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孽红》是一部以悲剧著称的长篇小说，在这部小说里作者精心描绘着一系列的悲剧。悲剧的经历者，感悟着悲剧的痛苦；悲剧的制造者，体验着悲剧的折磨。因此，本文以“悲剧”为突破口，结合具体故事分析小说的主题，挖掘小说的艺术价值。

关键词：《孽红》 多重悲剧 客观解读

小说《孽红》是彝族作家黄玲的著名小说作品。这是一部充满悲剧性的小说，不论是小说主人公悲剧性的生活经历，还是小说作品那深邃的悲剧性主题，都是我们读者关注的焦点。从另一个层面分析，如果读者把握了小说主人公路玫那悲剧性的性格特征，理解了小说那与众不同的悲剧，那么我们就可以感悟到路玫所经历的爱恨情仇，就可以感悟小说的艺术价值和独特的审美意蕴。所以，本文以“悲剧”为突破口，结合主人公路玫的生活经历，探讨作者的小说创作的个性。

一.“悲剧”内涵重释

在美学的层面上，悲剧与喜剧是一对对立的概念。所谓的悲剧往往是以主人公的失败或毁灭而宣告作品故事情节的终结。无论是任何一个悲剧作品，都不能脱离这样的概括，小说《孽红》也是如此。

悲剧从其内容上可以区分为个人悲剧与时代悲剧。所谓个人的悲剧就是指个人奋斗的失败，而时代的悲剧就是因为社会发展而使故事主人公无法逃脱的悲剧。然而，在小说《孽红》中，作者把这两重悲剧意蕴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小说主人公路玫的悲剧，既具有时代悲剧的色彩，又具有了个人悲剧的特征，使其悲剧的意蕴更加复杂化了，由此，才有了对其多重悲剧意蕴探讨的缘由。

二.主人公路玫的悲剧人生

小说的主人公路玫是艺术学院年轻美丽的女大学生，在学校五四文艺演出中的舞蹈《金蛇狂舞》赢得了潮水般的掌声，更是令她光芒四射。然而这样的她，从小生活在单亲家庭里，和有着丑陋面孔的母亲孟秀兰相依为命。她有宁她骄傲的美丽、善良、纯洁的雪姨，雪姨是她生命里的一道美丽的彩虹，母亲告诉她雪姨的死归因于两个男人，于是路玫走上了一条复仇之路，把复仇当做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乐趣，越陷越深，最后走向悲剧。正因为这样，路玫冷若冰霜、变幻莫测，眼里常常闪动着邪恶的光，背负着深深的仇恨。她从小学会了自我保护，小学被大宝二宝欺负时，路玫说：“我不稀罕做什么白天鹅，我要做鹰，要有尖利的爪子，撕碎那些欺负我的人！”当她和初三的班主任乔里师生恋被揭发，最终以悲剧结束时，她对两个情敌进行了有力的报复；她和白冰老师的肉体交易；对那些对她有非分之想的老板们的报复；对余华的利用；对李锋的玩弄、复仇无异于一场孽债；对司如华的爱恨情仇……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小说的主人公路玫所经历的人生悲剧。

三.“孽”是悲剧的根源

在小说《孽红》中，我们可以把“孽”归纳为小说悲剧的根源。众所周知，所谓的“孽”原本指向恶因、恶事和邪恶。小说的作者就是通过路玫的人生经历，把这种恶因、恶事和邪恶对人物形象的悲剧进行了形象化地演绎。

在小说的伊始，当妈妈要跳河自尽的时候，一个小女孩拉住了妈妈的手，这时，妈妈对女孩说出了一段令人难忘的话：放手吧，野菊，妈妈不投河的！妈妈是路边的野草，任人践踏也不会死，总要挣扎着活下去。

在这一段话里，这位“妈妈”为何要把自己比作路边的野草，又是什么人在任意地践踏这路边的野草呢？这就是小说悲剧故事的起因。因为在其挣扎着活下去的过程中，别人在这位妈妈身上种下的“恶因”将成为这位女孩悲剧的根源。于是，这位妈妈接着做出了令人不可思议的行为：当女孩让妈妈嗅一嗅路边野花芳香的时候，她的妈妈却把这株野花狠狠地掷在地上，还要不解气地再跺上几脚，并告诫自己的女儿：不要为它的外表所迷惑。尤其是面对不理解妈妈为什么这样做的女儿时，这位母亲又做出更令人不解的言行。她甚至还要求女儿像自己一样，对这无辜的野花拥有与自己一样的仇恨。

对待一株生命盎然的野花如此，对待一对做巢小燕子也是如此。面对即将完工的燕巢，妈妈严厉地要求女儿把它弄破，甚至在女儿无奈地弄破后，她还要向女儿评价自己对“家”的感受：我不要你拥有那些没有用的温情，它不会带给你幸福的……你要学会恨，学会冷酷……也许这位“妈妈”在她的生活中没有享受到家的温暖，但面对女儿对家的憧憬，她却把自己的那份与众不同的感受传递给了女儿，使其原本平静的内心增添了无限的邪恶。而这一切都成为这位小女儿日后悲剧的根源。

除此之外，小说描述了更多的悲剧，那么造成这些悲剧的根源是什么呢？首先，悲剧的产生与时代密切相关。如果不是那个特定的时代，雪姨的悲剧不会发生。如果不是那个时代，路玫也不会成为雪姨悲剧的继承者。其次，悲剧的产生与个人的情感感悟密切相关。如果不是小时候母亲那样的教导，如果不是众人心中积聚的那份仇恨，小说里的许多悲剧都可以避免。特别是，那些悲剧的制造者，如司培文、阳平等人，如果他们能够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给别人所带来的悲剧，或许他们的结局也就不会是如此了。

四.“情”是悲剧的实质

悲剧的实质是小说人物形象内心的情感积累、情感转移和情感发泄。然而，这份情感的积累方式、情感转移的缘由、情感发泄的特点却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基础。

首先，情感的积累是造成悲剧的基础。例如，小说《孽红》的另一位男性人物形象——阳平也是一位悲剧形象。关于这一点也许有人不同意，但是，作为一个即将可以升任局长的副局长的他内心却有这样的生活总结：在官场里，只有暂时的协调，没有纯洁的友谊。这是多么令人恐惧的感触啊。如果把一个官场比作战场，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众所周知，阳平这样的官场感悟来自于他平时的情感积累。特别是在他与刘文争夺局长的日子里，更是坚信这种感悟的正确性。尽管两人面对上级考核的时候能够彼此地站在一起若无其事地抽着红塔山，但在各自的内心却永远也没有这样的平静。因为，他们彼此为了这个局长的宝座，彼此之间相互毫无情面地指责过，彼此之间相互写过攻击对方的匿名信。

其次，情感转移是悲剧发生的前提。众所周知，每一个人的心中都会有一丝的不如意，都会有因为这一丝不如意而产生的恨。可是，当这些不如意转化为恨的时候，当心中的恨积累起来的时候，它就为悲剧的产生创造了前提。何况，当仇恨与爱相遇的時候，这种情感的转移就更能成为悲剧发生的前提。在小说《孽红》中，“雪姨”可谓是一个特殊的人物形象，她是路玫的最爱，是路玫心中的彩虹。当路玫受到其他孩子欺压的时候，她会想起雪姨；当她演出成功的时候，她也会想到要与这位亲爱的雪姨一起分享自己的快乐。于是当路玫知道害死雪姨的人是“司培文，李宝柱”的时候，就对这两位“陌生的人”充满了仇恨。于是就有了当阳平要当局长时那位“妇女”带着一个残疾的孩子来告假状的一幕。因为这位“妇女”知道，这位所谓的“阳平”并不是真正的“阳平”，而是伤害雪姨的凶手之一——李宝柱。于是，在这部小说里就有两个悲剧：一个是雪姨的悲剧，一个是阳平的悲剧。如果说雪姨的悲剧是由阳平一手造成的，那么阳平没有成功升任局长的悲剧则又是雪姨的悲剧带来的。把这两个悲剧合二为一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阳平自己为自己制造了一个悲剧，女儿李莎莎带着平白无故捡来的残疾孩子不嫁，最宁自己骄傲的画家儿子爱上自己的亲姐姐并染上毒瘾，甚至最后阳平因摔倒以半身不遂而终。这就是小说题目上《孽红》之“孽”的本义。

在这部小说里，路玫母亲把造成雪姨悲剧的仇恨转移到了路玫的心中。路玫又把自己心中的仇恨转移到了自己的生活里。于是，雪姨的故事是一个悲剧，于是路玫的故事也是一个悲剧。因此，小说里有了一系列的爱恨情仇，形成一系列的悲剧。悲剧的经历者，是悲剧；悲剧的制造者也经历着悲剧。于是，才有了后边司培文的死，才有了后边阳平变成植物人的遭遇。

小说《孽红》中的悲剧及其意蕴还要结合情感的发泄来分析。无论是爱，无论是恨，只要有情感的地方就会有悲剧的发生。而小说《孽红》中的悲剧则是由后者引起。即，因恨而生的悲剧。再如，在小说中，司培文也是一个悲剧人物。虽然他通过自己的奋斗，改变了原来的自己。但他却始终不能忘记自己与雪儿那段经历，一生都在忏悔。虽然雪儿已经不在了，虽然此刻的司培文可以凭借自己的才华召集到一个座无虚席的讲座，但他却不能逃脱命运对自己的惩罚。于是，当他见到一个与雪儿相似的学生时，他那挥洒自如的讲座也就不得不草草收场了，而这一切都与其自作孽密切相关。

在小说里，路玫因为雪姨的关系始终对姓“司”的人情有独衷。当她演出成功的时候，她之所以能够接受记者司如华的采访，那是因为这个记者有与众不同的姓氏——司。她之所以能够与司如华继续交往，那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特别是当路玫从司如华的口中得到雪姨与司培文的故事真相时，她与司如华的恋爱注定成了一个悲剧的结局。而造成这段爱情悲剧的原因，从情感的层面上分析，那就是因为路玫因雪姨而对司培文的恨。而这缕心中的仇恨再次在其心中发作的时候，那原本是其心中王子的司如华就失去了应有的光彩。特别是当小说中故事情节发展到司培文死了的时候，当小说的情节发展到阳平成为植物人的时候，这种因情感发泄而成就的悲剧更是达到了顶峰。

从平常的事理来分析，自作孽不可活永远是对的，但是面对那个因为时代原因而产生的悲剧就不可能有另外一个结果吗？试想一下，如果不是那个时代，阳平也好，司培文也罢，他们与雪姨之间或许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悲剧；如果不是那个时代，路玫也许不会因为雪姨而使自己與司如华的爱情成为一个悲剧。试想一下，如果路玫的亲人们能够正确地看待雪姨悲剧的原因，那么在路玫的心中也就不会产生如此的仇恨。因为，她毕竟不是雪姨悲剧的亲历者；如果路玫的心中没有仇恨，那么她与司如华的爱情也就不可能是悲剧，路玫的最后要离开的就不会是爱恨交织的红土地……

总之，《孽红》是一部以悲剧著称的小说。在这部小说里作者精心描绘着一系列的悲剧。悲剧的经历者，感悟着悲剧的痛苦；悲剧的制造者，遭遇着悲剧的折磨。因此，以“悲剧”为突破口，分析小说悲剧性的人物形象，感悟小说悲剧性的主题，无疑是挖掘小说艺术价值的最佳途径和方法。

本文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当代彝族先锋作家小说创作研究”项目成果，项目编号SC15XK080。

（作者介绍：邓明英，西昌学院彝语言文化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