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昭

维赛尔这样告诉这个世界，“我不沉默，所以我还活着”。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对这个世界还是过于乐观了：我不沉默，也许只是意味着我没有死去，有倾听者，或许才能证明我还活着；但，无论是几十年前的西方语境，还是当下的中国语境，这些“见证者”的讲述真的有倾听者吗？在中国某个书桌旁，真的有那些沉重的见证文学的读者吗？

“被忘却成为人存在意义上的最可怕的惩罚。”

（徐贲）我们能用这句话劝导读者们走近“见证文学”吗？我们有义务去铭记那些历尽浩劫的人的苦难吗？我们有责任把那些浩劫记忆变成我们公共记忆的一部分吗？这些设问既是围绕这个专题展开，又是超越本期专题的。这或许又可以引发我们思考另一个问题：大众读者之于阅读有“伦理”责任吗？这个责任的边界在哪里？

在本期专题里，书评界老将凌越先生为我们带来一篇颇有常识普及意义的文章；他通过对《谁，在我呼喊时》一书的精湛解析，不仅为我们厘清了关于“见证文学”的概念，还重点分析了见证文学中几种代表性的写作类型。想主动承担那种记忆责任的读者，肯定能在这篇文章中收获有关见证文学的“理解线索”和“阅读方向”；专栏作家思郁对“见证文学”的思考更进一步，他辨析了“见证文学”有效性的条件，以及“见证文学”所存在的内在的深刻悖论。这样的悖论不仅内置于“见证文学”的体裁属性中，更为根本的疑问是：活着的人如何替死去的人见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