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推张迈钟”论

2016-09-21杜萌若

书画世界 2016年1期

文/杜萌若

王羲之“推张迈钟”论

文/杜萌若

一、“钟张”与“钟张系”

从汉末到东晋，书法的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于是就有了“钟张”与“二王”，张芝——钟繇——王羲之——王献之，这四个人合力开启了书法史正式意义上的“创世纪”。孙过庭《书谱》：“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王羲之云：‘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王羲之奉钟张二人为书坛日月，而对于钟张以降的魏晋书家，概以“不足观”一语蔽之，十足的“傲慢与偏见”。

还存在着另外一个王羲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载王羲之语云：“弟书遂不减吾。”这里的“弟”是指他的从弟王洽。在魏晋书坛，王洽绝对称不上是大角色，与王羲之未点名归入“不足观”之列的皇象、索靖、卫这样的大师级人物根本无法相提并论，此“遂不减吾”之褒赞与彼“未足观”之贬抑，显然都是大大地言过其实了。

王僧虔《论书》：“亡曾祖领军洽与右军俱变古形，不尔，至今犹法钟张。”原来，王洽是王羲之力变古法过程中的书坛盟友，王羲之对王洽书法揄扬过甚，实为“党同”，而对钟张以降的魏晋书法全盘否定，一网打尽，此乃“伐异”。

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如是发端：“本书的着眼点仅限于诗人中的强者，所谓诗人中的强者，就是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向威名赫赫的前代巨擘进行至死不休的挑战的诗坛主将们。”［1］王羲之是书家中的强者，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向威名赫赫的前代巨擘张芝与钟繇进行了至死不休的挑战。王洽本非书家中的强者，而有勇气追随王羲之“俱变古形”，皇象、索靖、卫诸大家实力雄厚扮演的却是钟张遗法守成者的角色。王羲之有意发而为偏宕之言，有若狮子吼，批判钟张遗产的守成者“不足观”，因为他们全都背离了钟张创体破旧立新的真精神。

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指出，在科学研究中，“范式”（Paradigm）具有优先性，就是一个在很长时间内为科学共同体所公认的模型，“一种范式给人们留下非常多的扫尾工作要做，而完成这些扫尾工作又是多么地令人迷醉……大多数科学家倾其全部科学生涯所从事的正是这些扫尾工作……常规科学研究乃在于澄清范式所已经提供的那些现象和理论”。［2］套用托马斯·库恩的说法，在汉魏之际，张芝与钟繇分别创立了草书和真书的经典范式，钟张范式完美绝伦，在王羲之变法之前，几乎所有的魏晋书家都在做着令人迷醉的常规性扫尾工作，在某些环节一些人甚至会有重大的突破，不过，再大的突破也终究是扫尾工作，是在钟张范式的樊篱之内展开的，没有人能够以属于真正强者的内在欲望和激情去发动一场书法革命，创立一种新范式。历史等待着王羲之。钟张之后，王羲之以前，墨守钟张范式的魏晋书家群体，我们称他们为“钟张系”。王羲之冷对“钟张系”而热爱钟张。

□ 1 陆锡兴编著《汉代简牍草字编》汉代简牍草书“有”字字例

□ 2 张芝八月九日帖 “有”字

□ 3 皇象急就章“有”字

□ 4 张芝八月九日帖（局部）

□ 5 皇象急就章（局部）

孙过庭《书谱》：“王羲之云：‘吾书比之钟张，钟当雁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耽若此，未必谢之。’此乃推张迈钟之意也。”王羲之做出了对于张芝、钟繇以及他本人三者之间的一个实力评估，尊张芝于首席而抑钟繇于末位，其中玄机，耐人玩味。

□ 6—1 张芝八月九日帖 “远”字

□ 6—2 杜预十一月十四日帖 “远”字

□ 6—3 索靖月仪帖“远”字

□ 7 卫瓘州民帖（局部）

□ 8 索靖月仪帖（局部）

□ 9 王导改朔帖（局部）

□ 10 王敦蜡节帖（局部）

□ 11 王七月十三日帖（局部）

二、张芝与“张芝系”

草书，顾名思义，即草草而成之书，相对于正体，写法自然要简易些，速度自然要快捷些。相对于汉代的正体隶书，这个时期的简牍草书明显地简易而快捷，草书正处在它幸福的童年，自由而散漫，它的天性和天命似乎也本该如此。

汉末，张芝出现了，带来了草书的革命，凭借超人式的强力意志强行把草书拉升到了它的成年阶段，“下笔必为楷则，号‘匆匆不暇草书’”。（卫恒《四体书势》）张芝是汉代简牍草书的终结者，在他笔下，草书成为一种正体，写法趋于规范，速度有所减慢。“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比张芝时代稍晚的赵壹在《非草书》中道破了一桩奇怪的事实。如果草书不草而反强调楷则，那它当然是异化了。

张芝把谨严的气质注入了本性与之格格不入的草书，他成为草书的立法者，“一种对生命体的丰富性的压制就蕴含于其中，尺牍成为主人……厌恶过于有生命力的东西”。［3］汉代简牍草书就是过于有生命力的东西，一个草字的草法往往多种多样，不确定性很强，张芝反其道而行之，追求将每一个草字固定为一个草法，于是，“法的精神”重新规定了草书的存在。

汉代简牍中的“有”字（图1）草写五花八门，到了张芝那里，“有”字（图2）的草法定型为一个斜向的连环套，这是初始意义上的“一笔书”，一个草书单字以连续使转的一笔写成。皇象《急就章》中的“有”字（图3）几乎完全复制了张芝草书的这个新造型。

皇象是“张芝系”中张芝草书“楷则”理念最忠实的继承者。皇象之于张芝，一如羊欣之于王献之、薛稷之于褚遂良、吴琚之于米芾，亦步亦趋，萧规曹随。张芝《八月九日帖》（图4）与皇象《急就章》（图5），显见的“家族相似性”。皇象《急就章》的“名”与“实”严重不符，名为“急就”，写来却是那样从容舒缓。

张芝姐姐之孙索靖是“张芝系”中的最强者，草书实力几可与张芝相伯仲，“时人云：‘精熟至极，索不及张；妙有余姿，张不及索’”。（张怀《书断》）索靖“传芝草而形异，甚矜其书，名其字势曰银钩虿尾”，（王僧虔《论书》）不同于皇象的“无我之境”，他有意地同张芝草书拉开点距离，显露一些自我元素。三个草书“远”字（图6），第一个是张芝的，第二个是杜预的，几乎完全复制了前者的造型，第三个是索靖的，果然是“妙有余姿”，起笔就来了个“银钩虿尾”，惊警异常，振起字势，爆发力方面升级了许多。

□ 12—1 皇象文武帖 “有”字

□ 12—2 索靖七月廿六帖 “有”字

□ 12—3 王导改朔帖 “有”字

□ 13 王羲之十七帖 “有”字

□ 14—1 皇象文武帖 “其”字

□ 14—2 杜预十一月十四日帖 “其”字

□ 15 王羲之十七帖 “其”字

□ 16—1 张芝八月九日帖 “想”字

□ 17—1 卫州民帖“想”字

□ 16—2 张芝八月九日帖 “想”字

□ 17—2 卫州民帖 “想”字

□ 18 索靖月仪帖“想”字

□ 17—3 卫州民帖“想”字

□ 19 王羲之十七帖 “想”字

三、王羲之与张芝

王羲之接过了张芝的天平，在大方向上，他认同张芝对草书性质的重新规定，他的草书，尤其是《十七帖》，“下笔必为楷则”的意识几乎同张芝一样强烈。于是，在王羲之手中，在他的叔伯辈那里已经明显向“稿草”一端倾斜的天平，经过他超人式强力意志的强行干预，又重新偏回到了“楷则”一端。

张芝对草法和定型的建设工作相当完善，“张芝系”诸家在这方面总体出色的扫尾工作又令其进一步完善。关于草法，王羲之需要做的，仅仅是一些局部性的个别字例微观改造。比如“有”字，皇象、索靖、王导这“张芝系”三家的字例（图12）都是把张芝的“一笔书”写法拆散了的，但草法的原则其实并无二致。王羲之《十七帖》中有多个“有”字（图13），重新恢复了张芝的“一笔书”写法，而草法却大幅度地简化，差不多省去了一个回环，从此，这种草法成为“有”字的标准草法。

相对于草法领域，王羲之对草书字形改造的规模要大很多。草书的“其”字，“张芝系”的皇象和杜预都取长横起势作为主笔的倒金字塔造型（图14），王羲之改作短横起笔，引动下面的连续直线折摆成为字形主体（图15），这个字的“形感”也就变得和谐调适起来。

草势是王羲之草书革新的真正落脚点所在。张芝《八月九日帖》的两个“想”字（图16），一个竖笔斜拂，一个竖笔直勒，笔势大异。斜拂的竖笔是第一个“想”字鲜明的引子，带动起主笔的爆冲，它的任务就算完成。直勒的竖笔是第二个“想”字隐蔽的主干，始终牢牢掌控着全字的走势。

以波挑立本的侧甩是汉代简牍草书的正宗体势，这种体势在张芝与“张芝系”的草书中依然生命力顽强。卫所写的“想”字（图17）与王敦、郗诸家的一律有汉草遗意的侧甩势。以竖笔直勒立一字之干是张芝推出的草势新思维，索靖《月仪帖》中的一个“想”字（图18）秉承了这种新思维。

在草势的新旧思维之间，张芝力图保持一种兼容并包的平衡感，而王羲之以全力赴之要打破的，正是张芝的折衷立场。《十七帖》中的“想”字（图19），多以竖笔直勒立干，直线的横竖统摄着曲线的波挑，纵向的拉伸压倒了侧向的摆甩，张芝的草势新思维被发扬光大，汉草遗意的侧甩旧势却渐渐地隐没了。

《十七帖》的一个片段（图20），第一行与第三行的“曲终收拔”都是波挑，不过它们仅仅是作为一种节奏和氛围的调剂角色，生存的空间被压缩得小之又小。

四、钟繇与“钟繇系”

梁武帝《古今书人优劣评》：“钟繇书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钟繇真书的奥秘就在于“游”“戏”二字。钟繇创立书法史的首个真书范式，应和着赫伊津哈的经典命题——文明是在游戏中并作为游戏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钟繇的时代，凭借着张芝，草书已经迈入了它的成年阶段，而真书正处在它幸福的童年，自由而散漫，作为正体存在的真书的天性和天命似乎本不该如此。

钟繇真书的气质源自汉代简牍草书，满满的草意，这样的真书尚不能真正叫做“楷书”，完全不是“下笔必为楷则”的，毋宁说，它是率意而为的孩子气的天真之书。钟繇真书《荐季直表》（图21）与西汉简牍草书《神乌赋》（图22），显见的“家族相似性”，真与草的书体之别在二者之间真的显得无关紧要。

两个“阳”字（图23），《荐季直表》的“阳”字左部甚至比《神乌赋》的“阳”字左部更简化，意到而已，按照标准楷书的要求，这样的构型既不完整也不规范。两个“尚”字（图24），字中的“小口”都不封口，都草草地围出个大概的轮廓，类似的“小口”处理在两帖中还有许多（图25）。注意《荐季直表》“能”字的左下部，地道的汉草侧甩势，与《神乌赋》的“向”字（图26）的侧甩别无二致。《荐季直表》“剧”字的末笔，标准楷书中的竖钩，在这里只是轻盈的一小甩，《神乌赋》“创”字的末笔是酣畅的一大甩，小甩大甩，同为侧甩。《荐季直表》“任”字的右部与《神乌赋》“惶”字的右下部，两者的三个横画都是直入空收，简约之极。再来看看《荐季直表》“”字与《神乌赋》“危”字（图27）的竖弯钩写法，同为漂亮的滑翔和起飞，笔姿如出一辙。

钟繇的《贺捷表》，八分的意味较浓，明显比《荐季直表》写得正规一些，在钟繇的真书范式内大概要算是正体了，可即便如此，钟繇的“游戏”仍是玩儿得天花乱坠。《贺捷表》“里”字长横起笔引带斜长，形如鸭嘴；“任”字右部首笔写得像个小对号；“捷”字左部竖钩分两笔写，由短提截断，再接续后，上下两段拧上了劲儿；“贼”字左部末点拉长，斜插入右部，借笔为短横；“奇”字的竖钩大幅左倾造险；“熹”字的上下部件严重错位（图28）。这些玩儿法无奇不有，无法无天，简直像一个顽童的恶作剧，苏轼自称“吾书意造本无法”，这话用在钟繇身上更合适。

张芝创立草书范式，示人以法，钟繇创立真书范式，只仿佛建了座独自玩耍的游戏场，同为一代宗师，门下的境况却是大相径庭。“张芝系”高手众多，推进与完善“芝草”的扫尾工作成就斐然，相形之下，“钟繇系”可就实在太弱势了。钟繇真书的率真自在出乎天然，如果学书者资质中缺乏童心和童趣的因子而去生硬仿效，多半会落得“东施效颦”的下场。

郗鉴，王羲之的岳父，其《灾祸帖》中的“望”字，很像钟繇《贺捷表》中的“望”字（图31），不过，气质上呆滞与诡异的反差一目了然。《贺捷表》中的两组“顿首”（图32），笔笔皆变，《灾祸帖》中的四组“顿首”（图33），字字类同，其意愈谨，去钟弥远。

庾翼，王羲之青年时最大的书坛竞争对手之一，反对王羲之变法的顽固派，他的《故吏帖》中的“事”字，借来钟繇《荐季直表》“事”字的“扁口”偏移游戏（图34），只是他的“扁口”封得太实，“游戏”也就这样玩儿砸了。

五、王羲之与钟繇

在大方向上，王羲之反对钟繇范式真书草写的理念，他决定彻底颠覆这一范式，建立起一种契合真书性质“预设和谐”的全新范式，在他看来，真书的天性与天命应比草书更谨严、更讲求楷则，真书必须成为真正的“正书”或“楷书”。王羲之针对张芝范式的草书革命温和且有相当保留，而针对钟繇范式的真书革命却是无比激进的。

王羲之真书革命的落脚点亦在于体势。钟繇的真书体势强调曲线的波挑和侧向的摆甩，承连了汉代简牍草书重在摇曳的体势传统。王羲之全方位地移植了他在草书革命中的经验，以竖笔直勒立干，他的真书也一如其草书，直线的横竖统摄着曲线的波挑，纵向的拉伸压倒了侧向的摆甩，于是，真正的“标准楷书”自此诞生。

钟繇《荐季直表》与汉草《神乌赋》中的两个“德”字，左旁小竖看起来都好像很直，骨子里可仍是意在左曳要飘出来的，王羲之所写的“德”字（图35），左旁小竖一律硬直第勒住，牢牢地定住了。钟繇《贺捷表》与《神乌赋》中的两个“行”字，右部短横上拂，末笔斜引，好似鸟儿要振翅起飞，王羲之所写的“行”字横就是横，竖钩就是竖钩，一横一纵搭起架子，强调建筑性的稳定感，其造型显然与张芝的草书“行”字（图36）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王羲之《黄庭经》中的“舍”字的小竖像一枚直垂的小悬针，再比比钟繇《贺捷表》中的“舍”字（图37），小竖像一片微风中浮空的小羽丝。

王羲之临钟繇《宣示表》，向钟繇致敬的同时也实施了对他的暴力解构。对照《宣示表》和《贺捷表》中的两组“宣示”字例（图38）前者沉静成熟而后者飞动率真，王羲之就是要放弃钟繇范式，重新规定真书的性质，示人以法，实现类似于草书领域“张芝化”的强力拉升，使真书迅速迈入它的成人阶段。王羲之“推张迈钟”，其中玄机，实在于此。

庾肩吾《书品》：“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钟天然第一，功夫次之……王功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本文的一切话语都是有关这几句箴言的疏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