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登山

【“在职一日，必当积极为本校努力一日”】

1950年12月20日下午，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在台湾省议会答复教育行政质询时，突患脑溢血，逝世于议场，享年55岁。时任“教育厅”厅长的陈雪屏曾目睹了这一过程：

20日省参议会开会，一整天都是有关教育行政的询问，下午的会议中开始都由我答复，最后郭参议员国基提出台大招生放宽尺度及“教育部”存放台大的器材处理问题，须由孟真先生答复，他答复完毕为6时10分，走下发言台时我看到他步履不稳，上前扶持，他只说“不好……”便倒在我身上，立即昏迷。当时刘参议员传来（是一位医生）帮同把他扶卧在列席人员所坐的一排椅子上，我的公文包便做为枕头。从此他再未清醒，各种救急的治疗都无效果，延至当晚11时20分逝世。

当时有“郭大炮（郭国基）骂死傅大炮”的说法。对于傅斯年是否确被郭国基在议会上炮轰而气死，陈雪屏有所澄清，他说：“郭参议员平日在议坛上对行政方面询问，往往盛气凌人，不留情面，故有‘大炮之称。而他却非常敬佩孟真先生，视为前辈。当日所询问的两点本来很容易说明，5分钟便足以了事。孟真先生费了30分钟，主要在以教育家的态度，婉为解释大学的入学考试必须保持公平，杜绝情面，因而不便轻易降低标准，意欲使地方民意代表能透彻明了此点，故不惜费辞。无论问者、答者双方词意中均未掺杂火药气味。第二天，一部分台大学生包围省参议会要对郭国基有所行动，我曾赶到现场，和黄朝琴议长将当时实际情况说明，学生才散去。”可见“傅斯年被气死”的传闻证据不足，让人存疑。

回顾1948年12月15日上午，行政院通过任命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为台大校长（傅于次年1月20日正式就职），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正好任职700天。刚接到教育部要他出任台湾大学校长通知时，傅斯年曾以病体未愈，医生嘱咐不能担任行政职务为由，严辞拒绝。在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及多位友人的反复劝说下，经过三天的闭门深思，他作出了一生中的重要抉择，接受任命。据跟随傅斯年从上海飞抵台北松山机场的秘书那廉君回忆：“当时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辞修在飞机场迎接他”，场面隆重；而当天台湾岛上曾发生轻微地震，傅斯年戏称：“我真不愧是一个要人，一到台湾，便有地下礼炮向我致敬。”幽默中不失本色。

傅斯年接掌台大之初，即宣布：“斯年以久病之身，任此繁剧之事，兼以大局不能安定，意外事件又不敢必，故不能向诸位保证可以长久任职，但敢向诸位保证，在职一日，必当积极为本校努力一日。”而在议会中又郑重表示：“本人接掌台大，当尽绵力，以期成为第一流大学。”台湾大学的前身是成立于日据时代（1928年）的台北帝国大学，与傅斯年心目中“第一流大学”的蓝图尚有差距。傅斯年说：“日本人办这个大学的目的，不特不使这个大学负起台湾高等教育的责任来，相反的，他们想尽方法限制这个大学成为台湾人的大学，这自然是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的。”所谓“反其道而行之”，即让台大真正成为台湾人的大学，担负起对高等教育应负的责任。

【收罗优秀师资】

傅斯年认为大学要办得好，首先要解决的是师资问题。这和他当时倾全力进行“抢救大陆学人来台计划”有直接关系。例如他曾邀请气象学专家，浙江大学原校长竺可桢赴台任教。但竺可桢在1949年5月26日的日记中说：“谈及政局，农山与余意相合，以为国民党之失，乃国民党之所自取，在民国廿五、六年，蒋介石为国人众望所归。但十年来刚愎自私、包揽，放纵贪污，卒致身败名裂，不亦可惜乎。余谓唐明皇开元、天宝二个时（期）截然不同，有一杨国忠已足以偾事，何况如杨国忠者尚不止一人乎？”他提到的“农山”是著名动物学家秉志。这不仅是两位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共识，也是当时许多学者的一致看法。

其时，众多大陆学者经过八年抗战，复员后才安居未久，不想再迁徙。也有人到台湾后，对现况并不满意。因此，傅斯年不但未能邀请到一些著名学者到台任教，连一些原在台大任教的著名学者也未能留住。如动物系系主任朱洗教授（1956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于1949年初寒假开始时回上海，未再返校；数学系姜立夫教授与土木系陶葆楷教授（曾任清华大学土木系系主任）于1949年暑假开始时离台赴穗，任教岭南大学；政治系萧公权教授（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则于该年底前往美国；植物系系主任李惠林（1964年“中央研究院”院士）也于第二年暑假后前往美国。傅斯年曾给他的老友——傅夫人俞大綵女士的亲表兄陈寅恪发了聘书，并替他申请台湾入境证，陈寅恪却最终选择留在岭南大学。

尽管如此，傅斯年还是尽力延揽优良的师资。据《台大校刊》记载，1949年2月底到校者，文学院史学系有张贵永、方豪、李济、姚从吾、刘崇鋐、劳干；中文系有董作宾、伍俶、毛子水、孙云遐；外文系有英千里、沈亦珍、张肖松；物理系有周长宁、陈尚义；法学院法律系有梅仲协、曾伯猷、林彬……傅斯年原有明文规定：台大教授不得在外兼课。后因数学系教授和系主任不和，多位教授相继辞职，眼看数学系就要开不成课了，傅斯年便跑到台湾师范学院，找院长刘真先生商量“借将”，于是延揽到了岳长奎、范传坡等几位教授。而台大教授如沈刚伯、台静农、劳干、屈万里等人，也开始到师院兼课。对于不能胜任教学的教授，傅斯年也有淘汰的办法，那就是转聘为图书馆编纂，聘期已满一年者，不再续聘。据统计，两年之间，先后有70余位台大的教授、副教授和讲师，不再续聘。

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曾说：“大学者，非大楼也，大师之谓也。”大师是一校之魂，许多世界级的顶尖大学，全靠一批享誉全球、成就卓著的大师来支撑，傅斯年亦作此想。直至今日，访客们还可看到台湾大学仍保留着多年前的小小校门（现在的小学校门都比它大得多），细细回想，曾有多少大师在此驻足过……

【全力解决最基本的现实问题】

当年的台大，学生宿舍极少，又残留二战轰炸的痕迹，为安顿学生，傅斯年决意广建宿舍。短短一年内，所建宿舍已能容纳1800余人，占当时全校学生之六成。而由台北帝国大学过渡到台湾大学，由于中、日学制不同，傅斯年发觉并没有可供大学一、二年级学生使用的大教室，于是他多方争取预算，修建了15间大教室，11间小教室。当时普通教学仪器及一般图书等亦十分缺乏，傅斯年努力收购当年台大颇为匮乏的中国典籍（因日本人不太重视此类书籍），充实图书馆的藏书。此外，在大陆局势尚未变化前，教育部曾在美国订购一批理化仪器，在此时运到了台湾，拨交给台大、师院、省立工学院、省立农学院等四所院校平分使用。师院校长刘真请理化系主任陈可忠去台大参加分领仪器的会议，陈满腹委屈地回来向校长报告：“傅校长不肯把仪器分给原三所省立院校该分的部分，真不讲理。”傅斯年为了台大的发展，在此不免显现出有几分霸道，因他是省主席的好友，又是交通部部长俞大维的妹夫，他不将仪器分给其它三校，连教育部部长也无可奈何。

此外，贫寒学生生活之救济，也是傅斯年着力解决的一大问题。他曾说：“本校为解决台籍清寒学生生活，过去并在经费中撙节一笔，设立‘台湾省籍清寒学生救济金，工读生的津贴也由本校设法自筹，过去维持三百个名额。”“为了本校的教育建设。亦须首先全力解决这些最基本的现实问题，否则侈谈任何教育理想，都是空的”。

傅斯年在台大校长任内的700天，为台大奠定了长远的制度者有三：一、首倡校务会议。鼓励教授参与校政，此项措施一直沿用至今。二、采取教员聘任审查制度，全面提高师资水平。资格不合者，拒绝任何说辞，这无形中提高了教授的社会地位，使教授成为人人敬重的角色。三、建立绝对公平的入学考试制度，首创“入闱制度”，不论是出题教授或是印题人员皆须进入密不透风的闱场。曾在这“临时监狱”里坐过三个整夜的屈万里教授回忆说：“他对于招收学生之认真，真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介绍学生而不由考试入学的事，固然绝对没有；但就考试说吧，出题时之审慎，和印题时关防之严密，迥非外人所能想象。印题的场所，门窗都糊得撒土不透，室外密布着岗警。有人用‘如临大敌四个字来形容它，却恰到好处。”傅斯年又向学生提出“敦品、力学、爱国、爱人”的勉词，几年后校务会议通过改“力”为“励”，定这八个字为台大校训。

而傅斯年对台湾人尤其是本土台湾人的贡献，更是功莫大焉。他破格任用本省人才，罗致台籍知识分子，采用“以资格处寻常之士，不以资格处非常之材”的原则，用人唯贤。毅然决然将台大医学院暨附设医院交给台籍教授来主持——日据时代即使你有一等头脑，也无法从政，只能学医，因此台籍学医者都是一流人才。本着同工同酬的原则，拉平本地与大陆来台教职员的待遇。重新调高台籍教职员薪资，使他们同工同酬，消除不满的心理。优先保障台籍教师及毕业生出国深造之机会；特设本省清寒学生奖学金，鼓励台籍青年升学。

【“我为台大，已心力俱瘁”】

出身于北大，又曾于抗战胜利后代理过北大校长的傅斯年，无疑把当年蔡元培创立的“北大精神”——“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移植到了台大校园，从而融合成“台大精神”。傅斯年曾引述西方哲学家斯宾诺莎的一句格言，来诠释所谓“台大精神”的内涵，他说：“我们贡献这个大学于宇宙的精神”，并进一步解释：“台湾大学应该以寻求真理为目的，以人类尊严为人格，以扩充知识、利用天然、增厚民生，为工作的目标。”

为达此目标，他可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侄傅乐成回忆说：“他（傅斯年）经常每日在校办公6小时以上，一进办公室，便无一分钟的休息，有时还须参加校外的集会……他那希望台大赶快办好的意念，竟使他坐卧不安。”

秘书那廉君也回忆：

傅校长说笑话，他说他的办公室不啻是一个杂货店。我觉得，要拿一个适当的比方，这个校长室却像是一个唱旧戏的戏台，真是“出将入相”，连续不断；有文有武，热闹非常……唱戏是唱完一本再一本，校长室则是一本未完，早又来了一本以至多本。在这种情形之下，加上傅故校长向来的事无巨细，躬亲而认真的作风……试想他在办公室里能够做多少事？早被那些不可想象的琐事把时间分夺去了，所以傅故校长对台大的计划以及重要章则和公文的起草，都是夜间在家里办的。

屈万里则说：“台大六个学院，都还在整顿时期；加上图书馆，热带医学研究所，附设医院，实验林管理处等庞大的附设机构，经常的事务，已经繁剧不堪了。而两年以来，意外的事故，又层出不穷……尤其杨如萍的窃案（台湾大学保存了一批由大陆运出的教学器材，结果被台大保管股长杨如萍等人盗卖了一部分，后被侦破，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一定反响——笔者注），使他伤透脑筋。他平生最恨贪污，却不料想台大里也有这种贪污事件之发生，他精神上已负了很大的创伤。而且，关于杨案的公文稿，很多是他亲自撰拟的，文稿之长有的达万字以上。‘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患血压过高病多年的孟真先生，怎么能受得住呢？”

这对于有病在身的傅斯年，真如同他屡次对陈诚说的：“我为台大，已心力俱瘁，连我这条老命也要赔进去了。”

傅斯年的清望硕学，世所少有。然因个性峻急又敢言，素有“傅大炮”之称。但这也引起不少非议，连国民党《中央日报》的名记者张力耕，也曾作连篇累牍的长文《够大的台大》，对之挞伐。傅斯年几乎全不理会，说他是一特立独行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儒家学者，实在是当之无愧的。而张力耕后来说：“事后我自己也深深觉得批评得太过分，可是傅校长不但不生气，而且对我产生了特别好感，把我当做他的‘小朋友。以后，每天我去台大采访新闻时，不管他怎样忙，总是把两腿高跷在桌上，衔起大烟斗，同我开谈，常常一谈就是二三小时；从做人到处事从国际大事到《哈姆雷特》影片的上演，他像老师教小学生一样待我，初去我总以为被称为大炮的傅斯年，一定是个倨傲万分的怪人。但经过一个长时间的接触后，我才发现到他是一个最和蔼朴实而平民化的学者。”

傅斯年早在1932年的《独立评论》发表的《教育崩溃的原因》一文中就说到：“校长不做上三年，办不出事业；教书不教上三年，做不成学问”，证诸他七百天的台大校长任期，毕竟时间太短了。他来台是以乱世余生的心情，为台大拼命做事的。

胡适说：“孟真之死，真可痛惜。朋友之中，很少人能比他的天才之高，见事之敏锐，判断之深刻。他能做第一流的学术研究，同时又有过人的组织能力、办事能力，这样合治学治事于一人，最为难得，也最难企及。”诚哉斯言。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