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王荫槐　　整理｜记者　易靖茗　实习记者　昌校宇

“一生献科研 死后捐遗体”

口述｜王荫槐整理｜记者易靖茗实习记者昌校宇

采访时间：

2015年7月31日（星期五）上午

采访地点：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南里18楼4门403号

记者札记：

王荫槐，一直致力于无菌动物研究的顶级专家。对无菌动物的研究让他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特殊津贴，成为了“科技经济专家委员会”的专家，并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电话邀访时，老人家很高兴，再三表示感谢，感谢组织关心。

王老很健谈，说话也很有条理，他特别愿意跟我们分享他在科学研究上的成果和经验。

王老没有什么照片，他说：“除了科学研究，他不喜欢这些形式，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他将一生贡献给科研事业，并最终说服妻子、女儿，在遗体捐赠公证书上签字盖章。

王老说：“不要叫我‘王老’，叫我‘老王’就可以啦，叫‘王老’就见外了。”

采访过后的一周，王老打来电话，谦虚地说可能自己受访当天有些事情没有表达清楚，他再提供一些材料给记者，写文章时作参考。看来老先生真的很重视此事。

（注：文章标题及小标题均为编者所加。）

“外公是共产党，父母都是进步青年”

我的父亲是台湾台中沙鹿镇人，在沙鹿开了一家小工厂，家境小康。我的母亲是江苏人，父亲在大陆学医时认识了母亲，俩人是同学。后来，他们在大陆结婚，住在江苏海门的外婆家里。

1935年5月，我出生于江苏（姐姐也是在大陆出生）。我外公是个共产党员，母亲在上海上学时，还曾经参加过一些游行示威活动，而我父亲也是个进步青年。可能是因为他们参加的一些进步活动，在我一岁左右的时候，日本人要抓我父母，于是父亲便带着我和母亲离开江苏回到台湾。1943年左右，妈妈把姐姐也接到了台湾。

1945年，抗战胜利后，父母带着我们从台湾又返回大陆。那时候，父母感情已经出现问题，我10岁左右时，母亲就又把我和姐姐送回外婆家。我在外婆家安顿好后，母亲就独自离开了。后来母亲寄回来一张照片，告诉我们她再婚了。因外公外婆已经去世了，我就暂住在了舅舅家里。

当时舅舅家是由外婆的姐姐（以下简称“老太太”）来打理的。我外公以前是小学校长，家里就农村来说条件不错。可因为我们姐弟没有经济来源，也没有父母资助，所以老太太对我们态度非常古怪，几乎天天挨骂，什么活都要干的。

“我是人民培养出来的”

上小学的时候，我连书包都没有，当时全校就我一个人是拎着篮子上学。我每天都要带饭，去学校的路程有五六里地，所以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就要起床做饭（只能做稀饭）然后带学校去。我当时用的是从台湾带过来的饭盒，而同学们用的都是那种编的口袋，他们就嘲笑我的饭盒是“棺材”。我当时觉得面子上过不去，很自卑，想能有一个跟同学们一样的饭盒，却不敢开口向家里要。现在看来，那时候我的饭盒才是最先进的。

因为我是农民，所以在学校时对农作物研究比较感兴趣，在家也爱做些小实验。比如说种棉花，我十几岁时在当地棉花就种的最好。因为我无意间看过一本杂志，里面有介绍如何种植的文章，我就自己在地里做科学实验，自行脱叶、剪枝等。其实我干活还是蛮好的，可是不管怎样，老太太都会骂我。最可气的是家里丢了东西，老太太都认为是我偷的，找到以后就不了了之，可下次再丢东西，她又会认为是我拿的。

上学时，我成绩优秀，后来就考上省里重点中学。学校每月发我6元的助学金，那时候一个月的生活费是8元，所以我一个月实际是交2元伙食费，而每次月中需要回家拿这2元时，我都是非常不情愿的。

其实一开始我想上中专的，可是县里没中专，需要去外省上，而我又没有钱，所以就先考了高中，然后读了大学。当年我报考了3所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大学，都离江苏特别远。我想的是，去了就再也不回来了。而且原本我想学航海一类的科系，但由于“出身”不好，外婆家当时被评“地主”，又因我所谓的“海外”关系，导致报考必须是不保密的科系。1956年，我被北京大学生物系录取。当时，我是村里唯一一个考上北大的学生。在北大，我继续享受助学金，所以说我是人民培养出来的。

王荫槐及其家人

“我做了应该做的事，就心满意足了”

由于学制改革，我在北大念了6年。1962年，从北大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市药研所，和老台胞林明美是一个单位的。我从事药品的生物监测工作（药品分为化学检测、生物监测），因这块工作是国家的重点项目，所以国家还是比较重视的。

因我的“出身”不好，违背当时的阶级路线，所以对工作、生活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我坚持专心致志做科研。虽然不是学药学的，但是我的基础比较好，在单位工作突出。

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那时候我到农村检查大便，插片检查蛔虫卵。有很多孩子说，“哎呦，老爷们弄屎多脏啊”。那是他们不懂这些事，但我觉得还挺高兴的。我说，“你们把大便给我送过来，我给你们检查，百分之百都有虫”。后来，有一个单位报来敌百虫（一种杀虫剂），说可以当做人的驱虫药，交给我们做实验。可是别人不肯做，都推来推去，我想我来试试看吧。我首先试吃了这个药，虽然成团的蛔虫被打下来了，但恶心、呕吐等副作用非常明显。我后来查书，经过多方验证，打了报告，认为这个东西不能批。可当时我的领导说这个东西要批，它很便宜。但是我认为便宜也不能用人命开玩笑啊，磷酸酯有抑制作用，会造成呕吐。这种药物有这么大的毒性怎么能批呢？这是给牲口打虫子的，怎么能给人吃？当时，我坚决不批。他们就来动员我，我也不为所动。后来这件事不了了之了，但功劳还是别人的。其实我不需要这些形式上的功劳，我觉得我做了应该做的事，就心满意足了。

1979年，“文革”后我申请恢复台籍，可是单位的领导不同意。后来我直接问他，你们不同意还是派出所不同意？他们也没给我正面回答，我就找到台盟中央委员会原委员陈炳基帮我开了一个证明，这才恢复台籍。

1980年，我意外得到了留在台湾的父亲的联络方式，借着出差去日本的机会与他相认，并帮助他办理手续，让他回到大陆长住。但父亲是商人，应酬很多，渐渐地，我不再随父亲出席各种宴会，而是回到安静的研究室中，继续着自己的科研事业。后来，因为隔阂（种种原因），我们渐渐断了联系。

王荫槐在做实验

荣获的各种证书

“我是最早从事研究悉生动物的人之一”

1981年，我调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动物所，研究无菌动物，目前我在这个领域还是排名前列的。我写了几本书，有讲悉生动物方面的，记载了我的研究成果。我是最早从事研究悉生动物的人，因为我很努力。

动物实验不是拿耗子就能做，这种认识是不对的，现在实验动物是有标准的。主要有两个控制指标，其中之一叫悉生标准，我就是研究悉生动物的。悉生动物指的是用与无菌动物相同的方法取得饲养、但明确的物体内所给予的已知微生物的动物，“悉”指的是知道、了解。悉生是什么意思呢？动物和人一样，体内有寄生虫，你做实验的时候如果动物体内有寄生虫，药物实验的结果就不是药物和动物两者之间的关系，而是药物与动物还有寄生虫三者之间的关系。这样分析起来就非常困难，我们做实验的时候要排除这种情况，要用没有某种寄生虫或没有某种菌的动物。这就是悉生标准。

这个领域可能普通人关注的不多，但是，跟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举个例子，普通的鸡下的蛋会存在不少病毒，这也是我们不提倡吃生鸡蛋的原因。而无菌动物SP5鸡生的蛋，就没有其他的病毒。用无菌鸡蛋进行研究，我们就可以生产出更好的疫苗。所以说，无菌动物看起来离生活很远，但其实是非常有用的基础科学。

说实话，现在实验动物过得比人还好，它们都生活在空调房里，空气都是过滤的，人进去的话需要换衣服，戴帽子，隔离细菌。为了工作我时常不回家，往往都是累到不行，在办公室就睡着了。

其实我不喜欢接受采访，对于我们科研人员来说，这些都是浮在表面上的工作。对于我自己的性格而言也是不愿意参政的。凭良心讲，真正有学问的人，不是在表面飘着的。一个科学家，要是到处剪彩开会，怎么能安心做学问呢？以前也有人找过我，希望我能参加。我说这些不适合我，我去了什么都不会。所以我能当顾问，因为我还是有些学问的。我现在开始研发无菌虫草，由于培育不易，无菌虫草很难实现量产，目前没有投资。

我只有一个女儿，她学工科的，在澳大利亚定居。我在大陆有我的事业，我的梦想，所以我没想过要跟女儿出国，我也不想增加孩子的负担。我死后会把遗体都捐献出去做研究，孩子年轻时不同意，认为那是任人宰割，现在孩子同意了，前段时间我将遗体捐献手续都办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