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又到一年一度的大学招生季。近千万考生的命运开始分野，这样宏大的场面足以和历史上任何一次大规模的“集体行动”相媲美。

不会有人认为大学生的生存状态已经彻底下坠到和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这些“阶级兄弟”同等的水准。这更多的是经济层面上的同等变化。博士生开出租的现象也在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出现过。在经济低谷期，花费了500多万巨大教育成本的社会精英显然难以完全实现自己的主观预期。今年有84万应届普通高中毕业生选择放弃高考，不能排除部分家庭出于成本考虑而放弃高考。

无论中外，大学性质的机构都是一个社会超越性追求之所系。希腊宪法禁止警察和政府武装进入校园，去年底的骚乱事件中，校园就曾是抗议政府骚乱人士的庇护所。中国远在汉代就设立太学，作为“教化之本源”。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的大学在数量上从未达到过大众化的程度，卻也涌现了一批在世界上都声名显赫的教育大师、杰出的校长和大学，其思想和精神遗产至今仍让我们受益。

对于很多人来说，高校，是一个梦开始的地方。香港科技大学朱经武校长在担心只有一批社会精英能进入大学，中间一条大沟，对社会稳定发展不利。对于内地而言，难道，进入了世界上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阶段，迎接的却是“梦醒时分”？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大学校长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他们的作为空间到底有多大？这取决于人们从哪个角色看待大学校长。有的人觉得是官，有的人觉得是社会贤达，或者是教育家。但可以肯定的是，人们不会只满足于中国的大学校长是一个合格的CEO，争取资源，搞好管理。他们需要对于教育改革有所作为，哪怕只是务实的改革者——事实上，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