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洋

要了解档案，我们需要知道何谓档案。对于这个问题，清初文人杨宾在其所作的《柳边纪略》一书是这么说的：“边外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者曰‘牌子，以削木片若牌故也；存貯多年者曰‘档案，曰‘档子，以积累多、贯皮条挂壁若档故也。然今文字之书于纸者，亦呼之谓‘牌子、‘档子矣。”《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中同样解释了“档案”一词的含义：“档案是机关、个人、家族在活动中形成的文件材料的总和。”我国的《档案法》中是这样解释“档案”的，它说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纪录。”按照这样的定义，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档案的历史，一部档案自我丰富的历史。

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漫漫长河，在造就了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的同时，也诞生了无数记录历史瞬间的史册，而这些史册流传，恰恰又将历史刻画得栩栩如生。这些史册正是记录历史的档案。试想，如果没有《春秋左氏传》的精彩描写，我们怎能知道周王室昔日的衰微和落寞；如果没有《春秋左氏传》史诗巨著，我们怎能知道春秋诸侯以及战国七雄的兴衰荣辱；如果没有《春秋左氏传》的细致刻画，我们怎能了解战国四公子的乐善好施、礼贤下士。

如果没有太史公司马迁忍辱负重地著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我们后人又怎么知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凉；没有《史记》的妙笔如花，我们后人又怎能知道鸿门宴中惊险，项羽的优柔寡断、刘邦的沉着、樊哙的勇猛、范增的无奈历历在目，仿佛就在眼前；没有《史记》的大气磅礴，我们怎能知道昔日飞将军李广“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霸气。

同样，如果没有《汉书》的传神，我们怎能体会贾谊“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失意；如果没有《汉书》的生动，我们怎能被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所感动；正是有了《汉书》，才使得汉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自信得以流传千年。

……

李广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他们的事迹会流传数千年而未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而当年为李广们著书记事的司马迁们未必能够预料到，他们的作品经过数千年的洗礼，流传至今成为今人仅有的几个了解李广们的事迹的途径之一。而这，正是档案的价值。

然而，在古时教育尚不发达、文字资料相对罕见的年代里，这些资料并非都能作为国家官方的资料得到精心的管理和保存。事实上，任何一部典籍历经无数次的战火的洗礼和官方的毁禁还能得以流传于世，着实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情。战争和文字狱导致了绝大多数多的史册失传和散佚，留给今人的唯有遗憾和唏嘘。

这或许也从另一个方面告诉着我们，在如今各种资料多如牛毛的年代，如果仍然没有档案管理、规范制度，不仅不便于管理和保密，更不容易保存下去，难道我们要将我们这一辈的遗憾留给下一代？

25年前的1月1日零时。当清脆的钟声打破午夜的沉寂，历史注定将要记住这一时刻，这是一个值得每一个接触档案的工作者铭记的时刻。因为在这一天，我国第一部有关档案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正式进入了实施阶段，标志着档案管理进入了法治阶段。恍然间，已整整二十五载。在这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我们关于档案的法律规范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逐步完善，于是后来就有了《档案法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等等的出现。档案管理在变得越来越规范的同时，也将逐步变得更加公开和透明。

记得，北京电视台有一档节目，名字就叫《档案》，内容主要是通过历史档案来揭秘历史事件。尽管电视节目未必有历史学家的专业和严谨，然而当主持人手戴白手套，小心翼翼地拿着一件件非常罕见、珍贵的历史资料（多为复印件）的时候，我的内心还是充满了震撼和好奇。因为即使对于像我们这样对历史怀有着极大兴趣的普通人来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些途径，其实未必有机会接触到这些绝密档案，哪怕只是复印件。推己及人，或许我们真的应该提供更多让公众接触档案的机会，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