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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对西南联大的学术精神的理解

2016-09-26贾昕曈

卷宗 2016年7期
关键词:西南联大教授

贾昕曈

摘 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战时期的一所著名大学,这所位于西南边陲的高校汇集了众多当时国内的一流学者,实现了丰硕的学术成就,为战乱时期中国教育和学术的保存、发展和延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以“自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激励着一代代后学。

关键词:西南联大;教授;学术精神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战时期,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華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一所著名大学,简称“西南联大”。1937年平津沦陷后,为保存知识、延续教育、保护学者,使中国的大学在战火中不至毁于一旦,国民政府将京津地区的高校迁往西南,在这片当时较为和平的土地上继续发展。西南联大于1937年11月1日初立于长沙,1938年4月迁往昆明,1946年7月31日结束,共计9年,贯穿抗战的始终。

当时西南联大的主要领导是学校的三位常委: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著名的教授几乎汇集了当时中国第一流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学者,如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陈寅恪、钱穆、吴晗、朱自清、吴宓、汤佩松、费孝通、傅斯年、王力、潘光旦、钱锺书等,可谓是群英荟萃、众家云集。

西南联大的教授群体有以下几大特征:首先是联大学者大多有过留学的经历,因此学贯中西,给西南联大带来了极强的西方色彩。第二是求真务实、潜心学术的治学态度。当时西南联大的教学条件极为艰苦,但绝大多数教授依然表现出了高度的责任心和良好的治学态度,潜心钻研。第三,在西南联大,教授和学生之间既不乏传统私塾里的师徒情谊,又有现代大学培养人才的师生模式,教授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积极奖掖,师生之间感情很深。

在西南联大丰硕的研究成果背后,除了众位学者扎实的学术素养、务实的学术精神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南联大的“自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这可以说是西南联大的灵魂,贯穿于教学、科研工作的始终,鼓励、警醒着当时的师生和一代代后学。西南联大的学术精神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兼容并包的学术自由精神。冯友兰先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写道:“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世之谔谔”。在办学期间,西南联大把“学术至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精神”贯彻落实,形成了“自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这样令人难以忘怀的学术传统,使得联大及联大精神至今仍令人肃然起敬。下面从几点来具体论述这一精神。

一是教授的教学自由。西南联大的教授作为学识深厚、卓尔不群的知识分子,有着极强的学术自觉和知识自信。因此他们教学一般不用统一的教学大纲、知识手册,而是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编撰教材、自己决定授课内容和形式。冯友兰先生曾这样写道:“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殊途同归,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售之内容未有一成不变者。唯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1]

二是学生的学习自由,主要体现在联大所倡导的通才教育模式。1941年,梅贻琦先生发表了著名的《大学一解》,明确提出了“通才教育”,他这样写道:“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联大以美国的通才教育为楷模,课程设计注重宽口径、厚基础,要求所有本科生在一二年级都要接受通才教育,然后才得以升入高年级接受专业训练,同时实行了灵活的选科制和学分制。反观我们今天的高等教育,多以专业教育为主,专业划分过细,学校在公共课程设置中结构比例有些失调,学生自由选择的余地较小。[2]

三是兼容并包各类观点。西南联大的兼容并包,不仅是新旧兼容,而且是中西兼容。西南联大包含了各党各派、各种学术观点的教授与学生,但有派系而无派系之争,这一宽容与民主造就了学校的和谐。如联大历史系的《中国通史》课程,就由三位学术观点各异的先生同时讲授,三位教授自由研究,相互交流,在争鸣中促进了学术水平的提高与发展。

其次是独立精神。贺麟在1946年的《学术与政治》一文中说:“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自由的,不能独立的学术,根本不能算是学术”,并进一步指出学术并非政治的附庸:“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1940年,西南联大教务会议为抵制中央政府对全国大学搞“一统天下”的安排,拟定《教务会议呈常委文》,并指出:“盖本校承清华、北大、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1]对西南联大学者来说,保持学术独立,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条件,也是学者生存的底线,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

这里以两个学术集团为例子。一个是费孝通先生在云南呈贡创立的社会学学术集团,被称为“魁阁”,是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在联大时期,魁阁里的学者克服重重困难,笃定心智,在社会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另一个是1940年以汤佩松先生为核心人物的“大普集”学术集团,由原属清华的几个研究所组成,被誉为上世纪40年代中国的“皇家协会”,不仅在研究上取得突破,也形成了为后世所传颂的“大普集精神”,实乃学术独立的良好范例。学术独立,也是学者的精神独立,是学者的气节与风骨,联大时期的“大师”,无不注重学术独立。但在现实社会中,我国高等院校在学术领域内以官阶替代学术标准、“学术等级制”对学术平等的消解、学术自由的泛化、学术研究不端等现象,严重阻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4]这不仅违背学术独立的精神,也是对学者求真、严谨的治学态度的违背,值得我们好好反思。

再次是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精神。大学独立与教授治校。是现代大学的命脉,那时的联大不能说是完全实现了大学独立,但这作为一种理念,在西南联大里是扎下了根的。在西南联大,大学不是行政机关,教授是这里的主人。有教授才有大学,而不是有大学才有教授,这就是教授治校。[3]

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独立精神、教授治校等所组成的西南联大“自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是西南联大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西南联大不仅仅是一所战时大学,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符号,代表了一代学者的辉煌成就,代表了历史上少有的学术自由精神,代表了治学之士的气度和风骨,其思想和学术成果,为中国教育史贡献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令后世敬仰、钦佩。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大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一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2]王文帅、霍平丽. 西南联大的办学精神及其启示[J].高校教育管理,2009,(10).

[3]谢泳.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

[4]杨绍军.战时思想与学术人物—西南联大人文学科学术史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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