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埃利亚斯·卡内蒂 摘编_陈俣

希腊的诱惑

文_埃利亚斯·卡内蒂 摘编_陈俣

【编者按】：

本文选自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利亚斯·卡内蒂的自传三部曲之一《获救之舌》一书。在瑞典文学院给他的授奖词里，有这样的话：他成长起来的独特环境，他所经历的许多引人注目而动人心弦的遭遇，以及他为求广博知识而独一无二的受教育过程，都在他的自传体作品中别具一格、非常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本文正是卡内蒂童年教育生活的一段记录，他在其中回忆了古希腊文明带给自己的第一次冲击，回忆苏黎世学校教育给他留下的恒久触动。卡内蒂自幼热爱阅读，曾坦言奥德赛是他一生的灯塔。古老的英雄故事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英雄，也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我们倘若能在作家对自己童年生活的剖析中捕捉到一二，再反观自己的生活，许多事情也许就变得清晰了。

从一九一七年春季开始，我进了莱米街上的州立学校。每天上学去和放学回来的路变得很重要了，在这条路的起点，刚刚穿过奥提克尔街之后，我总碰到一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一个长着一头美丽白发的先生在那散步，身板笔直，神情恍惚，他走一小时路，就停下来，寻找什么，然后又换一个方向。他有一条雪山救人犬，他总是对它喊道：“绍多，到爸爸这儿来！”有时那条狗跑过来，有时它接着往前跑，它就是那个爸爸要找的东西。可是他刚刚找到它，就立刻又把它忘了，仍像先前那么精神恍惚。他的样子在这条相当平凡的大街上显得有点怪异，他不断重复的呼叫声惹得孩子们大笑，但是他们没当着他的面笑，因为他身上有某种令人肃然起敬的东西，他傲然前视谁也不看。孩子们只是回到家中说起他来，或是当他不在场，或是他们在街上玩时才笑。他叫布索尼，就住在拐角的房子里，我后来才知道他的狗叫基欧拖。这儿所有的孩子都谈论他，可不是作为布索尼，因为关于他，他们一点都不知道，而是当作“绍多，到爸爸这儿来”来谈。那条雪山狗使他们着迷，但是更主要的是因为这位英俊的老先生把自己说成是它的爸爸。

圣伯纳犬

上学的路大约走二十分钟，我一天天接着编长故事，可以编几个星期。我讲给自己听，声音不太大，但是可以听见我喃喃自语，如果我碰到使我觉得不舒服的人，就压低声音。我对路很熟，可以根本不用注意我周围的事，不论是左边还是右边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是也许在我眼前，也许在我的故事里却有许多特别的事情。故事编得非常动人，如果冒险经历十分紧张，出乎意料，使得我不能再保留在自己心中，我就讲给弟弟们听，他们急切地想知道下边怎么样了。这些故事都与战争有关，具体地说，和结束战争有关，要打仗的国家必须受到教训，即常常被打败，直到他们投降。其他的国家受到和平英雄的激励，团结起来，他们强大得多，最终胜利了。但是胜利来之不易，要经过无数艰苦卓绝的战斗，总有新的花招和阴谋。这些战役中最重要的是死者总会复生，为此发明并使用了特殊的魔法，每当所有的死者，包括不肯停止打仗的坏的一派的死者突然从战场上站起来，又复活了时，总给我的小弟弟们——一个六岁，一个八岁——留下深刻的印象。所有这些故事的结尾都是一样。在讲述冒险的战争故事的这几周内，我一再感到胜利后的欢乐和光荣，讲故事的人得到真正报酬的时刻，是所有人毫无例外地重新站起来，得到生还的时刻。

本文作者：埃利亚斯·卡内蒂，英籍作家。保加利亚出生的瑟法底犹太人小说家、评论家、社会学家和剧作家，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德语写作。有长篇小说《迷惘》等。1981年，作品《迷茫》获诺贝尔文学奖 。

苏格拉底

我的学校一年级人还不少，我谁也不认识，当然我一开始总注意和我兴趣相同的少数同学。如果他们掌握了什么我所缺少的本领，我就钦佩他们，密切注视着他们。冈茨霍恩的拉丁文特别优秀，虽然我从维也纳来已经占了优势，他可能还愿意和我较量一番，然而这是极少数，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掌握了古希腊字母的同学。他是为自己学的希腊文，因为他写了好多，就把自己看成诗人，希腊文成了他的秘密文字。他写满了一本又一本，一本写完了他就交给我，我翻着本子，一个字也不认识。他不把本子放我这儿放太久，我刚刚说出钦佩他的才能的话，他就把本子从我手中拿走，飞快地把一本新的悄悄放到我的眼前。他像我一样迷上了希腊历史。给我们讲课的欧根·米勒是一个很好的教师，但是当我关心希腊的自由时，冈茨霍恩则想着希腊的诗人。他不愿意说他对希腊语言还什么都不懂，也许他为了自己也已经开始学了，因为每当我们谈到从三年级开始我们将分道扬镳——他想进文科中学——时，我总怀着崇敬而又有点嫉妒的心情说：“那你就有希腊语课了。”这时，他总高傲地解释：“我能更早就会念。”我相信他，他不是个说大话的人，他宣布要做什么，总能干到底，还能做出许多甚至他没说过的事。他对于一切惯常事情的蔑视使我回忆起我在家里就看惯了的那种态度，他只是不说出来，如果谈到一个似乎不值得称作诗人的对象，他就转过身去，沉默不语。他的脑袋又细又长，好像挤扁了似的，抬得很高，歪着，有点像一把打开后没关上的折刀。冈茨霍恩从不会说一个下流的坏词，在班级里他显得和别人的距离很远，大概没有一个抄他作业的人会想到，他是装得仿佛没有发觉，不把本子挪近一点，但是也躲不开，因为他允许这种行为，让别人随便抄。

当我们讲到苏格拉底时，全班都开玩笑，把苏格拉底当成我的外号，也许是为了轻松一下。这事就这么简单，没什么更深的意义，但是一直这么叫下去了，冈茨霍恩却把这个玩笑往心里去。有好长时间我看见他忙着写什么，同时还不时用考查的眼光打量我，并庄重地摇摇头。一周后他又写完一本，可这次却说他想念给我听。那是一个诗人和一个哲学家的对话，诗人叫克尔努拖图姆，这就是他，他喜欢用拉丁文的翻译称呼自己，哲学家是我。他从后边开始念我的名字，于是成了两个丑陋的名字，赛勃·伊特纳库斯，这根本不像苏格拉底，而是一个恶劣的诡辩家，那些反对苏格拉底的人们中的一个。但这还是对话的副作用，更重要的是诗人从各个方面使可怜的哲学家难看，最后终于把哲学家击败，把他驳得体无完肤。冈茨霍恩于是满怀胜利信心给我朗读，我可一点也不觉得受到伤害。因为颠倒了的名字跟我毫无关系，要是涉及我真正的名字，那我会很敏感地作出反应的。我很满意，他从他的本子中找出一本读给我听，我觉得自己地位提高了，仿佛他向我透露了希腊神话的秘密。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变化，当他过了些时候——就他的情况来说，是有些迟疑地——问我，想没想到写一篇反驳的对话，我实在大吃一惊。他的确说得对，我站在他一边，一个哲学家站在诗人旁边是什么样呢？我好像也根本不知道应该在一篇反驳对话中写什么。

希腊神话：佩琉斯和忒提斯的婚礼

我受路德维希·艾伦博根的影响是通过另一条途径，他和母亲来自维也纳，他也没有父亲。威廉·艾伦博根是奥地利国会议员，一个著名的演说家，他的名字我在维也纳时就常听说，我向这位少年问起此人，他使我吃了一惊，他平静地说：“那是我叔叔。”听起来好像对他来说无所谓似的。不久，我知道了他在各种事情上都这样，他显得比我大，不仅是个子高，因为差不多大家都比我年长。他对那些我根本一点不懂的东西感兴趣，可这是在偶然的机会顺带得知的，因为他不卖弄这一点。他不高傲也不谦虚，这样他的好胜心就不在班级里表现出来了。他比较健谈，参加每一次谈话，只是不喜欢把他的东西拿出来，也许因为我们中间没有人熟悉那些。我们的拉丁文教师毕莱特尔和其他教师样子不同，不光是因为他长了个甲状腺瘤。艾伦博根和他作特殊的简短谈话，因为他们读同样一些书，互相说得出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听过的那些书名，一起深入讨论、评价，而且常常意见一致。艾伦博根说得很客观、平静，没有年轻人的激动，倒是毕莱特尔情绪变化无常。每当这样的对话开始后，全班都听着，却一点也不懂，没有一个人知道谈的是什么。直到最后艾伦博根还像开始时那样无动于衷，毕莱特尔却可以看出对这些谈话是比较满意的，而且在艾伦博根面前他有一种敬佩心情。对艾伦博根来说，在学校里学什么并不重要，我确信，艾伦博根反正什么都懂，毕莱特尔实际上并不把他算在其他学生之中。我喜欢他，可更多是像喜欢一个成年人那样，而且我在他面前有点害羞，因为我对于有些东西，特别是我们在欧根·米勒的历史课上学到的东西有那么强烈的兴趣。

在这个学校最初打动我的真正的新的课程是希腊历史。我们有欧克斯利写的历史课本，一本是关于一般历史的，一本是瑞士史。我同时读两本历史，两本的课文衔接得这么紧，使我觉得完全是结合在一起的。瑞士的自由使我想到希腊的自由，对于在漫泉关的牺牲，摩尔加藤战役的胜利为我作了补偿，瑞士的自由我是作为一种现实亲身经历了的，而且有切身感受。因为他们自己决定，不服从任何一个皇帝，所以他们做到了不投入世界大战。作为战争最高统帅的皇帝们我并不觉得可怕。其中的一个，弗兰茨·约瑟夫，几乎引不起我的注意，他很老，说话很少，每当他出来，一般只说一句话。我站在爷爷一边，觉得皇帝是个没生命的东西，无聊得很。我们每天给他唱颂歌“上帝养育”“上帝保佑”，他好像显得非常需要这种保护似的。我们唱颂歌时，我从来不看挂在祭坛后墙上的皇帝肖像，而且脑子里也尽量不想他的模样。也许我从范妮——我们的波西米亚保姆那里接受了对他的反感，每当提到他时，范妮脸上都没有表情，仿佛他对于范妮不存在似的。有一天，我从学校回来，她嘲讽地问：“又给皇帝唱颂歌了吧？”我看见画上的威廉，德国皇帝身披闪闪发光的盔甲，还听见他针对英国的充满敌意的言论。如果英国参战，我总站在英国一边，根据我在曼彻斯特理解的一切，坚定地相信，英国人不要战争，是他通过进攻比利时挑起的战争。我同样反对俄国沙皇，我十岁在保加利亚做客时听到过托尔斯泰的名字，人家告诉我，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把战争看成谋杀，而且不怕把这个看法对他的皇帝说出来。人们说起他来还像他没有真的去世一样，虽然他已经死去好几年了。现在我第一次在一个共和国里，远离一切皇帝统治，满怀喜悦地学习这个共和国的历史。不要皇帝是可能的，人必须为他的自由而斗争，早在瑞士人以前，希腊人很早就成功地起来反抗可怕的权势，宣布他们赢得了自由。

今天说这些我听起来也觉得平淡无奇，因为当时我正为这种新观点所陶醉，我用这个观点向和我谈话的每个人游说，我给马拉松和萨拉米斯的名字编出野蛮的曲调，我在家里无数遍地唱这些调子，总是只唱这样一个名字的三个音节，一直唱到母亲和弟弟头昏脑胀，逼我住口为止。我们的欧根·米勒教授的历史课，每次也有同样的效果。他给我们讲希腊人，他那双睁得很大的眼睛好像是一个陶醉了的先知的眼睛，他根本不看我们，而是看着他说到的内容，他的话说得不快，可是不中断，他的演说有一种犹如徐缓的海浪的节奏，拍打着海岸或涌向水中，使人总觉得像在海里。他用指尖抹抹渗出的额头，有时也抚摸卷曲的头发，像一阵风掠过一样。时光就在他咂咂作响的激情演说中流逝，每当他换一口气达到新的兴奋时，都好像大口啜饮。

但是有时也浪费时间，也就是他提问我们的时候。他让我们写作文，给我们讲评，这使人感到遗憾，不然他就会把我们带到海上去了。我常常举手回答他的问题，这样那种不快很快就会过去，同时也为了向他证明对他讲的每一句话的热爱。我的回答听起来很像他自己激情演说的一部分，而且使其中有些反应稍慢的同学们不高兴，他们不是来自一个帝国，希腊的自由对他们没有更多的意义，自由在他们看来是自然而然的事，用不着先由希腊人代表他们去赢得。

希腊盲诗人荷马

在这段时间里有这么多事情通过学校记在我心中，而往常只是通过书本。我从老师口中学到的东西始终保持着他讲出来时的生动形象，并且在我的记忆中一直属于他所有。也有这样一些老师，我从他们那儿什么也没学到，然而他们通过他们自身，他们特有的形象、动作、说话的方式，特别是通过人们感觉到他们的好恶，给我留下了印象。有各种程度的友善和温暖，我回想不起来有哪一个人不为正义而努力。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善于使反感或友好完全隐蔽起来，再说，内在力量、耐性、敏感、期望也有所不同。欧根·米勒由于他讲授的对象已经表现出了高度的激情和讲故事的才能，另外他还表现出了超出这些义务之外的东西，因此我从第一节课起就迷上了他，每周都扳着手指数，渴望上他的课。

德语教师弗里茨·洪齐克尔碰到的困难要大些，他这个人比较枯燥乏味，也许是受了他那发育不良的身材的影响，稍稍有些嘎嘎作响的嗓音，也没能改善那样的身材引起的后果。他个子很高，胸膛狭窄，好像立在一条长腿上，每当他等着我们回答时，总是耐心地沉默不语。他不指责谁，也不干涉谁的事，他的保护措施是揶揄的微笑，他坚持这样笑，甚至在不合适的场合也常这样。他的学问四平八稳，也许是过于刻板，学生不会被他牵着走，但是他也不会把人引上歧途。他非常注意分寸和实际的行为举止，很少有早熟和亢奋状态，我觉得他是欧根·米勒的反面，这个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后来，他离开一段时间后又来到我们中间时，我发现，他博学多识，只是他的博学缺少自信和激情。

拉丁语教师毕莱特尔更有个性，他每天带着那个大肿瘤出现在班上的勇气，迄今仍使我钦佩不已。他喜欢待在教室的左角，在那里他可以使头上有肿瘤的那边少朝着我们一些，左脚抬起来，放在一只矮凳上。他讲课很流利，声音柔和、轻盈，没有过分的激动，即便他生气了——有时他也有理由生气——也不提高声音，只是说得稍稍快点。他教的拉丁文基础课肯定使他觉得无聊，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的全部行为举止才这么富于人情味。懂得较少的人中没有一个人会有受到他的压力、甚至全完了的感觉，拉丁文学得好的人也不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他的反应从来都不能预测，可是也根本用不着害怕，一句短小、稍稍有点嘲讽意味的评语，实际上就是他给一个学生作的全部评价。有时学生不理解，那评语好像是他只为自己使用的含义丰富的一种私人措辞。他狼吞虎咽地读书，可是我从没听他说过他在读什么书，因此，我没记住一个书名。他喜欢爱与他交谈的那个艾伦博根，艾伦博根也有和他一样的沉思、不动感情的习惯，只是没有嘲讽，而且不过高评价我们从毕莱特尔那儿学到的拉丁文的意义。毕莱特尔感到我走在全班的前边不合理，有一次他十分明确地对我说：“你比别人学得快，瑞士人发展得慢点，可是以后他们会赶上来的，你将来会吃惊的。”他可绝不是排外，我在他和艾伦博根的友谊中已经看到了。我察觉到毕莱特尔对于人有特殊的开阔胸怀，他的思想是世界主义的一种，我相信，他必定也要——不仅为了私人目的——把它写出来。

教师的性格的多样性令我吃惊，这是我头一次意识到一种生活中的多样性。他们如此长时间地站在我们面前，他们每一个行动都处在我们一览无余、不停顿的观察之下，一节课一节课的，总是我们注意的真正的对象。他们在我们面前拥有的优势，这种优势使人眼光敏锐，有批判眼光和狡黠，我们必须对付他们，同时又不使自己太为难；他们平时生活中的秘密，在他们不作为表演者站在我们面前的全部时间里的秘密；他们换着登台，一个接一个地上台，在同一地点，演同一个角色，抱着同样的目的，这样使我们可以比较优劣——这一切合起来的作用是一所学校，完全不同于本来意义上的学校，即一种人的多样性的学校，如果再说得准确一些的话，就是第一所有意识的人的知识的学校。

研究这以后的生活可能并不困难，也许还挺吸引人。人们又碰上哪些叫其他名字的教师，学生喜欢什么样的人，哪些人由于过去的反感只被他们放在一边，由于早期的认识会作出什么抉择，要是没有早期的认识也许会做出另外什么事，等等。早年学到的幼稚的动物类型学一直还留在心中，现在又重叠上了新的教师类型学。每一个班上都能找到对老师模仿得惟妙惟肖的学生，他们给其他人表演。一个班级要是没有这种教师模仿者就有点死气沉沉的。

当我现在回想他们时，我惊讶那些苏黎世的老师们性格竟然如此丰富多彩，各不相同。我从许多老师那里学到不少东西，这和他们的心愿相符。奇怪的是，五十年后我对他们的感激竟越来越强，而且，就是那些我从他们那儿没学到多少东西的老师，他们作为人的形象也如此清晰地出现在我面前，以至我正为此对他们感到有点内疚。他们是我后来作为世界的本源，作为世界的居民接受下来的最初代表，他们是独特的，不会混淆的，在质量上属于最高一级的。他们同时也是人物形象，具有各自的不容抹煞的个性。在个性化和类型化之间的流动是诗人的真正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