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刘吉同

皇帝立的铁牌为何“生锈”

文_刘吉同

清顺治十年，皇帝颁布了关于太监的“六不许”，即“非奉差遣，不许擅出皇城；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不许招引外人；不许交接外官”等等。两年后，顺治皇帝又命工部铸立铁牌三块，上铸“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接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并将铁牌分别置于内务府等衙门。

然而，顺治立的这块铁牌，从立的那天起就开始生“锈”，到了晚清就彻底“锈”了。从咸丰到宣统，先后出了安德海、李莲英、张兰德等三个炙手可热的大太监。安德海被喻为清朝的魏忠贤，李莲英权倾朝野，张兰德则“贵敌王侯，富埒天子”。若按铁牌定罪，这三人恐怕凌迟十次都不为过。

其实，顺治帝只是把明洪武的铁牌闹剧又演绎了一遍罢了。朱元璋称帝后，深知汉唐宦祸之害，于洪武二年（1369）给宦官下了“七不得”的禁令，即“不得识字，不得与外宦有书信往来，不得干预政事”等，并且在皇宫门前立下一块铁牌，上铸“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然而，没过多少年，恶阉便一个个“横空出世”，比如王振、汪直、刘瑾、孙隆、魏忠贤，等等，其干政的劣迹可谓罄竹难书。王振羽毛丰满后，干脆连太祖立的那块铁牌也砸掉了。

顺治也好，洪武也罢，他们立的铁牌最后怎么都没用了？原因或许很多，但有三点至关重要：其一，人治的结果。皇权专制是典型的人治，“一朝天子一个法”乃其常态，对于“祖制”，后继者可是货真价实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者，对我有利时就把它抬出来，不利时则弃之一边。朱棣在“靖难之役”中饱尝了宦官的甜头，登基后便把老爹立下的那块铁牌踩到了脚下，开始大量重用宦官，派他们到各地镇守（实际上是耳目），其权势甚至凌驾于地方总兵官之上。慈禧也常把“祖制”挂在嘴上，但却对安德海、李莲英勒索百官、中饱私囊的行为睁只眼闭只眼。原因不是别的，就是此时她太需要这些太监而不需要那块铁牌。自古以来，新帝“按既定方针办”的，少之又少；而“走自己的路”的，却多之又多。否定前朝、颠覆旧政、大开杀戒、拨乱反正等等，都不乏其例。

其二，专制惯性使然。皇帝通常称自己为“寡人”，这句话千真万确。天子位居九五之尊，掌握着所有人的生杀予夺大权，故其四周没有亲人，没有同僚，没有知己，没有朋友，而只有想象和恐惧中欲“取而代之”的敌人。而宦官与之朝夕相处，如影随形；又唯唯诺诺，奴颜婢膝；加之他们无妻无子，一般被认为不会太贪。于是，这些人便成了皇帝的心腹，比如汉桓帝心中的单超、唐玄宗心中的高力士、唐肃宗心中的李辅国、明武宗心中的刘瑾、老佛爷心中的李莲英等，唐朝后期宦官甚至掌握着御林军的大权。唐玄宗、明思宗都派出宦官监军，代表皇帝行使最高指挥权（此举不知葬送了多少将士和胜利）。从秦赵高以降，很多太监“混”得都很“风光”，权倾天下，富可敌国，呼风唤雨，驷马高车……根因正是“孤家寡人”自己。

其三，违反人性。太监虽是“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似人情”（清初唐甄语）的“中性人”，但他们也有思维，也有欲望，也有喜怒哀乐，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同样适用于他们。但是，铁牌上的那些规定，不准太监有任何亲情和“邪念”，只能俯首听命当个会说话的牛马。如此反人性、反文明的规定，必然遭到太监从灵魂深处的强烈反抗。铁牌能执行一时，但很难执行持久。

清、明铁牌的“失灵”告诉人们，皇权专制不但治不了国，连后宫这个“家”也治不了。从人性出发，从民主出发，让政治文明的阳光普照大地，这才能使治国安邦的那一块块“铁牌”永不“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