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铭勋与历史上的“新安小学”

2016-09-22孙丹年

时代人物(新教育家) 2016年5期

关键词：晓庄幼稚园新安

文_孙丹年

孙铭勋与历史上的“新安小学”

文_孙丹年

1931年暮春时节，孙铭勋舍弃了60元的月薪，怀着满腔热情去到江苏淮安，参与创办新安小学及新安幼稚园，在陶行知先生的 “生活教育”遭受全面破坏之时，延续了其血脉。

而孙铭勋对新安的最大贡献，还在于写成了纪实作品《古庙活菩萨》一书。该书成为陶行知思想文库中一份非常珍贵的经验实录，也为今天的陶行知研究提供了一份非常宝贵的原始资料，不少描述新安小学的文章，其资料都来自《古庙活菩萨》。

新安：幸存的晓庄“孤儿”

1930年4月晓庄被查封，陶行知先生开创的“生活教育”事业遭到全面扼杀：晓庄连同它周围40华里地面上所有陶先生的“据点”——师范学校本部、八所中心小学、四个中心幼稚园、学术研究团体、三所民众学校、两处中心茶园、乡村医院、联村救火会、联村自卫团、中心木匠店、石印工厂等，都被“一网打尽”。孙铭勋也于6月被捕入狱。经过同学戴自俺四处奔波，陶行知、张治中、姚文采等先生大力营救，大约在10月获释出狱。

然而，看似消失殆尽的晓庄“生活教育”事业，却还有一个孤儿，一丝血脉延续，那就是位于江苏北部淮安城里的新安小学。孙铭勋写道：

民国19年的晓庄事变，蔓延至于全体瓦解，而新安独免于难。此后，他便成了晓庄唯一的孤儿，生命不绝如缕。在绝对的困难当中，经历了长期的苦战，卒能维持至于今日（所谓今日，指《古庙活菩萨》一书出版时的1934年）。

这个孤儿不仅延续了晓庄的血脉，而且还继续实践着、不断深化着晓庄的生活教育理想。

此时孙铭勋已经充分认识到“生活教育”能够承担改造社会的职责，他的青春也从此为这一伟大的教育思想燃烧，燃烧了整整一生。

尽管晓庄学校已不存在，孙铭勋依然全身心地沉浸在晓庄学校生机勃勃充满创造性的“教学做”氛围里，他心中唯一的办学模式就是晓庄。因此，无论孙铭勋到什么学校，皖西北涡阳师范、淮安新安小学、上海劳工幼儿团、南宁教育研究院幼稚师范班、延安肤施师范、玉门油矿职工子弟校嘉峪关分校、贵州平坝中学、重庆育才学校、西南师范学院，他的办学、教育理念都以晓庄的标准为标准，并且加以创造发展。

但是，离开陶行知先生麾下，没有学校能够办得如晓庄一样，孙铭勋的理想与现实之间便出现了巨大落差，“挣扎在理想与行动不能一致的战场中”。1931年暮春时节，孙铭勋辞去涡阳师范的工作，丢了60元月薪，风尘仆仆来到江苏淮安。他希望在这里创办一所幼稚园，并先汇来60元作开办费。

孙铭勋先生摄于1953年

由于经费拮据，新安小学正处于经济煎迫中，他先期寄到的60元幼稚园开办经费，变成了新安师生免于饿死的伙食费。于是他先参加新安小学的工作。

孙铭勋对新安的最大贡献，是纪实作品《古庙活菩萨》一书。他用细致、鲜活、幽默、略带辛辣的笔触，以事实为基础，详细记录了新安小学从筹备到开办再到艰难维持的全过程。为陶行知思想文库留下一份非常珍贵的经验实录，也为今天的陶行知研究留下一份非常宝贵的原始资料。

首先，书中对新安小学的办学理念陈述很清楚。新安小学承担着社会责任，生存很困难，推行“教学做合一”很困难，而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实现社会改革。如果改革社会的目的不能达到，则其他困难虽得以克服，也将失去意义黯然无光。孙铭勋在《古庙活菩萨》一书中，开宗明义地这样写道：

一个古庙里的学校，她是从混乱的斗争中产生出来，又是在艰难困苦的进行中建立她的基础，而现在正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向前稳进。她的本身，负得有时代的新教育的使命，又具备着整个破落而日趋于大转变的中国社会的缩形……

“生活教育”与“教学做合一”，在理论方面，是已经阐发得很明白了。但具体的系统的办法，一直到了现在，依然只有一个轮廓。我们把这一个轮廓移植到荒凉的江北，踏着这一个轮廓在实生活里去找寻经验，再从实生活的经验里去开辟出现在的途程。

那时南京晓庄学校正处于全盛时期，周围想要办学的人们蜂拥来学习经验。一个姓吴的淮安人也到南京向陶先生求助，他说镇上有两千名失学儿童，欲将他所管理的新安会馆改为学校。但他的实际用意是为了平息产权纠纷。

在孙铭勋笔下，陶先生对新安小学的办学宗旨及人事安排是这样的：

我这里的学校（晓庄学校），是以培植一般乡村农人和儿童所敬爱的教师为目的。我这里培植出来的教师，能努力办事，能吃苦耐劳，能和农人和儿童做成好朋友。他们是把学生培植成为能够生产的劳动者，不是把学生培植成为只知消费而且加倍消费的双料小姐与双料少爷。

孙丹年（1982年毕业于西南师大中文系，先后在西藏自治区艺术学校、重庆文化局创作室等工作。重庆文史研究会会员。著有《陶门弟子教育家孙铭勋》《中美合作所与太平洋战争》《走过西藏那些路》等。）

我就在我的学校里征求三个人去帮你的忙吧。（一般的学校，月薪少于30元，教师是不愿意去的）他们每月只拿8元钱的伙食费，此外没什么薪水。他们一定能够把这件事办得合你的意，不会把这件事弄坏了来遗害地方的。

这三个自告奋勇的人是：吴廷荣、蓝九盛、李友梅。陶先生对他们说：

你们此次到淮安去，是一支远征的军队。你们是到那里去创造，不是到那里去享受。你们是去为农人和儿童谋幸福，你们三人要能够和衷共济，凡事都以农人和儿童的利益为前提。

……你们如果到那里去仍旧办一种传统的学校，那你们就不必多此一举，而晓庄也就不必需要这种远征的军力。你们要抱着我们的主张到那里去开疆拓土，到那里去作一种新教育的试验。

今天重读陶先生这段话，禁不住再次热泪盈眶，这段话诠释了什么叫做“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这三个人是从晓庄派去的，新安小学相当于晓庄的第九所中心小学，是现行学校体制外的一所“校外之校”。他们必须秉承生活教育宗旨，以“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方式，承担起经由教育改革、进而改善社区、再进而改革整个社会的重大任务。陶先生明示了新安小学的办学理念，明确了严格的规定性。

这就是同一时间孙铭勋正在凝视的“生活教育放射的光芒”。生活教育那一抹最耀眼的光芒，正是源自通过教育改造社会、使中国进入现代化的崇高理想。

《陶行知与晓庄10英杰》，王承昊、孔维平、沈建华创作

困窘1931：捧着一颗心来

孙铭勋的文笔沉郁，《古庙活菩萨》中首先记述了他们的生存困难：

经费的问题，假使遇着丰收年景，能够得到400元的租息。但是上缴给官厅，以及每年清明节公众性的上坟出资，就要花费掉几乎四分之一。剩下的300来元，实在不够整个学校的开支。这时晓庄学校同意每月给他们50元津贴，他们自己则承担了一切杂务：做饭、洗衣、洒扫、种地等等，节约下大笔开支。

不久晓庄学校遭遇飞来横祸，新安小学的上级单位消失。最严峻的是，这几个异地办学青年每月的50元伙食费没有了。他们饿得发昏，突然想到台和中与蓝九盛身上穿着的两件半新的大衣。于是他俩避开闲杂人的注意，大清早出门走了30里地到清江浦，脱下大衣送到当铺里去，希望能换得10元钱，最多一个礼拜就要赎回去的。但是柜台上的人冷冰冰翻起白眼：“只给两块钱！”他俩舍不得各自身上正用来御寒的大衣只换一块钱，便只好饿着肚子跑30里路回来，带给拍手欢迎的大家一个沉重的失望。

1933年出版的孙铭勋教育学著作

孙铭勋在江苏淮安与幼稚园的小朋友曹大中、成榴生在一起

怎么办呢？一方面给陶行知先生写信，一方面蓝九盛拿了最后一个银圆，决定到南京去寻求援助。坐船到镇江最低要花6至7角钱，从镇江坐四等车到南京要3至4毛钱。路上两天两夜，吃不吃东西呢？不知道他如何应付，只有这一块钱，蓝九盛毕竟安全地到达了南京。同时留在淮安的同志收到了陶先生的复信，得知在前一个礼拜，陶先生即让方与严汇30元给新安，半路上被扒手偷了。陶先生急得了不得，立刻又凑了一笔款寄去。陶先生的话令学生们心暖而至泪下：

我们是决不会忘记你们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你们抱着这种精神去教导小朋友，总是不会错的。

陶先生在这封信中提出了著名的“陶氏格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自己首先做到，然后要求学生们也得做到。

不久，更为严重的情况出现了，陶先生被通缉，流亡国外，新安小学经济来源完全断绝，简直没有了丝毫希望。

孙铭勋用一贯的执拗语气写道：“然而他们的学校依然要维持下去！”

这时新安小学遭遇的最严重问题，实际上是政治问题——陶先生成了“阶级敌人”，风浪波及到淮安。县府机关里的一个官员认为：既然陶行知是反动分子，那么陶行知派来的这几个人也就是反动分子，他要以武力来解决新安小学。幸而不久这个官员因违规被拘捕。

还有学校房屋产权的争夺。名叫朱耀华、吴季贤的两人，争夺新安会馆的财产权，向校长汪达之下了最后通牒：你们必须搬走。

孙铭勋也用他一贯的执拗语气写道：“校长汪达之则抱定了坚决抵抗的态度，不回答他的最后通碟，也决不搬走！”

之后打官司，对簿公堂。可是社会良知在暗中发挥着作用：无论正在被通缉的陶行知怎样“罪恶滔天”，新安会馆的产业事实上是在办学校，是公益事业。所以，对方起初告到县政府，继而告到县党部，又告到江苏省教育厅和民政厅，最后都只得到一个结果：驳回。

尽管最后胜利是校方的，但是学校也这个过程中，受到周围人们极深刻的猜疑，极轻蔑的冷眼，费时费力，足以消磨人的志趣。

但是这一切困难都克服了。1931年，窘困中，新安小学向所有陶门弟子以及同情者发出一封求助信实际上是一个募捐倡议：

……波折重重，收租困难，房屋失修，飨餐不继，然而他们并不因此灰心。十九年秋，刘君文弟加入工作。二十年春，李君友梅与台君和中同赴涡阳工作，李君月提薪水六分之一，台君月提薪水三分之一，共同来维持新小急需。孙君铭勋，丢了六十元一月的事不干，来加入生活。汪君达之，病亦干，再病亦干，穷亦干，更穷更干；一件学生装穿三年，一条裤历秋冬春而夏，袜子无底自己补，而勇气并不稍退。蓝君九盛，前后共干两年，现仍在困苦中继续……

之后，孙铭勋又以欣喜的笔调记载了这次募捐活动的收获。他说：“这封信，自然发生很大的效力，各地同志之努力捐款前来，安慰了我们的心灵，鼓起了我们的勇气。而不久之后，陶先生也回国来了，更增加了我们无限的欢欣与希冀。”

“公民教育”之雏形

孙铭勋用明快欢悦的笔调，描述了新安小学的教学成果，真是特色灿烂、成绩斐然，他们为当地民众培养了一大批“健全之公民”。

“公民教育”是五四运动前后兴起的新兴教育思潮。其中一项主张就是“凡属国民自应具有公民知识”。

新安小学的学生进行自我教育，像似一个微型议会，其方式充分政治化，提议、附议、议决，程序完全民主。试录一段孙铭勋的描述：

1932年春天，紫薇花盛开的时候，一个低年级小朋友蒋兆铭的哥哥，在一天中午放学后，悄悄地把紫薇花折下一枝来，藏在袖口里拿回家去，中途被别的同学看见了。在那天下午的夕会上，有同学提出：

“主席，我有一个报告，蒋兆铭的哥哥在中午摘了一枝紫薇花，请大家想个办法。”

主席：现在有吴景友报告，蒋兆铭的哥哥摘了一枝紫薇花，请大家想个办法。

“主席，我提议，罚他浇水。凡是我们学校里所有的花，通通请他浇一次水。”

主席：这个提议有附议没有？

“主席，我附议。”

主席：好，有人附议。还有别的提议没有？

“主席，我有一个提议：罚他保护紫薇花，他每天到学校来的时候，就在紫薇花下守着。”

主席：守多少时候呢？

“从早上来守到放中学，中上来守到放晚学。”

主席：守几天呢？

“守一个礼拜。”

主席：这个提议有人附议没有？

“附议。”

主席：还有别的提议没有？没有。现在表决。后提出来的先表决。一、二、三……过半数。通过。就请他保护紫薇花……

这个主席也是一个小朋友当的，他的名字叫做张俊鑫，年12岁。正在这个提案通过时，蒋兆铭的哥哥跑了。

大家一齐追出去，一片嘈杂声，闹翻了整个学校。几个先生并不知情，这时被学生们惊动了。先生们走出来看时，学生已经跑了好远。几个先生莫名其妙，心里干着急。

孩子们追出去，一直追到蒋兆铭的家门口。主席在蒋家门口召开会议，又是经过提议、附议、议决的程序，推举了两个代表到蒋家去办交涉。两个代表进入蒋家，恰好遇到了蒋兆铭的父亲，于是把学校里的规矩、此次事件以及公众意志详细对这位父亲说明，父亲马上令儿子回到学校里来遵守大家的决议案。

这是学生自治，充满民主精神和法治规范。孙铭勋这样评价：

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在这个小小的学校里，已经怎样的掌握到他们的民权。谁说小孩子不会管理国家大事？

尽管有种种不如人愿，但新安小学像春天发芽的枝条，已经在春风中荡漾了。短短时间中，新安小学全新的办学理念即“生活教育”，已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周边清江、涟水、沭阳、宝应、高邮等县的县的教育界欢迎新安小学师生前去演讲，并且组织全校师生来新安小学参观。

新安小学创建7周年时，出现了一枝生机勃勃的“生活教育”的嫩芽，那就是闻名全国、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和生活教育理想的“新安旅行团”。

1931年暑假，他们共同拟订了一个《新安小学十年计划》。这个计划的时间段从民国二十一（1932）年开始，到民国三十（1941）年为止。内容包括房屋建筑、教学设备、道路建设、环境规划、预计招收学生数、增加先生数、幼稚园、民众学校、妇女学校、图书室、科学馆、艺术馆、出版刊物、设立医务室、中心农场、中心工场等等。每年递进，蔚为大观。

陶门弟子们，希望在封闭落后的淮安城里再现晓庄学校，他们催生了一个萌芽，构想了一个超前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教育社区，表达了通过教育改造社会的理想诉求。《十年计划》拟出后，几个雄心勃勃的大胆弟子写信给陶先生（从信中语气看，似应为孙铭勋执笔）：

日平先生：

……我们的血未曾冷，我们的心未曾枯，我们要在这里继续不断的努力下去，所以最近有十年计划的产生。现在将这计划呈请指正，并有下面的两个问题要求先生有具体的答复：

1、生活教育与教学做合一的试验的或成或败，先生都不能辞其责，那就应该常常给我们一些切实的指导。

2、经费的力量可以左右事业的成败，十年计划里的经费的筹措，不得不要求先生负完全之责。

十年计划之能否进行，完全看这两个问题之能否解决为断。先生是我们唯一的领导者，对于我们的要求，决不致令我们失望……

陶先生复信，称赞“所拟计划都很好”，表示“愿为新安小学托钵化缘”。

到新安小学创建四年半时，孙铭勋代表全体同志热情洋溢地作了总结：

我们四年来在实际生活的体验上所找到的理论，现在把它归结起来，是：

1、指导劳动者取得现实生活需要的教育。

2、指导生产者创造平衡的新社会的学校。

3、用体力从事于劳动生产的真本领以锻炼脑力的教育。

4、指导学生自动地组织集团以解决生活需要的学校。

5、科学与艺术综合的生活进程。……

“以一个学校影响周围3里地”

新安小学的创建者们，实施的教育方针与教学实践，是全新的“体制外教育”，特征为：没有班级，不用教材，不毕业，不升学，根据现实生活的需要来“教学做”，生活需要就是教学内容。

新安小学的创建者，针对苏北淮安的社会现实，对学生们的家庭和生存状况做了非常深入细致的了解，对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离开学校后可能有何种前途，也作了详细的考察，形成一套实用而独特的评价系统。

孙铭勋在《古庙活菩萨》中说：凡是有能力送孩子上学的人，他们的孩子是要读书，是要毕业，是要拿文凭升学，是要做人上人。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读书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生活教育是以终生为修学的年限，没有毕业与文凭。他们是人，是要做人中人。因此，凡是有能力送孩子进学校的家庭，其孩子是不会进新安小学的，即使进了也不会久长，因为新安小学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

现新安小学远足课，带孩子们走进自然，体验生活

反之，没有能力送孩子进学校的家庭，他们的孩子不需要读书，不需要拿文凭升学，不需要做人上人。而且新安小学不收学费，还供给书籍纸笔，校门大开，来者不拒。照此看来，学生人数理应不会很少。

但是，贫困家庭的孩子要干活儿，四五岁可以看门，七八岁可以照料小弟弟小妹妹，十多岁可以当童工，他们没有时间上学。所以，新安小学创立三四年后，学生总计虽然有了三四百名，然而每学期的报名册上却总没有超过50名，每天实际到校者，不超过30名。学生们来则自来，去则自去，一任自由。

至于那些离开了学校的孩子们的去向，经过调查发现：他们中的十分之二去拖黄包车，十分之四到商店或饭馆去当学徒，十分之三在家里帮助大人干活儿，还有十分之一是转学了。

除了转学的之外，这十分之九从事着各种劳动的孩子，对于新安小学特别有感情。他们只要有空闲，就到学校里来玩，帮助学校做事。尤其是每年6月6日的校庆周年纪念，他们是必然要来参加典礼的。学校也特别招待一餐午饭，大家欢聚一堂，把这餐饭称为“团圆饭”。

从教育效果而言，这正是学校应该发挥的社会作用，不能用刚性的考试分数来定义。陶行知倡导“以一个学校影响周围3里地”，一个民众教育馆的馆长应该影响本县数十至数百万人。生活教育是从前后左右的邻居开始，立足于最小单位，处处点燃星星之火，种植在草根之中，培育活泼的、健全的、自由的、前进的“生命力”。以一乡一县的教育繁荣，造成一省乃至全国的教育繁荣，以此考量教育有无效果。

这也正是现在的部分专家反对各大城市修建“大学城”的原因，他们反对把学校圈成一个高高在上的城堡脱离社会。

新安小学的学生都生活在社会底层。吃“团圆饭”时，先生们特别注意那些离开学校谋生的年仅十五六岁孩子的容貌，发现他们的脸上已经起了若干皱纹，显现出了三四十岁饱受风霜的壮年人的神色。孙铭勋这样写道：

我们的基础，正应该建筑在他们的身上，但我们对于他们自身的需要又怎么才能供给？

这里，孙铭勋接触到了“生活教育”理论中的主要难点——什么是“生活”？贫苦孩子们自身的需要就是生活。他们处境悲惨，改变他们的悲惨处境正是“生活教育”的目的和意义。然而如何改变？接受了“生活教育”就能改变吗？这是孙铭勋心中一个大大的疑问。

“孙妈妈”的幼学梦

在新安，孙铭勋得到了一个很特别的绰号“孙妈妈”，相应地，校长汪达之则被尊称为“汪爸爸”。

自从追随陶行知先生以来，孙铭勋不仅在信仰上、思想上有所突破，连性格也为之一变。他不再像一心报考黄埔军校时期那样气性刚戾，而是变得温和细致。每当他面对儿童和学生时，语气便分外柔和，态度特别亲切，不少学生回忆起“孙妈妈”时，都用“细声细气”、“轻言细语”来形容。他管孩子们的吃和住，给孩子们缝补衣服，尤其给予精神上感情上的安抚，“孙妈妈”的绰号很是贴切。汪达之则由于严格管理成了“汪爸爸”。

“孙妈妈”这个绰号从此伴随着孙铭勋。因为“孙妈妈”的关系，陶先生被学生们戏称为“外婆”，陶先生颇感讶异，作诗以记之：

《初到平南》：没有到平南，心里很不敢。外公变外婆，滋味不平凡。

（注）平南村女同学把男教师都当作女人看待。她们呼主任（孙铭勋）为妈妈。我到时，她们呼我为外婆。我就戏呼平南村为平男村，大家（指幼稚师范班的女学生们）好象是得了很大的胜利似的。

（见陶行知组诗《送给平南诸友》）

陶先生1940年11月6日的日记中，也用“孙妈妈”来指代孙铭勋。

“孙妈妈”这个绰号，直到1951年孙铭勋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政治运动中被打倒时，这个称呼才暂时停用。

30年后解冻，到了八十年代，育才学校的老校友们向别人介绍笔者时，都亲热地说“这是孙妈妈的女儿。”

孙铭勋到淮安一年多之后，由新安小学延伸出了新安幼稚园。

此前，孙铭勋独立在晓庄幼稚园工作过，并成功创办迈皋桥幼稚园，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他的第一本教育学专著《幼稚教育》也即将出版。热烈地爱着幼稚教育事业的孙铭勋，到淮安来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创办新安幼稚园。

为了新安小学事业的扩展，为了当地儿童的需要，也为了进行教育试验，他们决心开办幼稚园。新安小学校长汪达之更感觉到幼稚园之开办是不容再缓。汪达之、孙铭勋、台和中，在月光下的运河堤上，作了无数夜的散步，进行商谈。

1932年秋天孙铭勋的母亲逝世，他将悲痛化为创办新安幼稚园的决心。他向陶先生请求资助。过了两个礼拜，十二月初接到陶先生的复信。信中有一句称赞的话：“铭勋对于幼稚园较余经验更丰，当能事半功倍”，这是陶先生对孙铭勋工作能力的高度肯定。

在民众教育馆周围的学龄前儿童，总计不下20来个。每天来参观的人很多，索阅简章的人也很多，带了孩子来的却很少，报名的更少。开学以后，每天来参观的人更多，但是带孩子来报名的只有五、六个。报了名之后，有些孩子却并不到幼稚园来。有些是家长不愿意把孩子送到幼稚园来，有些家长说：“孩子不肯去！”孙铭勋等人便按照报名簿上的家庭住址去访问，发现其中有些是假地址。

在幼稚教育的一片荒野中，新安幼稚园实在是一株过于娇嫩的新苗。孙铭勋等人想了许多办法，入园的孩子由一个增加到了三、四个，他们每天自动地到幼稚园来了。家长们开始议论：“幼稚园照料孩子，确实比家里周到。对于孩子的教育方法，也确实比家里好。”他们也向周围的人作宣传。

转眼半年过去了。统计每天到园的儿童数，如下：

每天到了五个的，共有4天；每天到了四个的，共有15天；每天到了三个的，共有20天；每天到了两个的，共有25天；每天到了一个的，共有20天；每天一个也不到的，共有10天。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团体的、有系统有计划的活动，当然搞不成。每天的生活也没有一定的秩序。但是零碎而有趣的事情却很多。孙铭勋认真作了记录，这是一连串的小故事，丰富了早期幼稚教育的经验。

这时的新安小学，只剩下孙铭勋和汪达之两个人。他俩又在月光下的运河堤上，作了无数夜的散步、商谈。月光仍旧是半年前的月光，河堤也仍旧是半年前的河堤，内心情绪的变化却大不相同了。他们忍痛决定：幼稚园暂时停办。新安数年来的生命，都是几个人的血汗凝结而成，幼稚园的时间虽不长，停办也给他们造成很大的伤恸。

孙铭勋结算，半年来新安幼稚园支出总计123元9角3分3厘，包括伙食费29元2角9分1厘。其中陈鹤琴先生捐助100元，其余的由新安小学补助。

新安幼稚园结束后的第三天，午后，孙铭勋在细雨斜飞中乘轮船去上海。汪达之送他上船，他俩紧握着手，汪达之鼓励孙铭勋说：

兴安小学校史陈列室

不要因为这一次的不如意而灰心。我希望你到了一个有儿童而可以办幼稚园的地方，就能够办起幼稚园来。进一步，我希望你的足迹所达到的地方，都能够有幼稚园出世。

汪达之的鼓励，几乎就是孙铭勋一生的座右铭，孙铭勋一生都关注幼儿，跟幼儿保持着密切的精神联系。离开淮安，孙铭勋被陶先生派到上海沪西区，独立支撑，办起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劳工幼儿团，很成功，影响广泛。他晚年在西南师院教育系和中文系讲授《儿童文学》课，创作《儿童诗》，经常去西师幼儿园指导、观察。他生前教授的教育系学生，后来给笔者示范如何教小朋友们自己做玩具，她们说：“当年你爸爸就是这样教我们的……”

分析起来，新安幼稚园的不算成功，也是与晓庄学校被查封、陶行知先生被通缉流亡，有很大的关系。办学，需要祥和安定的大环境，需要有一位甚至一群享有崇高威望的大教育家的号召力。虽然1932年政府取消了对陶行知的通缉令并发还晓庄学校，但是仍然禁止晓庄招生。大破坏余波仍在，元气尚未恢复。

让开创者们含笑九泉的是——新安小学至今健在。一代又一代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中，创建者们的生命于兹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