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飞

生命之流，穿越历史时空而来，汇集千江百河，盘旋洄转、喧腾跌宕之际，如何道之流之，蓄之引之，即为体现民族智慧与国家进步的“社会工作方法论”

孔子是一个圣人，圣人就是通人，孟子说他“圣之时者也”，孔子的通是通之以时，在时代大变化中走出一条路，或行或不行，都是必经的路口。

字里行间看《论语》，看到上有所承、下有所启的“述作”之功；站在历史交结回望的时空中，也会看出启承之间如何传之统之、统之传之的“社会工作方法论”。

“传统”之所以有价值，在于它始终面向和解决现实社会人群的困境。每一次社会大崩溃到大建设的转换都是“传统”的再思考、再觉醒，每一次历史的大变迁，都是人类文明社会如何传、如何统的考验和操练。传统从来都在现实中增进它的价值。它从不用简单的直接的方式给予，纸上没有它的答案和结论。我们只有深入现实，深入人性和人群的社会，并参照以往的经验，才有可能发现传统或创生未来；其实，它是一直被创造着的创造物。2500年前那一次是一个重要的奠定，是人文世界之“源”的第一次开启。

問题在我们。我们自己应当思量：我与圣人是同类，但我生在今之世，那圣人先得的我心同然，今日之我如何在今世之中证之、得之？又可设想，仲尼生在今日，长夜复得何明？他老人家若处今日今世、处今日世界之中的中国，又当如何的思之、行之？更为重要的是，我自己能为大众生命的安立做些什么，我所做的是否有益世道人心？

复初如常，其命惟新

在当今中国，道德一词常常难堪，让人不忍触动，因为人心与社会都在最痛之际。而惟其有痛，正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功，保持清醒之观，隐忍正念之行，觉照常道之初，从而获得贯穿一切精神修养的直接性体验，即有关于“时”和“时中”的体验——一种完全的拥抱，内心的唤醒、记忆的涌现以及自足的证信等等。

道德的这种特性，予人无尽的启发，使我们观照生命之流的深广，识得传统转换的契机，见出人间道路的信望。用古人话讲，一方面是揭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一方面是提示“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复初如常，其命惟新——有关道德的内容，常常是老话题而有新意识，所谓亘古常新，历久弥光。回应现代性的普遍问题，公益不是一个独立的方案，但却是一种及时的补救，并且日益重要；展望未来，更是人类精神解放的通衢大路。这其中的核心，是所有真正的公益团队都具有“通过彼此密切联系和亲近来相互启迪和培育德性”的特质。

人们在尝试一种生活的可能，人们需要信心，一种可以当下确证和亲身体验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信。“减少社会的病态，加注人生的幸福”——由“志愿精神”（“义工”）领率的小群体（小集体、社群、团体）公益行动兼具双重功能：微观层面的“社会治疗和社会修复”与宏观层面的“价值引领和文化改良”。而其自组织的形态和方式则是使它自身不断出产思想、行动和价值的唯一源泉。

这仿佛是回到了原始的“部落时代”：一群气质相近或者有共同愿景的人以一种松散的、半开放的自由方式结合起来；他们并不谋求“独立的实体存在”，他们不信奉权力和物质主义，不把政治和资本作为内部的规则，他们没有强迫性的目标，行动上随缘而自做主；事实上他们大地行走的态度属于精深的修行范畴——感格人心，奉行道义，寻找心灵、社区和历史的平衡与融汇；各种漂泊的困境反使人性磨砺得更加光辉璀璨，因为他们对人类美好未来的朴素愿望始终不曾移易——他们在心里有一口温暖的活气；以道德人格做榜样，不懈追求精神的进境，试图保持复杂关系世界中人的基本情感、伦理和尊严，所有这些都使他们的存在显得极具一种“坚韧和现实的性格”等等。

其实，这样的非政治、非宗教的理想人群生活，这样的关心时务和以自我教化为职志的道德群体，这样的把个人修身与天地世间情怀、家国历史使命紧密连接的文化社会组织，不只是在今天才出现，而是早在2500年前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就已经如此真实的做了示范榜样，他们过的就是这样的人生，我称之为“学团”——因为“学”而成立的一种团体生活。这种极为艰难同时也是极有价值的一种生活可能，是孔子于今日人类文明危机中之最有启发处。

继承孔子之“学”，“寻时代必经之路口”

近年来，民间社会兴起了道德自救，从教育到文化、到社会，包括中华民族和人类的未来，都进行了一系列朴素而热烈的探讨。在此过程中，可以看到许多有益的尝试和努力，同时，也会发现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现实的道德感，不只是具体的行为规范，更主要是社会的集体意识和清明政治的榜样引领。它不能靠单独的个体来完成，它必须经由所有的人，经由每一个体和全部社会，任何人都没有权力要求“个体行为的道德纯粹性”，尤其是整个社会公共生活不健全甚至是混乱的时候，否则，文化很难避免异化沦为工具及事实上的愚民倾向。

现实的道德，作为维系世间良序美俗和安顿人生的社会教化系统，它从来都是以“生活的现场”为中心，以“大众的福祉”为皈依，它应当具有“一种绵密而有韧性的自组织方式和自我进化的功能”，并以此与各种外来文化以至不同气质的宗教文明进行交流和深度融会。它并非是静止、孤立和排外的，更难说是主观功利意图所能设计和决定的。事实上，它的形成更接近于一个漫长的自然而然的社会历史选择的过程（或者说，社会教化系统是“大历史”中的不断趋近的过程）。

社会变化了，人的心理变化了，人际交往的方式和社群生活的组织形式变化了，而且这些变化本身都还在变化之中。这是传统文化现代转化首先要面对的正在发生的现实。那些富有朝气的道德意识于此最为清醒和敏锐，无论出于同理心，还是慈悲或者怜悯，它都能在第一时间充分领受“第一义的真谛”，因为现实往往饱含着每一个平凡人生的实实在在的苦痛、血泪和幸福，善良的心于此无法转还区隔。

在此意义上，道德是“看清”和“还原”的能力。读书必至于心性，明理毋违绝世道。道德的科目举要，不在高陈大义，而在回复平凡人生的日常经验和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体味每一个情感、意志和心念起伏的真实瞬间，道德不惮“直面”和“惨淡”，甚至，它渴求“真实”，它的每一次觉醒，都是一次绝地再返的复活——从“荒蛮”和“原始”中重建人性和社会的希望。

正是由于这种努力，使有关道德的精神现象学能够在一个时代的总体事实方面超越有限概念的狭隘和局限，而有全面系统的认知和把握，并通过与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的结合，探寻“时代必经的路口”，推动整个时代面貌的进步。

孔子是第一个“学团”的创办者，也是第一个“优秀的社会工作者”。继承孔子之“学”的精神和实质，即是今日道义（道德）实践的主要方向和内容。

在一耽学堂青年文化公益事业道义实践中，“义工”始终是一个核心概念。或者说，在一耽的理解中，“义”的道德人生实践是现代公民社会人文教化事业的出发点。

“义工”是深度的“志愿者”，是有中国人文精神内涵和中国文化社会使命的文化人格。在中国，“志愿”已成为国民精神动员最有活力的部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基层社会公共事务参与，“志愿”发挥了道德感召和社群凝聚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是良知和道义的唤醒，一方面是拓展了的心理空间以及对人和社会重构的崭新现代理解。道德感的激荡在此作为人性的本能和自我救度具有了多重意义：改造国民性；培育人文精神和价值观；重建基层社会。

“志愿精神”接续了人文传统的现代新生。儒贵立志，佛贵发愿，义者宜也，大丈夫人格勇毅担当，同时这是为“公共的秩序、利益和福祉”，属于“社群的公义”。

“义工”提供了一种真实的现代社会身份，一种发自内心的觉醒的力量，经由公益和社会的创造性的方式，而直接与普罗大众紧密的联结起来。甚至，“义工”成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

可以说，从道德感出发，而进行有关人的理想和合理性的社会性实验，在其民众参与的活跃程度、精神形态的丰富多样、社会感召的持久长远上，目前发展态势实属中国乃至人类史上未曾有过的。

叠加涵沖和，相生重相续

如果把中國理解为一个有生命的文化文明体，则它所深厚累积的层层基质和养料，如今正要在现代化的前进中、在古今中西文化文明融汇振荡的时空交结点上、在中国基层社会的重建之中，“叠加涵沖和，相生重相续”，以人的现实理解和实践的尺度，而一一渐次的舒展绽放。

在基层，“社会”和“文化”是一件事情，生活的秩序感与人际交往的方式是分不开的。中国的社会建设亟需基于文化再造和文明新生背景考量的“社会工作方法论”。实际上，人文精神的坐标系也应引入社会学的视角，以本土社会学的认知来解读传统的现代意蕴，甚至由此而有治国理政的核心智慧。比如，提振正气的道德感必须及时引入公共生活的领域，而不应为“狭隘的读经热”所覆盖和偏引；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解锢”应以社会改革为指向，而不应为“简单的理论争持”或者“民族情感的国学热”所左右；主流价值观的树立也必须是与“民间社会发育与公民主体实践”相结合，而不能一味灌输的政治宣教；国家公关的对外文化工作，重点是要与国内的“中国文化的中国重建”保持一致，等等。

生命之流，穿越历史时空而来，汇集千江百河，盘旋洄转、喧腾跌宕之际，如何道之流之，蓄之引之，即为体现民族智慧与国家进步的“社会工作方法论”。

志愿、公益和社会工作方法论，既是促进从“经济社会”到“文化社会”转向的一条逻辑主线，也是建立社会教化系统的重要内容。“社会”是有形之物，而“社会教化”理应含摄一切与社会关涉的无形之物。中国社会是这一创造进程的主要的转换器和实验场，集合了各种优秀文化文明要素，这些都需要我们有明确的“文化社会”观点，并在此获得有关人心人性、文化伦理和社会工作的新认知。

责任编辑 王海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