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五经自宋代以来是中国人必读的书，是华夏无数先贤实践的思考的结晶，至今读来，仍不失其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启迪价值，堪称是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精华

四书五经是中国人熟悉的一个词组，甚至已经成为简单描述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符号。四书五经自宋代起至清末，一直是中国人必读的书，作为当时人们的基本信仰与信念，成为其安身立命之道，是家传户诵之学，哪怕是乡间识字不多甚至不识字的劳动者，也会通过口耳相传，接受并自觉实践其中做人的道理。

自“西学东渐”后，相对西学而言泛指“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学术”，国学概念逐渐兴起。2016年是科举制度废除100年，在“八股文”渐行渐远之际，四书五经的思想内核仍旧对当下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生活影响深远。

其中有许多优秀的思想精髓，是华夏无数先贤实践的思考的结晶，至今读来，仍不失其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启迪价值，堪称是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精华。

“五经”与“四书”

“五经”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五本经典书籍《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的合称，它们都经过儒家创始人之一孔子的编辑或修改，这五部书是我国保存至今的最古的文献，也是我国古代的重要思想学术流派儒家的主要经典。“五经”长期作为官方指定的教科书，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无可替代。《四书》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四书》里很多内容告诉人们做人的尊严，人格的力量，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宋代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也是他对儒学精义的概括。按梁启超先生的说法，《论语》《孟子》等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早已在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

与“五经”的形成和确定为儒家最高经典不同，“四书”的形成并确定为儒家最高经典经历了1000多年的时间。

首先是《论语》。孔子生前并没有见到这部本该属于他的语录体著作。孔子去世幾十年后，由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依据孔子言论编纂而成的千古巨著——《论语》才问世，并广为流传。经过焚书坑儒的秦朝，仅有《古论语》、《齐论语》、《鲁论语》三个残本流传到汉朝。我们今天见到的《论语》，就是汉代儒家将上述三种《论语》整合而成的。

《孟子》一书受到尊崇，也始于汉代。汉孝文帝时将《论语》、《孝经》、《孟子》称为“小三经”。但《论语》和《孟子》正式进入“四书”，成为儒家最高经典，是在南宋理学家朱熹作《四书集注》之后。

《大学》和《中庸》，与其说这是两部书，不如说这是两篇文章。因为《大学》是《礼记》一书中的第四十二篇，而《中庸》是《礼记》一书中的第三十一篇。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和秦汉之际的战火，儒家经典几乎丧失殆尽。我们今天看到的《礼记》一书，是西汉中期礼学家戴圣重新搜集、整理、编选而成的（史称《小戴礼记》），《大学》、《中庸》都收在其中。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都没有认识到，《大学》是一部儒家“初学入德之门”的政治哲学经典，《中庸》是一部儒家“传授心法”的人生哲学经典。

南宋朱熹在福建漳州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并汇集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学者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曾说“《四子》，《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与千年前就有了的“五经”双峰并峙，共同成为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基础柱石。

“四书”的形成，是继汉代“五经”立于官学之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影响了其后的中国社会近千年。宋理宗曾下诏盛赞《四书集注》；元朝科举考试，以《四书集注》考天下士子；明朝永乐皇帝颁诏，将“四书”与“五经”并立于世。从此，“四书五经”的称谓便在中华大地广为流传，家喻户晓。

从四书五经到今日国学传承

四书五经影响深远，后来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教科书，人们只要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得提到它。西学进入中国后，又逐渐形成“国学”概念。虽然对于国学的定义，社会上尚未有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凡是中国的文化学术都属于国学；亦有学者认为国学是专对治国理政而言的，国学特指“治国理政”之学。但无论怎样，各界都认同国学是以先秦经典及诸子百家学说为根基，并涵盖各历史时期文化精髓的学术。

诚如近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梁漱溟所说，中国文化“径直从心而发”，“总特征”是“文化早熟”，但成形于两千多年前的思想毋庸置疑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发展的束缚与羁绊。虽然百余年来国人也曾一度迷失国学、崇拜西学，例如“五四”时，大多数国人是反传统文化的。采取的是大批判态度，甚至是全盘否定。可以理解这种激进的行为，因为当时的背景是，中国——这个几千年的文明古国——被西方打败了。国人便开始思考我们为什么会失败？首先想到是器物的原因，也就是船不坚，炮不利，所以有了洋务运动。经过几十年的洋务运动后，又被日本打败。然后再得出一个结论：不仅仅关乎器物，还关乎制度。于是有了戊戌变法，但是没有成功，百日维新后就保留了一个京师大学堂。国人又接着思考，为什么列强能随意侵入和瓜分中国？最后得出结论：“我们的文化有问题，传统的思想、价值观念、宗教习俗等所有的一切文化都有问题。”传统文化的主导是儒家，在反传统文化的潮流中，儒家首当其冲，这便有了“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那时很多人主张全盘西化，但是全盘西化是不可能做到的，陈寅恪就清醒地说过，“取法其上，仅得其中”。

但不论怎样，中国人注定做不了中华文化的旁观者。因为，千百年来积累沉淀下来的中华文化，亦即通常所说的国学，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命脉，国人仍需对国学有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传承感。

确实，在当代中国，不仅仅是学术界、教育界，应该说是整个思想文化界，开始出现了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重视中国经典学习的思想潮流。传统文化得到人们的喜爱和重视。各地的国学培训班陆续起步，文化传统逐步复苏，大众媒体也纷纷开始对传统文化的介绍，引导大众关注经典文化。这是好的气象，也使大众和文化传统有了接触，但要在推广过程中，追求合理。国学不能做心灵鸡汤，也不能当快餐，还是应该回到经典。这种回归，不能仅仅通过娱乐的方法，而是要认认真真地读经典；不是换下现代服装而着汉服，更不是对经典照单全收，对不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内容，就要坚决剔除。

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重履践、践行，不是学给别人看的。在当下学国学，不是装潢门面，而是为了提高自己，此即孔子所说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学习国学应是为己之学，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和思想境界，增强自己的软实力和道德素质。

2014年，教育部将“《四书五经》等国学经典将重新纳入孩子们的课本”列入工作重点，同年9月，教师节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师范大学看望师生时指出：“我很不希望把古代经典的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我觉得‘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的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遒劲有力的汉字、意境深远的山水画都是中国古代文人墨客智慧的体现，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任重道远的担当更是传统文化里道义使命感的内涵所在。传统文化以其独特的形式给予我们深邃恒久的精神财富。

责任编辑 王海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