不说张先生这样处理是否得当，但是就其对原文独到的见解以及翻译方法确实值得称颂。

2 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限度

与科技文献等非文学翻译不同，文学翻译有其独特的翻译方法和评判标准。众所周知，优秀的文学译者需要具备深厚的文学底蕴，高超的双语水平以及灵活的应对能力。因此，有时为了达到文学翻译的效果，译者必须“背离”原作词汇句法的制约，并在“忠实”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创造”。 那么，文学翻译所采用的这种“创造性叛逆”手法就赋予译者绝对的权利，随心所欲地叛离原文，创造译文吗？凡事均有限度，过度或欠额都不妥，文学翻译亦是如此。那么，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有哪些“度”呢？

首先，译者对原作的“创造性叛逆”行为须以原作为基准。众所周知，两种语言之间最根本的差异在于词汇，语法，习惯用法等方面。以英、汉两种语言为例，英语注重形合而汉语侧重于意合。那么，如果译作过度“叛逆”，超额“创造”以至于脱离作者的初衷和原作的精髓，连“信”都无法满足的译作也注定是失败的“叛逆”，失败的“创造”。因此，所谓的“创造性叛逆”是“忠实”基础上的“创造”和“叛逆”，切不可本末倒置，为了“叛逆”而“叛逆”，这样只会让译文显得闪烁其词、不知所云。

其次，译者对原作的“创造性叛逆”行为须符合原语的文化规范。文学作品的目的绝非仅仅是叙述事实，传达信息，而是在叙述的转承起合间经意或不经意地描述一种文化特色，民族风情，宗教信仰等。因此，翻译文学作品时，一定要考虑到文学作品的特征，力求重现原语的背景文化。譬如，在张译《苔丝》中，一次外出时，下起了瓢泼大雨，雨水挡住了女工们的去路，克莱尔主动伸出援手。克莱尔帮助其他三个女工渡河之后，苔丝却拒绝克莱尔的帮助。 这时， 克莱尔说，“Three Leahs to get one Rachel，”he whispered. （Hardy：172）， 张谷若的译文是，“三个利亚都为的是一个拉结呀，”他打着喳喳说。（张谷若：219） 那么，克莱尔为什么要这样回复苔丝呢？ 事实上，这个典故出自 《圣经·旧约·创世纪》，讲的是雅各为了能够娶心上人拉结为妻，不得不先迎娶拉结的姐姐利亚。身为牧师的克莱尔用《圣经》中的典故来委婉地表达对苔丝的爱慕之情，既符合他的身份也讨了苔丝的欢心，可谓是是一举两得。张先生在这里充分考虑到《圣经》在西方的广泛普及，运用简单朴实的语言直译出来，然后在文末加上注释来揭示其出处和内涵。

最后，译者对原作的“创造性叛逆”行为必须符合译入语的文化规范。上文中提及文学翻译中的“叛逆”行为不可忽视原语的文化规范，那么译入语的文化规范是否可以毫无顾忌地“违背”，随心所欲地“创造”呢？事实上，译者的创造和叛逆行为必须受到目的语的文化规范和环境的约束。例如，张译《苔丝》出现大量的山东方言，这是张先生在译文风格上的“创造性叛逆”。中国读者阅读到文中的山东方言会自然地联想到马洛特村是一个不同于伦敦的小城镇，不由自主地把优美的乡村景色和故事情节联系起来。

3 “地道中的叛逆，创造中的地道”

张谷若先生生前长期从事英国文学教学和翻译工作，尤其是他对托马斯·哈代代表作的翻译更是获得了国内外一致好评，因此被西方文学界誉为“哈代专家”。 张先生1936年在 《德伯家的苔丝·序言》中最早提出“地道的原文，地道的译文”这一翻译原则。那么，什么是“地道”呢？是一味地归化还是一味地异化又抑或是归异均衡呢？通过分析张译 《苔丝》中的遣词造句以及用典等方面，笔者认为张先生所指的“地道”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地道”（idiomatic）是一个辩证的概念，一方面译文必须忠实于原文意义，另一方面必须使用合乎目的语规范的语言来表达原文意义。其次，“地道”即“自然”是最重要的指标，目的语不能大面积异化以至于牵强附会，必须兼顾意义和艺术特色两个方面。最后，张先生所倡导的“地道”翻译实际上是“归异均衡”的理想翻译。 归化和异化只是翻译过程中译者采取的策略，并不会直接决定译文的质量。一個优秀的译者会灵活地穿梭于这两种策略之间，在起承转合间将译文娓娓道来。

张译 《苔丝》的翻译策略可以简略地概括为“归化为辅，异化为主”，但整体而言是“归异均衡”。例如，张译《苔丝》中对人名，地名一般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因为小说的人物和地点一定要符合目的语读者的认知习惯，这样才不致产生理解障碍。 例如，张先生把 “Shaston”译为“沙氏屯 ”，“Forest of White Hart” 译为“白鹿苑”“ Rolliver”译为“露力芬店”，“Pure Drop”译为“清沥店”。显而易见，张译《苔丝》中出现了大量“屯”，“店”和“苑”等词来表述地名，巧妙地契合了中国地名的命名规范。这使得中国读者有一种漫步田间小路，偶遇乡间佳偶的惬意之感。因此，张先生用归化的翻译策略来处理原文中的人名和地名做到了恰到好处，有的放矢。此外，张译《苔丝》不仅运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还处处显露出异化的痕迹。伟大的革命家，翻译家鲁迅先生就是直译和异化策略的忠实拥护者。他不仅提出 “宁信而不顺”，坦言直译的好处。对于异化策略，他也是大加赞赏，称 “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 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的洋气。”（鲁迅： 246）事实上，好的翻译不仅要能够忠实地传达原文信息，还要在不同文化间架起交流的桥梁。众所周知，翻译中的难点在于原语文化中的习语，成语和典故等，因此如何处理这些文化的精华便成为决定译文地道与否的主要因素。那么，对于这些蕴含异国文化因素的语言点，张先生是怎样处理的呢？在保留异国情调方面，张先生同鲁迅先生一样，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异化。由于中英两种语言存在巨大差异，因此表达方面不可能做到一一对应。这决定了译者在某种程度上要采取“叛逆”或“创造”的策略。对于习语，张先生大多采用四字成语与之对应，而对于典故，则采取直译加注的翻译策略。例如，文中有一处引用了《圣经》中的典故，“ She tried several ballads， but found them inadequate； till， recollecting the psalter that her eyes had so often wandered over of a Sunday morning before she had eaten of the tree of knowledge， she chanted，……”（Hardy：152）张译：她试了好几个民歌，但是觉得都不足以表达心之所感；后来她想起来，她还没有尝到知识之果之前，在礼拜早晨，她的眼睛常常浏览的那卷《圣经》，于是就开口唱道…… （张谷若：152）其中“ Tree of knowledge”来自《圣经》，对此译者采取了直译的方法，使得原文语言和形式均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随后他又在页末加注 “知识之果，《旧约·创世纪》 第2章说，耶和华上帝在伊甸立园，园中有生命树和智慧树。… …” （张谷若：152） 很显然，这种直译加注的处理方法不仅忠实地传达了原作的大意，还保留了原文的异国情调。此外，张先生这种直译加注的处理方法得到了翻译界的一致好评，这不仅有助于目的语读者了解大意，而且巧妙地传达了原语文化，实在是一箭双雕的明智之举。

总之，归化和异化的最终都是为了达成翻译的目的。而翻译的目的论（Skopos Theory）要求译者综合考虑翻译过程中涉及的种种因素，灵活采取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笼统地谈论归化和异化的优劣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翻译策略的选择是相对的，依语境而定的。

4 结语

本文讨论了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涵义和限度， 并以张译《苔丝》为个案分析了创

造性叛逆在文学翻译中的体现，以及其在推介源语文化方面的积极作用。文学翻译不同于一般的科技性文献的翻译，其中最重要的不是忠实传达原文信息，而是文字背后的文化密码。因此，笔者选择研究张译《苔丝》中所表现的“叛逆”和“创造”来阐述其在文学翻译中的优势，更重要的是旨在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以期不落入完全“忠实”，“地道”的窠臼，即从反面出发，研究张先生在译作中所表现出的深厚的双语造诣，独创性的翻译策略。笔者相信，如果中国的翻译家在翻译外文经典时可以做到忠实之上的“创造性叛逆”，我们将会有更多优秀的译作。

参考文献

[1]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 王美华，于沛译.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7.

[2]张今.文学翻译原理[ M].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8. 42.

[3]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4]Hardy， Thomas.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94.

[5]托马斯·哈代著.张谷若译.德伯家的苔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6]高莎.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及其限度[ J].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06，（4）：67.

[7]鲁迅.“题草未定”[ M]. 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318.

作者简介

王菁，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跨文化交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