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华

甘肃省康乐县农村一家6口服毒身亡事件令人震惊。社会关注的焦点是，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案中那位年轻母亲杨改兰逼迫自己4个幼年子女服毒然后自己也自杀了。严格说来，这起案件中只有杨改兰及其丈夫属于自杀身亡。在农村调查中，我们曾长期关注农民自杀问题，如此极端的案例，在全国亦属罕见。

公众关注此案，除了出于同情，还包含对这一人间惨剧发生原因的深思。舆论一度将惨剧归结为贫困，认为是极端贫困和被取消低保资格，使那位28岁的妇女不能承受生活之沉重而做出如此选择。随着更多细节披露，事发家庭内部关系不和谐一面也被呈现，很多人开始认为家庭生活矛盾才是惨剧的导火索。

自杀是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的现象。单个自杀行为并不构成社会问题的表征，唯有当自杀率发生突然波动时，才反映这个社会的秩序可能出了问题。一些研究表明，过去十多年中国农村人群的自杀率持续下降，尤其是农村妇女的自杀率下降显著。其中最直接的原因是农村妇女家庭地位上升，尤其是年轻农村妇女。尽管如此，各地农村依然会有妇女自杀，甚至发生本案中的极端惨烈行为。原因是单个自杀行为通常由很多偶然离奇因素引发，比如农村经常发生农民“一气之下喝药上吊”的事。家庭生活中的磕磕碰碰，甚至一句争吵、一句气话，都有可能引发自杀行为。

回到甘肃农村的这个案件中，人已离去，很难再探究杨改兰的真正动机。但根据公开报道可以获知的是，这个家庭并不是太幸福，杨改兰的丈夫是入赘到杨家，同杨家人的关系不好，夫妻也处于分居状态。我们在全国的调查发现，家庭生活不幸福或家庭矛盾通常是引发农民自杀的最直接诱因，另外就是一些个人心理方面的原因。尽管当前农村婚姻生活越来越自由，但入赘这种婚姻方式在某些地区还存在被人看不起的现象，如本案发生的西部地区农村，这会引发家庭不和谐。或可以说，这个逼迫子女喝药后自杀并引发丈夫随后自杀的惨案，是其家庭矛盾长期积累后的爆发。

谈论自杀行为时，最难的是还原真实原因。正因不可能，所以才为公众留下想象空间。最常见的看法是将惨案与贫困联系起来。事发家庭由于超生而显得负担沉重，实际上杨改兰夫妻加上其53岁的父亲，一共有3个劳动力。在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下，决定一个家庭经济条件最重要的因素是劳动力多少。中西部一般农村的农业收入相差不大，关键是有多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按照通常的家庭安排方式，杨改兰这种人口结构的家庭通常会有2个劳力务工，或是杨改兰的丈夫及其父亲外出务工，或是杨改兰夫妇外出务工。但实际上，杨家的劳动力安排并没实现最大化。即便如此，杨改兰丈夫的务工收入加上家庭农业收入，也超过了政府划定的低保线标准，如果是因为不符合标准而被取消低保，当地政府并不存在责任。

当然事情或许还有更复杂的一面，比如当地村庄是否存在比杨家条件好而享受低保政策的情况，以及杨家是否因为在村庄中人际关系不好而无法评上低保的问题。这些问题也被公众关注。需要说明的是，纵使是存在低保政策执行不规范的问题，这也不构成惨案发生的充分原因。不存在自杀率为零的社会，也没有能够消除所有偶然意外事件的公共政策。公众在因同情而反思惨剧发生原因的同时，还需对很多的社会偶然性留有想象。▲

（作者是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