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小云,薛桂英,杨广学

(1.淮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2.华东师范大学 学前与特教系,上海　200062)



幼儿教师的薪酬制度知觉与职业使命感、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赵小云1,薛桂英1,杨广学2

(1.淮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安徽 淮北235000;2.华东师范大学 学前与特教系,上海200062)

为考察幼儿教师的薪酬制度知觉、职业使命感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从参与国培计划的幼儿教师中整群随机抽取了360名被试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幼儿教师有着较高的教师职业使命感，但对自己任教单位的薪酬制度与生活满意度的评价较低；薪酬制度知觉及其诸因子与职业使命感、生活满意度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职业使命感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薪酬制度知觉的竞争性知觉因子对生活满意度、职业使命感均有显著的正向预测性，回馈性知觉因子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预测性；职业使命感不仅能显著正向预测幼儿教师的生活满意度，且在薪酬制度知觉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薪酬制度知觉; 职业使命感; 生活满意度; 幼儿教师

1　问题提出

近年来，国内各级地方政府为改善幼儿教师群体的发展状况，虽采取了加大投入与培训力度、幼儿教师国培计划等系列政策，但就此的各地调查结果却是：经济发达地区幼儿教师的职业认同度及职业幸福感相对较好[1,2]，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幼儿教师的职业发展状况则欠佳。如：较低的专业化水平与工作满意度[3]，较高的工作压力、专业成长面临困境[4]，较低的职业幸福感[5]，幼儿教师的流动/流失率较高[6]等等。而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根源是幼儿教师的薪酬待遇与社经地位，这说明了薪酬待遇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7]，是制约幼儿教师职业认同、职业幸福感、职业承诺等的一个重要的前因变量。薪酬制度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被激励对象的自我感知来体现的，因个人背景、知识结构和价值观的不同，其对薪酬制度的感知会被解释成一种具有个体差异的知觉[8](薪酬制度知觉)，它是评估薪酬制度效果的重要参考变量。因此，如何发挥薪酬体系作为企业组织获得竞争优势的利器作用[9]，应是幼教机构管理者的核心工作之一。

此外，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在破解幼儿教师的身份地位、薪酬待遇问题上依然成效不大这样的现实下，依然有较高比例的幼儿教师有着较高的职业认同与工作满意度。原因何在？组织行为学领域中对职业使命感(career calling)的探讨或许是最好的回答。目前，国内外学者一致认同教师的培养除关注外在学历和教学技能的同时，更需要关注教师内在专业精神的成长[10]，而教师专业精神的最核心层次即为教师职业使命感。职业使命感概念最早源于宗教上的定义，即当人们认为自己是被神召唤而愿意奉献一切从事神职工作时，就称为一种使命感。但随着时代的演进，使命感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宗教的意涵。当今，国外学者对于职业使命感有以下几点共识[11]：可能源于社会的需求，也可能源于内心的真实自我；包含强烈的目标感和意义感，与人生目标、人生意义紧密联系；具有利他或亲社会性倾向。而今，该领域的主要关注点是职业使命感在个体成长与发展中的作用。有研究显示：职业使命感可提升个体的工作/生活满意度、幸福感，可强化个体的组织公民行为[12]，维护个体的心理健康，促进个体的职业生涯发展[13]。由此可窥知，职业使命感在个体职业生涯发展中的重要性及较高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应用价值。

基于此，研究提出如下假设：组织内的薪酬制度的设计与建设会受到幼儿教师的评估，评估的好坏会影响到其职业使命感与生活满意度；幼儿教师的职业使命感会影响到其生活满意度；若前面2个假设成立，那么职业使命感在薪酬制度知觉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还可能扮演了“中介者”的角色。为验证上述假设，笔者拟以幼儿教师为研究对象，在总体考察幼儿教师的薪酬制度知觉、职业使命感与生活满意度基本现状的基础上，着重探究薪酬制度的哪些方面会对幼儿教师的职业使命感与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最后验证职业使命感在薪酬制度知觉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作用，以期揭示幼儿教师的薪酬制度知觉对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机制，进而为相关的管理部门就改善幼儿教师的生活满意度提供实践启示。

2　研究方法

2.1被试

采取整群随机抽样的方式，从参与国培计划的安徽省幼儿教师群体中选取被试。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向被试强调匿名性、保密性以及数据仅限于学术研究等说明进行了程序控制。共发放问卷400份，问卷收回后对问卷质量进行检查，经筛选、剔除无效问卷后剩余有效问卷360份，回收有效率为90%。其中，被试年龄在20～30岁间的有152人，31～40岁间的有140人，41～50岁之间的有68人；来自乡镇幼儿园的有178人，来自城市幼儿园的有182人；具有本科学历的有140人，专科及以下学历的有216人(学历缺失4人)。

2.2研究工具

2.2.1职业使命感量表

量表由Dobrow和Tosti-Kharas编制，是由12个题项构成的单维量表[14]。该量表的题目可根据不同的职业变换不同的关键词。国内有研究者曾使用过该量表，信效度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11]。根据研究所需，笔者对个别题项在不违背原意的前提下进行了修改。量表采用1(完全不符合)～ 5(完全符合) 5级计分，得分越高，表示职业使命感水平越高。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12个项目构成的单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数良好(χ2/df=5.845，GFI=0.89，TLI=0.88，CFI=0.91，IFI=0.91，NFI=0.89，RMSEA=0.07)。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92，结果良好。

2.2.2薪酬制度知觉量表

量表由张峯铭修订[15]，包括激励性知觉(即单位的薪酬发放方式是否依据个人或团队之绩效或贡献，给予不同程度的薪资、奖金及调薪)、竞争性知觉(即单位薪酬水准相对于其他单位而言是否具有竞争力)与回馈性知觉(即单位管理者与员工之间是否具有良好的沟通及回馈渠道，员工能否参与制定及与管理者沟通薪酬计划)3个维度，共11个题项构成。量表采用1(完全不满意)～ 5(完全满意)5级计分。本研究中量表各维度的Cronbach’α系数介于0.61～0.82之间，整个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88，结果良好。

2.2.3生活满意度量表

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受气候因素影响，前期的生育进程比较缓慢，返青期、分蘖期较历年较晚，采用侧深施肥能够将肥料施在秧苗的侧位土壤中，可使水稻根际氮素浓度较常规施肥提高，可以有效解决因低温造成的水稻生育初期营养缺乏问题；同时与土壤接触少，肥料浓度高，微生物获取少，脱氮就少，水稻吸收利用率高、吸收快、减少肥料的流失。所以水稻返青快，分蘖快、分蘖早，比常规施肥提前 3-4 天；中化（21∶15∶16）表现良好，其生育后期抽穗快、成熟早。

量表由Diener编制[16]，该量表主要测量个体的主观生活满意度，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且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7]。该量表由5 个题项构成，采用1(完全不满意)～ 5(完全满意)5级计分，得分越高，表示生活满意度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85。

2.3数据处理

所有数据资料采用SPSS16.0 和AMOS17.0 进行处理。

3　结果与分析

3.1各变量的描述统计

表1　变量的描述统计Tab.1　The variable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由表1可见，幼儿教师在职业使命感上的得分较高，在薪酬制度知觉与生活满意度上的得分较一般。若以均分大于 4为高水平组，小于 3为低水平组，对数据做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在薪酬制度知觉上，有14.4%的幼儿教师评价较为积极，有37.8%的幼儿教师评价较为消极；在生活满意度上，有27.2%的幼儿教师自感生活满意度较高，有35.0%的幼儿教师则自感生活满意度不高；在职业使命感上，有70%的幼儿教师具有较高的职业使命感，仅有5%的幼儿教师的职业使命感较低。另外，具体到薪酬制度知觉的3维度上，有67.8%的幼儿教师自感所在单位的薪酬待遇相较于其他单位竞争力不强，有32.2%的幼儿教师自感所在单位的薪酬发放方式的激励性不足，有28.3%的幼儿教师自感单位的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缺乏良好的沟通及回馈渠道，员工未能共同参与制定及与管理者充分沟通薪酬计划。这说明所调查的幼儿教师有着较高的教师职业使命感，但对自己任教单位的薪酬制度与生活满意度的评价较低。

3.2薪酬制度知觉、生活满意度与职业使命感的相关分析

表2　薪酬制度知觉、生活满意度与职业使命感的相关系数Tab.2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perception of salary system' life satisfaction' and career calling

注：**P<0.01，***P<0.001，下同。

由表2可知，薪酬制度知觉及其诸因子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P<0.01)，相关系数r在0.40～0.45之间；与职业使命感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P<0.01)，相关系数r在0.25～0.35之间；职业使命感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r为0.46。

以薪酬制度知觉的3个因子为自变量，生活满意度与职业使命感为因变量，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建立回归模型。由表3可知，薪酬制度知觉的竞争性知觉、回馈性知觉因子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仅有竞争性知觉因子对幼儿教师职业使命感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表3　薪酬制度知觉对生活满意度与职业使命感的预测作用Tab.3　Predictive effects of perception of salary system on life satisfaction and career calling

3.4职业使命感在薪酬制度知觉与生活满意度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根据薪酬制度知觉对生活满意度与职业使命感的回归分析结果，研究拟利用 AMOS17.0软件来分析职业使命感在竞争性知觉与生活满意度之间是否存在中介效应。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的程序[18]，先检验竞争性知觉(潜变量)对生活满意度(潜变量)的直接效应，然后检验加入中介变量职业使命感(潜变量)后模型的拟合情况及路径系数的显著程度。

首先，考察竞争性知觉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显示，竞争性知觉对生活满意度的直接作用路径系数显著(β=0.56，P<0.001)，结构方程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良好(χ2(18)=50.402，χ2/df=2.800，RMSEA=0.07，CFI=0.97，NFI=0.96，IFI=0.97，TLI=0.96)。然后，加入中介变量职业使命感(见图1)，结果显示，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均比较理想(χ2(160)=581.647，χ2/df=3.635，RMSEA=0.08，CFI=0.90，NFI=0.86，IFI=0.90，TLI=0.88)。其中，竞争性知觉与职业使命感(β=0.38,P<0.01)，职业使命感与生活满意度(β=0.34，P<0.01)之间的路径系数均显著，但加入中介变量后，薪酬竞争性知觉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路径系数β由原来的0.56降低为0.42(P<0.01)。根据温忠麟等人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18]，职业使命感在竞争性知觉对幼儿教师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中，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0.38×0.34 / 0.56=23.1%。

图1　职业使命感在竞争性知觉与生活满意度间的中介作用Fig.1　The mediating role of career calling between perception of competitiveness and life satisfaction

4　讨论

4.1各变量的现状分析

所调查的幼儿教师群体中有70%的幼儿教师具有较高的职业使命感，仅有5%的幼儿教师的职业使命感较低。与此结论相似的是，近年来诸多探讨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的研究也均发现，当代幼儿教师的职业认同水平较高[19,20]；另外，张建人等[7]针对幼儿教师工作价值观的调查也发现，幼儿教师最为重视的价值观就是职业的利他奉献性。上述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近年来政府对学前教育的重视使得幼儿教师对学前教育的发展充满了憧憬和信心，所实施的幼儿国培计划对幼儿师资队伍的建设也有着积极的效果。

幼儿教师对自己任教单位薪酬制度的评价较低，这其中有67.8%的幼儿教师自感单位的薪酬待遇对外相较于其他单位竞争力不强，有32.2%的幼儿教师自感单位薪酬发放方式的激励性不足，有28.3%的幼儿教师自感单位的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缺乏良好的沟通及回馈渠道。总体来看，当前我国幼儿园在薪酬制度的设计与建设上还有待改进。

幼儿教师的生活满意度水平一般，仅有27.2%的幼儿教师自感生活满意度较高，有35.0%的幼儿教师则自感生活满意度不高。胡芳芳等[21]针对芜湖市幼儿教师的调查也表明，超过半数(52.2%)的幼儿教师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对此状况，若政府及相关幼教机构继续放任，会削弱幼儿教师的工作热情，流动/流失率也较高，这显然不利于我国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改善幼儿教师的生活满意度已是当前政府及相关幼教机构亟需考虑的工作之一。

4.2薪酬制度知觉对生活满意度与职业使命感的影响

研究发现，薪酬制度知觉及其诸因子与职业使命感，生活满意度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表明幼儿教育机构若在薪酬制度体系的设计与执行上获得幼儿教师的认同，将有助于提升幼儿教师的职业使命感与生活满意度。这一发现与周志新等[22]针对医师的调查研究结果相一致，即薪酬水平/福利薪酬管理的满意度与职业态度、职业技能、职业自律及总体职业精神水平均呈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发现，薪酬制度的竞争性知觉对幼儿教师职业使命感与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换言之，当幼儿教师所在单位的薪酬待遇高于其他单位时，幼儿教师的职业使命感与生活满意度水平就越高，这一结论不仅充分揭示了我国幼儿教师对薪酬待遇的重视，也表达出提高当前幼儿教师薪酬待遇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这是因为幼儿教育机构若加大对幼儿教师薪酬待遇的投入，一方面会使得幼儿教师觉得一旦离开该单位就会损失很多东西，正是由于这种感知的存在，我们可以把幼儿教师的尽职守德看作是“一种经济上的工具”，这也反映出了幼儿教师与单位组织是以交换为基础的契约关系；另一方面，单位薪酬待遇的提高水平，若被幼儿教师感知为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作为回报，他们就会提高对职业的责任心，更加尽职守德，这也符合社会交换理论的观点，即双方通过交换各自特有的资源，从而达到互利的目的[23]。事实上，已有诸多研究证实了提高薪酬的竞争性对提升员工的忠诚度，降低离职率，吸引优秀的人才都有着积极的效果[24,25]。此外，研究还发现，回馈性知觉因子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即当幼儿教师在薪酬待遇上与管理者有较好的沟通及回馈管道，感到互动公平时，幼儿教师的生活满意度水平也会越高。这一结论也提示管理者在薪酬制度的设计与制定上应与员工之间建立积极的沟通与回馈渠道。

4.3职业使命感在薪酬制度知觉与生活满意度间的作用分析

研究发现，职业使命感在薪酬竞争性知觉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这一结论一方面展现了薪酬竞争性知觉与幼儿教师职业使命感间互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另一方面也揭示了薪酬竞争性知觉对幼儿教师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即薪酬竞争性知觉除能够直接影响幼儿教师的生活满意度外，还可间接地通过职业使命感来影响其生活满意度。这一影响机制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这一哲学观点，同时也表明了幼儿教师生活满意度的高低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薪酬的高低仅是其外部因素之一，而作为内部因素的“职业使命感”，其作用不可小视。譬如，本研究就证实，幼儿教师的职业使命对其生活满意度的预测性是明显的。究其原因，这主要是因为有职业使命的员工往往将工作视为生活的一部分，具有一种激情，能发自内心的感受到真实的自我，且认为工作与他/她的兴趣、能力是适配的，能够给他/她带来认同感与意义感，因此有职业使命感的员工在工作和生活上会获得更多的满意度[12]。在国内，有研究者针对幼儿教师的职业幸福感与其择业动因间关系的研究中也发现，具有积极择业动因(如“喜欢这一职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幼儿教师大多数能够经常体验到幸福，而具有消极择业动因(如“谋生”“选择了所以做下去”“不愿意离开这一环境”)的幼儿教师大多数只能偶尔体验到幸福[5]。由此可见，塑造和培育幼儿教师的职业使命感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是一名优秀幼儿教师所应具备的最高层次的专业精神，也是提升我国幼儿教育质量的重要保障。然而，幼儿教师职业使命感的影响因素甚多，不仅涉及到个体的内在道德与观念，还涉及到物质与制度，其中组织内的薪酬制度是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因此，幼儿教师职业使命感的培育，既要加强精神层面的伦理、师德建设，还要注重物质与制度层面的外部环境建设。只有同时处理好内在与外在的影响因素，才能真正提升幼儿教师的职业使命感，进而改善他们的生活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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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of perception of salary system、career calling and life satisfaction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ZHAO Xiaoyun1,XUE Guiying1,YANG Guangxue2

(1.School of Education,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Anhui 235000,China;2.Preschool and Special Education School,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China)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erception of salary system, career calling and life satisfaction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a sample of 360 kindergarten teachers who participated the national training plan were selected to complete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kindergarten teachers who investigated had a high level of career calling, but had a low level of perception of salary system and life satisfaction;there wer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erception of salary system with its factors and career calling, life satisfaction, and there was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areer calling and life satisfaction;the factor of competitiveness had significantly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s on kindergarten teachers’ career calling and life satisfaction, and the factor of feedback had significantly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s on kindergarten teachers’ life satisfaction;kindergarten teachers’ career calling had significantly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s on their life satisfaction, and also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perception of salary system and life satisfaction.

perception of salary system; career calling; life satisfaction; kindergarten teachers

1004—5570(2016)04-0098-06

2016-01-20

安徽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AHSKQ2014D35)

赵小云(1980-),男,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教育心理学,E-mail:zhaoxiaoyun1980@163.com.

G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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