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建辉

中国教师：朱老师，您好！2015年12月，《陶行知在当代——陶行知教育思想探索研究文集》在上海师范大学首发。陶行知先生作为我国伟大的教育家，有很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值得我们继续传承与发展。您作为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能简单介绍下中陶会的基本情况吗？它采取了哪些措施继承和发展陶先生的教育思想？

朱小蔓：1985年，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成立，到现在已经有31年了，其宗旨是学习、研究、传播与践行陶行知先生的伟大思想与人格。陶先生于20世纪20年代从美国归国后，希望以教育唤醒民众，以教育拯救民族，他相信教育是可以通达人的内心的活动，是教人以自立、自强，培养人的生活力和创造力的活动，所以教育才可能改造社会。

透过心，通达人的内心，是教育活动的本质。现在，社会出现很多的教育乱象，主要是背离了这个本质。其实，教育没有那么多的新花样，现在教育太喧嚣了，常常让人忘记教育原初的目的和基本目标。教育最主要的是教孩子通过读书、明理，做好人，诚实守信和守法，不走捷径，可以自食其力、自立于世，它的目的是朴素的，教育最核心的抵达方式也是朴素的。教师，在其工作场所发现学生生命及其不同，教书育人，也是朴素和常识性的道理。

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抵达人心而改变社会。抵达人心，才能改变一个人的能力与态度，进而改变社会。即使不能改变大的社会，也可以改变周围的社会。陶先生的生活教育、教学做合一等思想在今天非但没有过时，相反，在许多方面我们都远远没能做到。他曾说，教育不是要培养人上人，也不是要培养人下人，而是要培养人中人。现在，我们就没有做到，有些被培养的人反而在戕害、污染社会，让价值观发生扭曲。如果陶先生做人中人、教学做合一等思想在教师中有所普及，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影响一万人、十万人，乃至百万人。

现在，全国在24个省市设有省一级陶行知思想研究会，其中大多数省辖下的地市县也有相应设置。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有近20个专业委员会，几乎覆盖到所有的教育类型与层次，有的很有特色，如女学生专业委员会、生命教育专委会、农村教育专委会等，它们以民间的专业研究广泛地服务教育工作者，服务教师，服务教育战线。一些师范院校长期坚持对师范生开设陶行知思想课程，在大学生中开展学陶活动，培养千千万万教师队伍中的“陶子”。

各级陶研组织每年会有年会、各种研讨活动，如江浙沪地区每年联手举办“行知伴我行”论坛，不断推出学陶优秀教师。中陶会有课题发布，理论课题侧重陶行知思想理论研究、史料的再发掘工作，实践方面主要研究教师职场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反思经验，提高专业水平。未来，我们会一如既往地服务教师与教育，更好地发现和推介典型，搞好教育实验，为教师专业成长服务。

在陶行知先生那个年代，还有一大批伟大的教育家，如叶圣陶、陈鹤琴、晏阳初等。可以说，这一代人抱持着教育救国、教育带动中国现代化的信仰。陶行知先生是那个时代伟大教育思想和实践的代表。对老一辈教育家伟大思想与人格的回顾、解读、研究和传承，应放在中华民族复兴梦与强国梦的长的历史时段中看它的深刻意义，使今天的教育与百年中国教育的精神遗产有接续，给今天的教师更丰富的精神养料，多一点家国情怀，多一些社会担当。

中国教师：我们知道，40多年来，您一直没有离开教师及教师教育研究，提出过许多相关概念与命题，如教师人文情感素质、教师创造、教师研训一体等。那对教师工作，您是怎么看的？

朱小蔓：从我个人的经历看，我这辈子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师范院校工作的，从南京师范大学到北京师范大学，从普通教师到学校副校长，无论是师范生培养工作还是教育科研活动，主要的服务对象是教师，主要关注的就是教师成长。1973年1月，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43年来，教育思想脉络虽然在不同的时间有内容的侧重，思考的问题有所不同，但对教师与教师职业本性的认识是一贯的。教师不同于其他职业之处在于，它是长时段地和活生生的生命打交道，和生命处于观察、教养、交往之中，观察生命的变化。自人类文明以来，教师工作或教师职业的定位就非常明确，即具有道德实践的性质，是一项促进人向善、为善的事业;作为教师，促人向善的职业本性是不变的，是其永远的灵魂。

我一直认为，对教师的培养要关注他们的心灵及内在生命与自身人格，这是教师教育工作永恒的主题、任务与使命，是永远不可改变的价值取向与追求。从职业的道德本性上关注教师素质：教师可以没有大善，但要向善;可以没有大美，但要尚美。关注教师向善、尚美的发展变化，这是特别重要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一直关注教师成长的“内质性”条件，用这一概念，也即从内在、从质性上考察和理解教师工作，关注教师政策、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针对应试式的考试，过分追求分数，在90年代初，我提出“情感教育呼唤具有情感人文素质的教师”这一命题，指出由于过分强调逻辑理性与分数，遮蔽了孩子活泼的感性生命，可能会出现感性与理性的失调。而要让孩子实现认知与情感的协调发展，就需要教师是一个在认知与情感方面协调、平衡的人。90年代末，我提出了“教师的创造性主要在于发现和创造生命”的命题。当时，国家倡导创新民族与创新精神，教师如何创新？我认为主要在敏感于生命，善于体察和应对不同的生命，这是教师最重要的创造性品质，应突出教师教学活动中师生的交往关系。而且，教师要成为自主创造的教师，善于在职场中不断学习，从职业中获取成长，主宰自己的命运。

世纪之交，我有一项课题是研究人的道德学习，由此提出“教师道德是在职场中磨砺”的这一命题。教师道德形成主要不是靠管理、靠伦理规范的约束完成的，而是在职场中磨砺形成的。教师需要在与学生，与教材，与同侪、领导、家长、社区等的种种关系中调试、反观、反求自身，形成自我认识。在教师工作中落实“以人为本”，就是要帮助教师获得职场自主、自在、满足与舒适的情绪感受，满足教师的经济利益固然是重要的，但教师有没有存在的独立感、价值感，也是十分重要的，这就需要处理好教师与其环境间的互动关系，需要为他们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最近，我们在进行中国香港田家炳教育基金会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的“教师情感表达与师生关系构建”项目，这使我之前提出的教师情感人文素质的思想有机会得以接续。具体而言，是通过观课、工作坊、经典阅读、讲座等方式，观测与发现教师在课堂及日常交往中的情感活动形态，比如课堂教学，推动教师意识到自身情感素质的重要，学会进行情感性的理解与传递，让孩子理解教学内容背后更丰富深刻的含义，从而构成有意义，甚至是深度的学习;学会体察和应对孩子的情感需求，与学生建立起相互尊重、关怀的师生关系。教育活动中的情感表达应该是多种多样、多姿多彩、丰富的，学生才比较容易介入学习和全情投入地学习，并形成良性循环。如此才能使教师获得价值感、存在感、职业幸福感，创造师生积极饱满的生命状态。

最近，我在思考教育与情感文明的关系。它对个人来说，是指情感素养高不高，情感能力强不强;对群体来说，是指环境，如学校、班级、小组的情感氛围是否满足个体的正当情感需求。以他人为镜，个体与群体相互支持，个体文明与群体文明互建、互构、互相形塑，即情感文明的创造。

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外部的条件来解决教师对职业的热爱，它根本在于教师内在的价值感、存在感、意义感和认同感有没有被激发与唤醒，那就需要构成对于教师来说有着正面情感氛围的环境，这个具有情感文明的环境既靠行政管理者的努力，也需要教师自己的情感条件去参与构建。

中国教师：刚才您提到教师具有促人向善的职业本性，强调教师内质性概念，关注生命的发现。“十三五”规划中也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等发展理念，这与绿色的注重生命教育的价值相吻合。对此，您怎么看？

朱小蔓：“十三五”规划中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是我国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对此我是赞同的。而且，宏观层面的政策理念应该反映到教师工作、教师发展和教育事业上。世纪之交，教师教育体系发生重大变化。我们进入市场经济的社会形态，不可能再用计划分配的方式招收与分配学生，师范生可以自由选择职业，教师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这是随着社会转型与形态变化产生的新问题、新挑战。对此，政府在政策取向、管理方式和评价手段等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如提高教师工资、授予教师荣誉、实施绩效工资等。但这些都是从外部来支撑教师队伍的稳定，诉诸于外部物化的、外部干预的方式，对难以维系、并不稳定的教师队伍产生了一定的效力与作用力。但从现在来看，诉诸管理、政策、评价等外部支撑来调控和维系教师队伍是不够的，所以要走向绿色，走向创造，走向协调，意识到教师个体的情感素质很重要，要让教师认同自己的职业，主动协调和学生、教学、同事、领导及家长的关系，建设情感文明，共同创造职业幸福感。

本世纪之交，国家明确提倡以人为本，教师开始在乎自己的权利，在意自己的工作是否被认可及评价是否公正，所以局长、校长抓教师队伍建设，应给教师赋权，在管理评价上考虑教师个人权利是否得到保障。教师之所以没有价值感，就是因为没有被赋权。校长要支持教师的创造性工作，听取他们的积极合理化建议，鼓励他们创造性地用好教材，并能开发课程，设计出适合校情、地情、区域文化的校本课程。善于创造良好互信的教育文化环境，我所知道的，有的学校校长带领全校职工排演老舍先生的戏，戏排出来了，大家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平等、民主、协调、自由等问题也随之得到好的结果。

人和人是不同的，我们要用多样化的方式，创造条件，让尽可能多的人感觉到存在感与价值感，焕发出生命力，发挥特长与优势。人的能力是一种需要激发的潜质，不是固化的东西，教师的潜能需要被激发、被欣赏。教师的职业生涯很漫长，这就需要他们有意识地反思与调整自己，实现职场中的道德成长与磨砺，而情感表达是一个切入口。

总之，教师质量及教师队伍建设本质上是一个依靠“内质性”支撑的工作，只有内质性才是根本上匹配于道德性的。我个人认为，教育政策取向、教师管理理念方法、教师评价工作等要朝向内质性方面，少一点简单化的评价与干预，让教师有更多的自主时间与空间，多读书，多观察、倾听孩子，有更多闲暇陪伴家人和自己的孩子，也有时间锻炼身体。

所说的绿色，其实就是协调、可持续，为了实现协调和可持续，就要多元与开放。其中，开放是最重要的，没有开放就没有多元，也就不可能协调，谈不上创新。

中国教师：您说过教师创新的关键在于敏感于生命的发现，2015年10月，南京九中90周年校庆“博雅讲堂”活动上，您做了题为“教师素养和学校发展”的发言，希望教师做有道德敏感性的教师。您能说说如何才能做一位有道德敏感性的教师吗？

朱小蔓：要想成为有道德敏感性的教师，要通过锻炼和读书来实现。比如，可以通过工作坊、朗诵、观摩、观影等方式，在表演艺术中，进行语言表达和身体动作训练，了解如何才能将情感表达得更恰当。教师要学习识别面孔、体态与内心，了解在课上自己的身姿、语言、表情如何才能最有利于抵达学生的内心，善于思考应对和调适的策略和方法。我们不仅要在知识、方式上培训教师，还要引导他们开展行动研究，提倡自我研究，调整自己的行为。

现在，师范教育在这情感素质及能力方面的培养比较薄弱，职场中也缺少这方面的关注与提醒。微格教室训练会涉及一些，如表情与手势方面，但教师不进入职场，是很难有切身体会的，更长期的锤炼还在职后。

中国教师：“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发展乡村教育，您曾主持“教育与农村社会综合发展研究”项目以及相关科研课题，多年来经常深入一线农村学校。对于乡村教育与乡村教师，您有哪些思考？

朱小蔓：我曾多次参加了教育部关于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的专家咨询，这个计划有几个亮点，其中提到，到越偏远的地方给予的福利条件越有倾斜，而不是说只要到农村就可以多拿。越偏僻越艰苦的地区，教师的福利条件相对更高，这比以往的政策相对公平。对乡村教师评职称不一定要求论文、英语……总的来说，我们要给予乡村教师特别的关心。乡村教育思想也是陶行知先生积极倡导与实践的重要思想之一。

但乡村教师考虑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他们的后代，要不要成家立业、生养孩子。乡村学校教师队伍有不同的构成，其中起基础作用的是土生土长就近在本乡本土工作的教师，要特别鼓励他们，给予他们安心工作的条件，使他们夫妻一起，孩子在身边，一家人可以团聚……对于几年内支持乡村教育的特岗教师，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都永久待在农村。要很好地发挥特岗教师的特长，最近我在四川阆中看了他们的乡村学校，做到了大面积、成片地发展均衡，没有明显差距，这很不容易。他们很好地发挥了特岗教师的专业特长，使学生社团活动开展得各具特色。乡村孩子有特长，很自信，特岗教师很有成就感。对于乡村教师，不同的人群需要不同的满足方式，要进行分类的、多样化的细致管理，使人尽其才、各有所得。

我希望慎用农村薄弱地区、农村教师弱势群体等称谓，这会给人一种暗示。其实，乡村教师并不是弱势群体，他们有自己的所长与特点，完全能够利用乡土资源与优势做出有特色的乡村教育，要让他们获得精神上的认可与承认。中国文化有一些自己的伦理特点，比如：在乎他人评价、恩恩相报、看重家族荣誉等，因此，要重新命名乡村教师，让他们发声，有展示的平台与机会，参加多样化的培训，走出来见世面，得到鼓励，提高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