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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的教师教育展望

2016-09-10江丽莉

中国教师 2016年1期
关键词:十三五教师队伍专业

江丽莉

中国教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要加强教师队伍特别是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对此,您如何解读?您和您的研究团队在“十三五”期间,将重点关注哪些方面的问题,开展哪些方面的工作?

朱旭东: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是一个整体性问题,涉及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若干个层面,包括乡村教师的身份和地位、资格和考试、编制和岗位、招聘和任用、职称和职位、考核和评价、补充和流动、荣誉和师德、权利和待遇、法律纠纷以及培养和培训等综合议题。当前,我国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比如,乡村教师身份和地位的法律属性不明确,乡村教师的编制和岗位严重缺乏,乡村教师岗位结构性矛盾突出,学科结构不匹配等。城市里的学校按照学科逻辑招聘教师,而乡村学校多为复合式教学,因此,在乡村教师短缺的背景下,又存在现有的教师如何利用的问题。总之,乡村教师队伍的情况比较复杂,但不管怎么复杂,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最需要关注的就是培养和培训的问题。

区域性、县域性的教师进修学校、教师发展中心与乡村教师距离最近,对乡村教师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专业发展支持机构。“十三五”期间,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将针对区县级的教师进修学校、教师发展中心开展研究。对县域、区域,包括城市里的教师进修学校、研修学院或其他相关的研究机构进行调查,看看他们到底做了哪些工作、有哪些经验,再据此提出相关建议,从而推动区县级教师学习中心、教师专业发展机构的发展。“国培计划”“省培计划”等都是支持乡村教师发展的不同途径,但仅靠这些还是不够的,终极的、最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应该是区域性的教师学习中心和教师专业发展机构。我们可以探索这方面的途径,帮助乡村教师真正获得专业方面的长久支持。因此,“十三五”期间,我们会重点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

中国教师:您如何看待城乡教师交流在促进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方面的作用?有没有更有效的途径和办法来提高乡村教师队伍的专业化水平?

朱旭东:我个人认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在一定意义上来讲,不是一个纯粹的培养和培训的问题,而是一个整体性问题。城乡教师交流只是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一种措施,但不是终极性的和根本性的措施。从根本上讲,这不是教师教育内部的问题,也不是教师队伍建设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如何解决城乡二元差距的问题,是国家在城镇化发展的过程当中,如何促进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我们应该站在一个宏观的社会背景下,综合考虑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问题,我觉得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就是乡村的物质条件建设,我提出一个概念就是“物质现代化”。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让刚毕业的大学生到乡村的学校去工作,那么,他的生活水平、生活条件应该不低于他在大学期间的水平。在大学里是什么情况呢?随时都可以上网,随时都可以洗澡,吃饭、住宿都可以解决,公共交通也比较便利。但是,到了乡村学校、到了教学点以后,洗澡没水,吃饭没电,交通不便,甚至备课都找不到资料,更不要说利用网络学习了,需要专业支持的时候也得不到帮助。谁愿意去乡村呢?可见,终级性的解决办法是改善乡村的物质条件,改善整体环境,使之达到现代化的水平,这不是我们教育系统能解决的问题。但是,乡村学校又面临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教学点没有老师怎么办?因此,需要通过城乡教师交流等措施来解决。

区域内的城乡教师交流机制是一条路子,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如何建构一个国家层面上的大学—区县—乡村学校之间的联动机制,或者说是让优质资源流动到乡村学校去的整体的、综合性的一条路子。比如,地方的大学可以和所在的区县进行联动,建立多层级的专家体系,建构包括国家级专家、省级专家和区县级专家在内的多级化专家体系,国家级专家和省级专家帮助提升区县级专家的能力,通过提升区县级专家的能力,使乡村学校的教师获得长期的专业支持。根据目前我们了解的情况,仅仅靠乡村学校自身力量的改变,其实是不充分的,如何借助外部力量,加强多层级化的联动机制,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通过地方区县级的教师培训机构或者教研室,培养一批当地的专家,通过区县的专家,推动其所在区县的乡村学校教师的专业化水平。如何建立上下联动的专家机制,帮助乡村教师提高专业化水平,这可能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一条路子。当然,以上建议只是一种设想,但我想说的是,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确实需要更综合性的改革,这种改革涉及国家多个政策需求,我们要整体地去看,从社会层面综合地去看。这是我们理解和解决今天乡村教师问题的一个基础。

中国教师:目前,师范院校在办学过程中越来越呈现出综合化的趋势。您认为,在综合化背景下教师教育如何转型?在转型的过程中,如何继承教师教育传统和重塑教师教育的文化?

朱旭东:从大学发展的趋势来看,综合化的办学趋势是所有大学的追求,包括地方师范院校。在综合化的形势下,教师教育确实需要转型,但综合化和教师教育二者并不是对立的。以地方师范院校为例,在综合化的过程中,存在着应用化转型的问题,首先是在综合化、应用性的转型当中,教师培养目标的调整,从原来的以培养中学教师为主调整为以培养小学教师为主,基本为基础教育的幼儿园和小学阶段服务。在人才培养方式和人才培养规格调整的基础上,我们再来看由谁来培养。对于师范院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调整,我一直主张大学里要有教师教育的专业机构,建立专门的培养教师的专业学院,比如,教师教育学院或者教师发展学院。这样,才能让师范院校在综合化的过程中平稳发展,否则,人力资源冲突、制度资源冲突等都会出现。在组织机构调整的基础上,确实要重建、重塑有关教师教育的文化。

我所理解的教师教育的文化,首先是中国的教师教育文化,它深深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或者说,它一定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以往,我们都在强调“三字一话”(粉笔字、钢笔字、毛笔字和普通话),这些是传统的教师培养的文化内涵,但我更多地想把它放到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去谈。普通话不仅仅是普通话,它其实是汉语文化;书法,我并不认为它只是一种技能,我认为它是一种文化。我们要站在一个教师应当具有的文化素养的基础之上,探讨教师教育的文化。一名中国教师应该具有的中国文化特性,是其最重要的标识、标志。其次,要重建、重塑教师的专业文化。教师应当具有“如何教会学生学习”的能力,或者说,教师应当具有“学习”的这个专业的基础。在教师专业发展的实践中,教师要经历“学会教学”“会教”和“教会学生学习”三个过程。“教会学生学习”是“学会教学”和“会教”的升华,教师先“学会教学”,然后“会教”,最后是“教会学生学习”。但从专业的客观需要角度来说,教师进入专业就应该是“教会学生学习”,这其实是一个教师培养如何实现“教会学生学习”的专业要求的问题。在教师教育中,这个问题是没有被讨论的,更不用说有实践。在此,我也非常希望通过杂志这个平台,把这样一个议题提出来讨论。

我个人的理解,教师的专业是由三个部分构成的,一是教师“教”的专业,二是教师“学”的专业,三是教师的学科专业。在教师教育中,我们对培养“教”的能力和学科专业还是相对比较重视的。学科专业通过传统的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逻辑来培养,小学是全科培养,一专多能,或者是基础+特色的培养方式,但不管怎样,对学科都是重视的。对于“教”的专业,传统上教育学的领域还是在考虑如何“教”的问题。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从学生基本的成长需要的角度来讲,教师的专业,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学习”的专业,它是处在心理学和教育学中间的。不论是怎样的教育教学方式,只要是教师和学生共存的背景之下,学生的学习过程,其实都是教师教学设计的基础和学习设计的结果。因此,一名教师首先需要掌握与学习有关的理论知识,在此基础上,将理论的学习运用到他所教的那个学科甚至每一堂课的实践当中。这涉及对学习内容的选择,从“学”的专业的角度来讲,教师更多地应该选择学生“学什么”,要从“教”的内容转向“学”的内容,在此基础上,进行学习设计。最后,我们不是评价教师“教”的内容,而应该评价学生的学习。因此,我希望,在重塑教师教育文化的过程当中,重塑教师教育的专业文化,即在培训教师的过程当中,既要通过学科去培养教师,通过教学学习培养教师,更多的还要通过学习的学科去培养教师。我个人认为,这种专业的文化,在一定意义上,是让一名教师具有专业化水平或专业属性的一个前提。

总之,在重塑教师教育文化的过程中,把教师专业的文化纳入到教师教育文化当中去,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在对教师专业的理解上,“学”的专业的缺失是导致今天学生的学业质量受影响、教学质量受影响等一系列问题的根源。

中国教师:有人说,在互联网时代,教育可能会变成一种共同事业,实现从“教育”到“学习”的跨越。您如何看待“互联网+”时代对教师教育模式的影响?

朱旭东:互联网时代对教师教育模式当然会产生影响,第一是对培养模式的影响,第二是对教师培训模式或者是教师专业发展模式的影响。首先,未来无论是在培养目标里还是培训目标里,一定要有“互联网+”思维和技能方面的素养。未来的学生或者未来的孩子,从一出生就进入到互联网世界。他们生存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现实世界,一个是虚拟世界,我们不能再回避互联网对未来孩子成长的影响。那么,未来对教师的培养一定要进入到“互联网+”时代的维度,我们需要培养师范生“互联网+”的思维和技能。以我个人的理解,互联网思维有两点很重要,一是用户思维,从教育的角度讲,用户就是孩子;二是连接思维,原来是我和你之间的连接,现在有无数的连接。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让互联网思维在课堂上得到很好的运用呢?我现在也经常跟校长们讲,要鼓励老师们运用信息技术设备,如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到了高中阶段,应该允许孩子们用手机开展学习。以往在课堂上,我们让学生表达观点,只能听到一个人的观点或者几个人的观点,现在有了移动终端设备,所有学生的观点都可以同时呈现出来,彼此都知道各自的观点是什么,这就是连接的结果。“互联互通共享共治”,世界互联网大会提出的这些概念,未来在教育当中一定可以得到很好的体现。

从师范教育的角度来讲,在人才培养的目标里要有这样的目标;在培养过程当中,培养方式包括课程设置都要运用“互联网+”的思维和技术,这确实是需要专门进行研究的,要有所改变,尤其是高校。师范院校培养教师不能再置身于“互联网+”之外,从课程的建设到课堂教学,最大的障碍,或者说我们最需要改变的,就是大学教师或者说教师教育者的“互联网+”思维与技能。其实,阻碍今天高等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的最重要的因素,我觉得倒不是外在的条件,更多的还是大学里面培养教师的这支队伍自身的素养。因此,如何在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基础上,把“互联网+”的思维和技术运用到教师培养的课堂教育教学改革当中去,应该是未来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

中国教师:您曾说过,教师教育既是一个实践领域,也是一个政策领域,同时,更是一个学术领域。那么,对于教师教育发展或者大学中的教师教育学科发展而言,应如何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朱旭东:这确实是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教师教育学科与其他学科,至少与传统上以跨学科逻辑来建构的学科相比,具有很大的不同。尽管以跨学科逻辑来建构的学科,包括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等,也需要走进实践,也会与政策有联系,但毕竟它还是以学科逻辑去思考相关的问题,而教师教育则横跨实践、政策和学术三个领域。首先,大学的教师教育者既要在大学里培养教师,同时,还得走进中小学去指导教师,因此,这是实践性特别明显的一个领域。其次,教师教育的发展必须要通过政策层面来推动,教师教育涉及教师政策、教师教育政策等各个方面的政策,政府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也需要这样的专业支持。同时,从大学的角度来讲,要关注政策,还要开展未来教师发展、教师教育发展的一些前瞻性的研究,通过研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因此,它还具有很强的政策属性。第三,大学自身的属性决定教师教育的学术属性。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多年来,我既参与了政策的制定过程,又参与了中小学的实践,同时,还在大学里面做研究。我自己的感受是,这三者之间互相促进、互相支持、关系紧密。

教师教育是三种属性并存的学科,对于教师教育发展或者大学中的教师教育学科发展而言,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大学教师要游移于这三者之间,整体推进教师教育的发展。在政策层面,有的教师需要直接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过程当中,但对于多数教师而言,更多的是要了解、解读和实施政策,有的时候还需要进行价值引领。在实践层面,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大学教师必须走进实践,只有走进实践,才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建构自己思想和理论的基础。当然,我们走进实践,更多的是为中小学教师提供专业发展方面的支持,这一点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总之,对从事教师教育学科发展研究的教师来讲,无论从思考的范围还是从行动的范围,都要具备处理好这三者关系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教师教育更加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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