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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遇”容闳

2016-09-16李淑英

文存阅刊 2016年4期
关键词:容闳幼童偶遇

李淑英

“偶遇”容闳

李淑英

初夏的珠海,既宁静、舒适、悠闲,又到处洋溢着南国特有的激情与活力。我一个人从遥远的北国来到这海滨城市,辗转到南坪村,时已过午。街边寻一快餐店,叫一份简单的快餐,找个二楼靠窗的位置,边歇一歇疲惫的身体边慢慢地吃着。

瞥一眼窗下,是一个小广场,红男绿女们匆匆穿梭而过,几个老人和孩子闲散地玩着,一个人的孤单和寂寞,使我对这些没有兴趣。就在我将要收目光于餐盘时,广场中间的一个人物雕塑闪进了我的眼里。

这儿怎么有个人物雕塑?他是谁?和这个广场这个地方有什么关系了?职业的敏感一下子让我多了几个问号。

三五下把那份快餐送进肚里,出了快餐店,我径直奔向那雕像。“容闳先生!”待我转到这雕像的正面,看到基座上这名字的时候,先是惊讶。再往下看:“容闳(1828—1912),字达盟,号纯甫,珠海南坪人,中国近代著名爱国教育家,‘中国留学生之父’,甄贤学校倡办者。”果真是我知道而又不熟知的容闳!原来,这儿是容闳的故乡!我竟然在这里“偶遇”了容闳。我有些为自己的寡闻而羞愧,也为能在这里偶遇先贤有些小激动。

细看这座铜雕像,连基座约两米多高,容闳先生端坐在一把椅子上,上身笔直,两手微微攥拳,放在双腿上,两眼目视远方,似乎思索着什么,安静而祥和。环视广场,正对着雕像,右侧一栋楼上有“容闳广场”几个字,左侧是一面很大的“南坪记略”记事碑,于2015年1月1日由南坪社区居民委员会所立。雕像的正前方是一个很高大的牌坊,牌坊匾额处刻有“南坪”两个字。两侧柱子上有两副对联。其中外侧一副是:“容拿世冠国威震九宵健儿团结新猷创,闳献功彪民风扬四海后代和谐伟业成”。细揣摩,这左右联的首字嵌入了“容闳”的名字,创作者真是匠心独运了。

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放弃和百年前的伟人“相遇”的机会了。于是,我决定就在这附近找个地方住下,期待更多地走近容闳先生。

转过广场,是一个人来人往、车马喧嚣、商铺密布的胡同。在一家南坪宾馆放下行囊,打开电脑,先是百度,速补一下关于容闳的知识。原来,容闳除了组织清国幼童到美国留学,他还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位在美国完成学业的留学生,他还积极参加清末的“西学东渐”尝试,他是师夷自强的“洋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更是“戊戌变法”和孙中山推翻满清革命的积极支持者。

据史料记载,容闳的故乡南屏村,原名“沙尾”,始建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二年(1152),清嘉庆八年(1803)改名为“南屏”,以示南方屏障的意思。容闳在这里长到十几岁,留学归国后又回到家乡活动,这里定会有他留下过的足迹和故事。稍事休息,我便迫不急待地出门找寻这些。

先从寻找容闳故居开始,打听几位长者,他们或曰“不知”或说着我听不懂的粤语。百度上说,容闳故居位于“南屏村西大街三巷一号”,于是我改问西大街在哪里?有一长者用手指点着告诉我:“我站的宾馆门口就是东大街,再往前走就是西大街。”这是大街?弯弯曲曲的,勉强能并行两辆小车,充其量也就算个胡同了!我虽心生困惑,但并未怀疑长者。顺着他指的方向,边走边看:胡同一点点向前延伸着,两侧的现代建筑和清代岭南的老建筑相互交杂着,间或是高高低低的各式商铺。一面面湿漉漉的老砖墙上,铺生着墨绿的苔鲜,高高低低的房顶黛瓦间隙中,稀稀落落地生长着蕨类植物和矮小的灌木。这老墙老房子老街道,到处蕴含着久远年代的气息。

越往前走,胡同越窄,到西大街三巷,只能两人并行了。

一个南北向的小胡同,一面渍迹斑驳的老墙,一块不大的标识牌,一扇紧锁着的小门,容闳故居到了。站在这窄窄的胡同里,我琢磨着,难道容闳故居只有这些了吗?细观察,老墙旁边有凹处,似乎有人攀上的痕迹。于是,我也做了一次“墙上君子”,上得墙来,原来,故居隐藏这墙里。据资料记载,容闳故居大门向东,泥地夯土墙,建于清代中期。据容闳的曾孙容梓灿回忆,故居原由两前廊、天井、大厅、东西边两长屋、后斗(厨房)七个部分组成,东西宽约十米,南北长约二十米,面积约二百平方米。

眼前这故居已经有一百多年了,虽有些破旧,但一眼水井、几棵老树、门框上半副对联、一张老式木桌、一架上二楼的木梯……大部分还原样保存着。大概是当地政府要对这故居进行修缮,在一间屋子的展板上有一张规划图。

故居里静静的,能听到我一个人踩到落叶的声音,我小心地“参观”着,在心里默默地请求容闳原谅我的冒失和无礼,因为我实在不想错过和他“相遇”的机会。

史料记载,容闳后来回到家乡,给老屋所在的巷子起名辅仁巷,意为这是“培养仁德”之地。后来,政府统一规划,把这个有点文化韵味的名字改为西大街三巷。本来,破损的老屋需要修葺,但容闳却把手里有限的一点钱拿出来,修建了留美预备学校——甄贤社学。1905年,容闳遭到清廷通缉,被迫逃离祖国。他走后,祖屋易手他人,渐渐凋蔽。

中国第一个完成学业的海外留学生

珠海市南屏村容闳广场中央的容闳铜像

1828年11月17日,容闳出生在当时属广东香山县的南屏村。父亲是个普通的渔民,因常去澳门打工,有些见识,懂得读书的重要。可家境贫穷,没钱把孩子都送进私塾。看到澳门的洋学堂管吃管住不要钱,父亲便把儿子容闳带到澳门,送到洋学堂读书,也希望儿子将来“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糊口。

1839年,少年容闳离开那个小巷,走进了和故乡南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其时,澳门为葡萄牙所占已有数百年,与澳门邻近的香山县,也成为中国最早受到西方传教士文化影响的地区之一,百姓耳濡目染,对西夷和西方教育基本已经接受了,并且可能还看到了西方教育的好处。容闳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进入洋学堂,开始了他非同寻常的求学之路。

站在南坪村街口高大的牌坊下,对面就是有名的珠海大道,过大道不远就是一座不算太高的小山,翻过小山,再跨过一水,便是澳门。

容闳入读的是英国传教士古特拉富夫人在澳门开办的教会小学。他后来回忆说,本来自己的兄长读的是私塾,唯独把他送到了西学,想必父母看到通商之后洋务慢慢变得重要了,父母希望他学会英语,能和洋人打交道,能出人头地。

1843年,容闳就读的澳门学校迁到香港,并更名为香港马礼逊教会学堂,容闳也随学校到了香港。在这里,容闳学习国文、算术、地理和英文,接受了和他的同龄中国孩子不同的教育。1847年,马礼逊教会学堂校长美国传教士缪尔·布朗牧师因病归国。回国时,善良的布朗将其最得意的三名学生带回了美国,容闳便是其中之一。

到美国后,容闳和另两位同学一起进入马萨诸塞州大学预科学校——孟松中学,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和英国文学。1850年,容闳考上了耶鲁大学。此时的耶鲁大学,已经是世界著名私立大学,当时学校有五百名学生,他是唯一的一名华人。

在耶鲁大学,学习生活很充实,但高昂的学费也让容闳一直都在与贫困作斗争。

苦难对于有远大志向的人来说并不算什么。所以,对生活的艰苦容闳并不惧怕,读书之余,容闳就去打工,帮人洗衣服,拉煤球,到图书馆干活;美国学生自己合伙起火做饭,他就主动当服务员买菜做饭,洒扫拂拭、劈柴生火都“甚乐为之”。借助半工半读,他完成了四年的学业。虽然受到很多苦,但荣闳得到了磨炼!

1854年夏,容闳获得耶鲁大学文学士学位,成为第一个受过完整的美国教育并取得学位的中国人,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个完成学业的海外留学生。

有的人生下来就是有使命感的,容闳应该就是这样的人。在耶鲁学习期间,容闳一直思索自己的人生志向和理想,一直关注着祖国的前途。他说:“整个大学阶段,中国的可悲境况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令人感到心情沉重。在大学最后一年,我心里已经计划好了将来所要做的事情。”容闳晚年时回忆说:“我决定使中国的下一辈人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如此,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我尽一切智慧和精力奔向这个目标。”

一个人的理想和目标,是人生坚定的指示牌,尽管指向的地方遥远艰难、道路崎岖,但坚持下去,总会有所成。容闳从小受西式教育,在美国生活了七年,并已经成为美国公民,他的兴趣、情感和爱好,也都美国化,中国对他来说反倒像是“异乡”。但他的志向和目标是回国服务,纵使前路有千难万险,即使回国可能会遇到各种困难,他的报国之心告诉他,一定要回到祖国去。

毕业不久,他便踏上了回国的轮船,经过五个多月的航程,于1855年4月到达香港。在这漫长的旅程中,容闳对自己接下来的人生道路反复思考:志在“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他想让国内的孩子们也能接受同他一样的教育,让他日后名垂青史的“幼童留美计划”,此时已在心里扎了根。

结识“干王”洪仁玕,献计太平天国

在香港,荣闳遇到困扰他的现实问题,他首先要谋生,要生存,可即便谋生也不容易。

他先是给一个美国驻香港的官员当秘书,美国官员高高在上,不待见他,他愤而离职;又希望得律师一职,受到香港本地律师的联合排挤;又入海关充职员,不久又不干了。三个职业,做了不到一年。容闳是心存大志之人,有大志之人思考问题定能从大处着眼。他反思自责:“长此见异思迁,事业或如幻影。”于是改做茶叶生意,想先挣些钱,再考虑发展。不料又遭遇土匪打劫,受到惊吓,得了重病,治了两个月才好。养病期间,他反省自己,不禁幡然悔悟:“我志在维新中国,自宜大处落墨。要是让土匪给宰了,岂不轻如鸿毛。整天为赚几个茶叶钱奔走于途,我的大事业岂非如水中捞月。”

成大事者,争百年,不争一息。1856年8月,容闳果断离开香港,来到当时风气较为开化的通商口岸上海。当时的上海,因开埠早,已成为全国对外贸易中心。得风气之先的“香山买办”,很受上海商人的欢迎。而且,容闳在马礼逊学校的同学唐廷植、唐廷枢兄弟极力推荐他做买办。可他觉得买办固然是一个赚钱的好差事,但终归是奴仆,自己作为美国第一流学府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他不愿意损害母校的名誉而未就职。最终,他在海关谋到了一份差事,他也想藉此结识地方大员,实施自己“致中国于文明富强之境”的计划。

可是在海关工作了几个月后,他发现海关积弊很多,贪污受贿横行。他果断辞掉了友人们认为不应该丢掉的“光辉事业”。友人因此骂他“蠢货”,可容闳解释说:“假如我打算洁身自好,使个人品格不受玷污的话,我就不可能长期在这里工作。”

1860年11月19日,容闳在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见到了老朋友干王洪仁玕。洪仁玕是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族弟。金田起义后,洪仁玕逃到香港避难,两人在香港相识并成为知己。容闳为洪仁玕灌输了许多欧美的先进文化和治国思想,后来,洪仁玕在天京拟定的《资政新篇》,其中很多都有容闳对中国近代化的思考。

这样有思想有作为的老朋友来了,洪仁玕十分希望容闳能留在天京共谋千秋大业。容闳在天京停留了一段时间,感知和思考着这个有些特别的政权,看到了太平天国的种种陋习以及不良的政治制度,他觉得太平天国这种农民式的革命,既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也不能把中国引向一个光明的未来。

因为和洪仁玕的友人关系,他为干王提出了“建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等七条振兴太平天国、改造中国的方案,但他“未敢信其必成”,于是辞谢干王的挽留而去。容闳是欣然前往的,可是却怅然归去,他觉得这不是他心中的理想之地。

投身曾国藩,促成幼童留学美国

报国无门,容闳陷入苦闷中,机会也就在这时来了。1863年春,他的好友张斯桂、李善兰几次给他来信,要他去安庆,说曾国藩邀请他去做事。信中介绍了曾国藩想办近代工厂的想法,并说他的另两个好友、专门研究机器的华蘅芳、徐寿也在曾国藩幕。曾国藩礼贤下士的“三请”之举,使容闳大为感动,觉得实现自己生平抱负的机会可能来了,“幼童留美计划”也许在曾国藩这里可以实现!于是在9月的一天到达安庆见曾国藩。

曾国藩与容闳多次详谈,把去美国考察洋人工厂、为筹建江南制造局采购洋人机器之事交给他。容闳欣然接受派遣赴美,经过一番努力,办好了采购机器之事,回国后官授五品。此时,已是1865年春,距他留学回国过了十一年。

容闳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他想把内心里一直藏着的“幼童留美计划”上达朝廷,可他官微言轻,根本没有奏事权。他想办法与江苏巡抚丁日昌交上朋友,请他把一道奏请幼童留美的条陈,呈上朝廷。丁日昌一边将容闳的幼童留美建议向曾国藩作了汇报,一边把折子转呈朝廷中比较开明的大学士文祥。没想到,恰逢文祥“丁忧”,复职后不久又死了。好在,曾国藩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告诉容闳要等机会。这样一晃又是六年。

1869年,清政府与美国签订了一个《蒲安臣条约》。条约第七款规定:“两国人民均可入对方官学,并受优惠待遇;双方得在对方设立学堂。”曾国藩觉得机会来了,很快便将派遣学生留美之事奏上朝廷。慈禧皇太后也不知受了什么影响,很快批复:“依议钦此!”容闳“喜而不寐,整夜睁着眼,好像夜鹰”。

于是,曾国藩成立幼童留美招生和管理“委员会”,容闳任副委员,具体负责招生和在美国留学生的管理工作。

朝廷的审批有了,管理部门也成立了,但对幼童的遴选工作却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可这东风却迟迟不来。那时候,中国民智未开,听说要把孩子送到外夷去学什么西洋的东西,许多家长都摇脑袋。

想想也是,十二三岁的孩子,跨洋过海,不远万里,去那蛮夷之邦,一去十五年,还要给政府签下生死文书。除了少数了解西洋事务的商人、买办,谁愿意让孩子走这条路。

不但如此,还谣言四起,说什么幼童到了夷邦,要扒掉人皮,披上狗皮,到处展览,为洋人赚钱;还说什么夷人好蒸煮男女幼童吃,吃的时候,还要把皮剥下来,用来制造洋药……弄得家长人心惶惶。

1872年8月11日,在陈兰彬、容闳率领下,中国第一批幼童留学生三十人从上海启程。

可开弓没有回头箭,荣闳也是不达目的绝不回头的人。按照幼童留洋章程的规定,一百二十名幼童分四年派完,每年派三十名,可大半年的时间,第一批幼童还未招够,而且招来的大多是容闳老家的子弟。容闳又到香港教会学校招生,他费尽口舌,又招来了六名幼童,其中就有十二岁的詹天佑。

经过容闳等人的多番努力,1872年夏,第一批留美幼童三十人渡洋赴美,中国留学史大幕开启。此后,又陆续有三批幼童出国,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道路顺利打通。这为中国人走向世界,了解世界打开了一个大的窗口。曾国藩在给朝廷奏折上说:“挑选聪颖幼童出洋肄业,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容闳在他的回忆录《西学东渐记》里总结说,“幼童留洋将于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

这批留美幼童虽然后来提前回国,但他们已经学习了现代化知识,随着中国向近代社会的转型,这些留美幼童如詹天佑、容星桥、梁敦彦、蔡绍基等,在中国邮电、铁路、矿业、教育、外交等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

耶鲁大学鉴于容闳在中美教育、文化交流中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于1876年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

开创伟大事业的是英才,完成伟大事业的是伟人。每一项开创性的事业,都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在留美幼童的组织过程中,容闳深切地感到招生的不易。这是一项前无古人可师法的事业,容闳知道,要把这件事推进下去,需要由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为了储备更多的留美幼童,容闳在南屏老家倡议建立留美预备学校。1871年,他召集乡贤,并把准备修老屋的五百两白银捐出来,建立“甄贤社学”,旨在甄拔贤能,哺育人才。1906年,“甄贤社学”更名为“甄贤学校”,容闳为名誉校长。

巧的是,我住的宾馆对面就是甄贤学校,这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近这所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学校。出容闳故居,顺着西大街进入东大街,走不到三百步就到了校门口。学校位于大街的南侧,大门朝北,门眉处题有“甄贤学校”校名。

我几次在学校的围墙和大门外徘徊,希望能走进去,寻找容闳的足迹,感受它的书香之气。但那高高的大墙挡了我的视线,厚厚的大铁门阻住了我的脚步,甚至因为总有车辆挡在门前,我想为大门拍个完整的照片也未能如愿。

我曾凑近那门缝往里观瞧,但也只看到操场的一角和几栋老房子,以及大门右侧一所教室门前牌匾上的“容闳”二字。有资料说,那是容闳纪念馆。

若不是有些资料介绍,很难想象,这所由容闳所创建,隐藏在闹市中的青砖瓦舍、古风犹存的学堂,培养出了香港英华书院副院长容启贤、中国第一次参加世界足球联赛领队容启兆、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等在中国各界有影响的人物。

支持维新变法,踏上革命之路

留学幼童因故提前回国,留学计划受挫,在美国管理留学生事务的容闳也由此意识到仅靠洋务尚不足以救中国,深感“中国根本上之变革”还在于政治。

甲午战后,容闳再一次回到祖国。根据西洋各国的经验和他的思考,先后向清政府提出建立国家银行、招外商入股建设铁路的现代化方案,但腐败的清廷无人重视这些。

此时,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在掀起变法图强的运动,容闳迅速投入到维新变法活动之中,他的方案和思想为维新派人士所欣赏,容闳寓所,“一时几变为维新领袖之会议场”,梁启超更盛赞其为“非常才人也,可以为胜、广”,他的才能可以做领袖。

戊戌变法失败,尽管他也在被追捕之列,但容闳还是设法营救康梁。在上海,他又与唐才常、汪康年等人组建中国国会,并任会长。唐才常以中国国会名义策划自立军起义,事败被捕,容闳被列为要犯,不得不出逃。也是在这次出逃途中,容闳结识了孙中山,两人“言谈甚密”。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迅速影响到了容闳,到美国后,他力促康有为和孙中山联合,但没有成功,此后,转而全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关于容闳支持和投身反清革命,还有一段他与“大总统”擦肩而过的故事。著名历史学者雷颐在《容闳:唯一全程参与近代史的中国人》中介绍:1901年9月,一些革命党人在香港开始策划夺取广州的起义,决定事成后推举容闳为政府大总统,但容闳认为应当推举孙中山为大总统。

此时的容闳已近耄耋之年,知道自己生命时短,颇望新中国早日来临。虽身居国外,但全力为革命党筹措款项,购置枪炮,训练武装,支援革命。

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卧病在床的容闳异常兴奋,迅即连续写三封信给革命党人谢缵泰,热烈欢呼推翻帝制的伟大胜利,同时提醒革命党人:要警惕“大阴谋家”袁世凯篡夺政权;要精诚团结,防止内部争执、以免陷入“内战的深渊”;并告诫革命党人,如果自身不团结、打内战,“肯定会导致外国干涉,这就意味着瓜分这个美好的国家。”他在信中热烈祝贺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表示病愈后要回国,并希望为这个新国家的诞生尽一份力。

孙中山也非常关注容闳,在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的第二天便亲笔写信给容闳,诚邀他归国担任要职。但遗憾的是,命运没给容闳再次回国、施展抱负的机会。4月上旬,容闳病情更加严重,弥留之际,他特别叮嘱长子容觐彤要回国工作,以偿他为新国家服务的夙愿。1911年4月21日上午,八十四岁的容闳逝世于美国康州哈特福德城沙京街寓所。

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

毫无疑问,容闳是一个爱国者。容闳,从学成归国,再到向太平天国提政治建议,筹办江南制造局,组织幼童出洋留学,参加维新变法,支持孙中山革命,无不是为了“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直到他的大脑停止思考前,还派自己的儿子归国为新中国效力。美国牧师特韦契耳这样评论容闳:“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的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梁启超也曾称其“舍忧国外,无他思想,无他事业也”。

走在容闳走了无数次的那条小巷,我一直在努力追寻容闳的奋斗足迹;站在南屏街口那高高的牌坊下,我也一直在思考容闳给他的家乡,给他后来的中国所带来的影响。这位“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人,他对中国的留学事业“闳献功彪”,他让家乡“民风扬四海”……其实又何止这些呢?纵观中国近代史,容闳一生的作为对日后中国社会变化的影响之深远,是“近代中国少有人能与之比肩的。”他对于中国的贡献“远不止于教育领域。他的一生,像镜子一样映照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他与时俱进,为追寻中国现代化之路而上下求索一生。有人说,他是中国的哥伦布,他不但“发现”了美洲,使中国人第一次能以既不是傲慢无知也不是自卑恐惧的心态来看“中央帝国”之外的世界;而且,他还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找到了一片“新大陆”,使他们终于有可能在中国文化传统之外看到另一种人类思想的闪光。那个时代,他的思想和行动走在时代前列;今天,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实践也堪称楷模!

我以为,容闳为国家的复兴和富强,不辞艰辛、不计私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才是我们中华民族真正的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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