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治钊

1962年，邓小平同志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他在《执政党的干部问题》一文中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对干部就是包下来，能上不能下。现在看来，副作用很大，已经成为我们工作中的障碍，唯一的出路就是要能下。1975年，邓小平同志在复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之后，又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1978年，他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要根据工作成绩的大小好坏，有赏有罚，有升有降，而且，这种赏罚、升降必须同物质利益联系起来。”这是我党领导人明确提出干部能上能下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案。就当前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来讲，重温这一“干部能上能下”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什么要提出“能上能下”呢？这还得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说起。自前苏联斯大林时代开始，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皆实行领导职务终身制，尽管没有任何条款规定，然而实际操作中均是这么执行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虽然也曾提出不搞终身制，但事实上领导干部的任职仍然是无限期、不退休。这样不成文的规定，直接导致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领导干部队伍中存在出口不畅等问题，其危害当然不可小视。邓小平同志批评了此危害的严重性，一针见血地指出：“主要弊病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此外，还有干部老化和断层的问题。参加革命比较早的老干部，大多出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到1980年前后就有七八十岁高龄，出现干部队伍严重老化现象，有的还在重要岗位任要职，行走困难且不便，还要人搀扶着，坐几个小时更成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革命战争时期大家年纪都还轻，50年代正值年富力强，不存在退休问题，但是后来没有及时解决，是一个失策。应当承认，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这个问题也无法解决或无法完全解决。”他形象地说：“庙只有那么大，菩萨只能要那么多，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由于出口不畅，堵塞干部上下渠道，年轻干部上不来，总量偏少、比例较低、梯次失衡，后备干部储蓄不足，导致机构臃肿、功能重复、人浮于事、慵懒散漫，养着闲人。长此以往，必然后继无人，出现干部断层现象。这些问题，严重妨碍和贻误了改革开放大局。见此现状，邓小平同志大声疾呼：“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

可见，邓小平同志的“能上能下”的思想，起初是针对领导干部老化问题提出来的。为了彻底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中提出，各级党委要坚持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来个大转变”，“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他还说，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太慢，必须抓住时机，“错过时机，老同志都不在了，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晚了，要比现在难得多，对于我们老同志来说，就是犯了历史大错误”。

在邓小平同志的努力倡导之下，1982年，我国宪法通过了全国人大正副委员长、国家正副主席、国务院正副总理、中央军委正副主席、最高法院正副院长、最高检察院正副检察长等，由终身制向任期制转变，标志着干部“能上能下”制度法治化，成为了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里程碑，从而使干部制度改革迈向良性循环的轨道。然而，改革难免出问题，在新老交替中，年轻干部缺乏领导经验，水平还难以适应岗位需要，很多老同志转不过弯，感觉利益受到损害，不愿意离开领导岗位，造成了新老交替难的问题。

对此问题，1982年7月30日，邓小平同志提出：“设立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但老干部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采取如此过渡交替的办法，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就可以让一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从而为干部的新老交替和培养新人铺平道路。

中央顾问委员会，活动原则是“六要六不要”，主要任务是“以身作则”，“注意传帮带，而不是去发号施令”。设立也是短暂的，是临时机构，“也许经过二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如果两届的话，就要10年”。为啥顾问委员会设立时间要短？就是担心时间久了，顾问委员会皆是老资历的同志，可能会凌驾于中央委员会之上，不仅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而且还可能起到反作用，临时机构绝对不能取代权威机构，邓小平同志的想法是必须尽快取消，不留体制后遗症。在这一点上，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运筹长远。

1982年，为了给全党做出表率，邓小平同志身体力行，毅然退出第一线，担任中顾委主任；1987年，邓小平同志又退出中央委员会，并不再担任中顾委主任；1989年，邓小平再次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完全脱离所有领导岗位；1993年，党的十四大正式取消中顾委这一机构。中顾委存在了11年，圆满地完成了过渡时期新老交替的任务。从1982年起，近千名高级领导干部逐步退到第二线，全国各地近百万名优秀中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完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次规模最大的干部交替工作，使改革开放事业得以蓬勃开展起来。

显而易见，干部能上能下，焕发出活力，归功于邓小平同志从理论到实践上的创新。如果说，当初能上能下，侧重于干部到龄退休，那么，当前重点难点则是调整不胜任者。对于干部退休，早已有了明确规定，现在重要的是严格执行。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在及时调整不胜任干部方面取得突破。1986年以来，各级采取了不少新举措，如实行任期目标责任制、推行干部职务聘任制和试用制、实行领导干部民主评议制度等。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腐力度不断加大，新的政治生态已形成，好的政治环境已产生，大多数领导干部自觉带头践行“三严三实”，在修养、作风、有为、守纪等各个方面，皆营造了良好氛围。然而，总的来看，步子还没完全迈开，尚未常态化、机制化。主要表现在：对少数决策水平低、领导能力差的干部迟迟不作调整；对一些个人主义严重、工作政绩平平、闹不团结的干部，或迁就照顾，或平级调动；而被调整的干部，不能正确对待、寻找理由开脱，甚至找关系说情，最终不了了之。结果造成保守消极思想及行为，或怕担责任、怕惹事端，或宁可不做、不担风险，或干与不干一样、干多干少一样、干好干坏一样，或组织考核没有缺点，或只要不犯错就能熬成婆，形成了按部就班熬级别、无过即功的不良之风。

实现能上能下，确实有一定难度，主要原因：一是官本位思想严重，少数干部党性不纯，不要说下来，就是调整到不重要岗位的也会怨天尤人，甚至向组织讨价还价；二是制度尚不够健全，要使干部下得有据，必须健全考核方法。干部是否称职关键要看实绩，若缺乏岗位要求、考核无量化指标，就难以准确把握；三是个别领导怕得罪人，尤其是主要负责人不敢坚持原则，对不称职干部拖着不敢处理，难度越拖越大，最后以牺牲党的事业为代价。若不调整这些干部，必将挫伤党员队伍的积极性，危害党的事业。长此以往，不仅会使干部产生精神倦怠和职业惰性，也会让想干事、能干事的干部寒了心，必将阻碍改革事业的快速推进和社会治理的健康发展。

解决干部能上能下问题，完善考核是基础，扩大民主是关键。邓小平同志指出：“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198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批转了中央组织部《关于调整不胜任现职领导职务的通知》，探索以干部德才表现为标准推进能上能下，迈出了制度建设的重要一步。

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明确了干部“下”的6种渠道，分别是到龄免职（退休）、任期届满离任、问责处理、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健康原因调整和违纪违法免职。可以说，这是干部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文件。要创造不胜任者能下的良好氛围，制定干部胜任与否的评价标准，建立科学的干部考评程序，拓宽不胜任者“下”的方式和途径。该提拔的要大胆提拔使用，该下的就一定要下，使德才兼备者上，让德才平庸者下，且下得习惯自然。

邓小平同志说：“先从基层做起，要逐渐从制度上，习惯上，风气上，做到能上能下。”逐步实现不仅从制度上做到“能上能下”，而且从心理上、习惯上、风气上，把干部能上能下视为正常现象。为此，每一名党的领导干部，必须破除功利思维，摒弃进荣退辱；要全力支持能上能下政策，吐故纳新，优胜劣汰，新陈代谢，适者生存；要淡泊名利，客观理性，平衡心态，胸怀博大；要各尽所能，公平竞争，优进劣退，有进有出。唯如此，方能创造出良性循环的政治生态。

（作者单位：四川广安邓小平图书馆）

责任编辑：梁齐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