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亚联

考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左、右、“左”的概念内涵清晰，所指明确。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这一概念似乎是越说越模糊。本文从人类学、宗教学、语言发生学等角度分析左、右、“左”的概念演变过程。

左和右：起初具有超出地理方位的内涵

从人类学、宗教学看，早期人类是在有了集体意识和宗教意识之后，左和右才具有超出地理方位意义的内涵，被赋予善恶、尊卑的含义。正如法国学者罗伯特·赫尔兹所言，由于古老的集体意识和宗教意识，左与右才体现出截然不同的象征表象和文化功能。这从一些古代文字、留存崖画和近现代遗存的原始部落、原始宗教大致可以推断。

由于宗教与政治相伴生的关系，左、右的概念很早便进入社会生活与政治领域，但更多是表示尊卑、善恶、吉凶等。世界几大宗教都普遍尊右。比如，《圣经》里提到右和左，通常是要区分正确和错误、蒙恩和失丧、智慧和愚昧、胜利和失败。这种左右观深深融入人们的生活，表现为靠右行驶、见面礼亲吻脸颊从右到左等。尊右的观念也体现在佛教中，如《佛说右绕佛塔功德经》就反复论述要“右绕于佛塔”，并广布于佛教文化传播的地区。而穆斯林握手、端饭、敬茶均用右手，用左手被视为不礼貌。

同样，中国传统文化中也蕴含丰富的左、右思想。《道德经》云：“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又“吉事尚左，凶事尚右”。《礼记》则有“左为阳，阳，吉也；右为阴，阴，丧所尚也”以及“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的记载。《淮南子》载：“凡高者贵其左”，“下者贵其右”。这些观念深刻地反映在居住、座次、官职等各种生活礼仪中。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东西方文化中的左、右意识，直接影响了近现代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左右观。

左和右：作为一种政治派别或思想倾向

左和右作为一种政治派别或思想倾向，是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事情。具体是何时、何种情境下进入现代政治思想领域的，学界对此阐述往往比较含糊。查阅相关著作，大致有四种说法。

一是“英国议会下院说”。18世纪前期，英国议会下院出现反对党，议会内形成了反对党与宫廷党分别坐于议长席左右两侧的习惯，左侧是反对党的固定位置，右侧成为宫廷党的固定位置。

二是“法国三级会议说”。1789年5月5日，法国三级会议举行时，贵族派自然坐在国王路易十六的右边，因为这是“一种固定的特权标志”，有如坐在上帝的右手边一样。这样，“右派”就成为“政治既得权势的同义词”，而“左派”“就被用到反对派身上”。

三是“山羊绵羊说”。基督把自己两侧比喻为绵羊和山羊，把教士们称为“右”，而那些否认上帝、不继承天国的无神论者称为“左”。当然，除了无神论的“左派”，当时有政纲宗旨的也被暗指是“左派”。

四是“左岸右岸说”。法国人爱把河岸分左右称呼，此处特指塞纳河两岸。人们普遍认为，塞纳河左岸是政治的，右岸是经济的。左岸属于艺术和雄辩，右岸属于股票和经营。左岸敏感而简单，右岸优雅且富有。左岸拥有耐心，右岸崇尚效率。

考察巴黎城市发展史，塞纳河的右岸主要是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才大力发展的，可以排除第四种说法。剩下三种说法看似不同，实则密切相关，都是产生于基督教文化背景的西欧。笔者认为，这三种说法并不矛盾，恰恰说明了左和右概念经历了从地理概念进入宗教领域后，再逐步进入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是一个长期、逐渐被人们广泛接受的过程。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左”

资产阶级革命中划分政治派别和思想倾向的左、右概念，也被马克思主义者采用，但其使用语境和所指有很大不同。

列宁是最早使用带引号“左”“左派”的。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者在使用“左派”一词时都是指革命派。1918年初，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内形成了以布哈林为首的反对派集团，自称“左派共产主义者”，公开反对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和党代表大会制定的内外政策。他们对外坚决反对同德国签订和约，主张进行革命战争；对内则否定过渡时期的必要性，主张立即实行社会主义。他们以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左派自居，自称“左派布尔什维克”，把党中央称为“右派布尔什维克”。

1918年2月21日，列宁在《真理报》发表的《论革命空谈》一文中，对他们自称的“左派”一词加上引号。同年3月6日，在《严重的教训与严重的责任》一文中，列宁继续揭露、批判“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错误观点，称他们为“可怜的‘左派’”。显然，列宁给“左派”加上引号，意指他们是打着左派旗号的假左派。两个月后，列宁又连续发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等文，彻底批驳这些带引号的“左派”的种种错误，并分析其根源和危害。在1920年6月出版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列宁着重批判了共产主义内部的“左”倾思潮。从此，带引号的“左”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被广泛使用。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支持下成立的，其话语体系自然被广泛使用。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中，“左”和右更多是指党内两种错误倾向，因此“左”倾、右倾概念的使用更为经常和普遍。例如，1923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多数代表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等怀疑国共合作的‘左’倾观点。大会也不同意马林、陈独秀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1924年5月14日，中央局报告也指出我们党“有不偏于‘左’倾即偏于右倾的危险”。192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的特别会议议决案指出：“各种危险倾向中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这就是说，既要防止“军事政权”的“向右”，又要防止民众运动“向左”。毛泽东和邓小平对“左”和右的论述则更多。在《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等著作中，有1/4以上的文章都直接提到了“左”或右的错误思想。《邓小平文选》直接提到“左”和右的文章有50余篇，也占总数的1/4左右。两位党的领导人对左、右、“左”的内涵、表现、认识根源以及应该对“左”和右采取什么态度等，有着非常明确的论述，为我们党反倾向思想斗争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

综上所述，左、右和“左”概念大致经历了从“地理方位概念—宗教文化、社会习俗—近现代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衍生、演变过程。左、右进入现代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至今已有二三百年的时间，而带引号的“左”的概念出现也有近百年时间。中世纪欧洲基于基督教文化背景，左往往意味着负面、贬义的语义倾向，右则往往意味着正面、褒义的语义倾向。随着政教关系的发展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这种状况逐步改变，左被注入越来越多中性、正面乃至进步的色彩。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和社会主义国家里，左则从中性完全演变为革命、进步，是褒义的；右则变为落后、保守，是贬义的；带引号的“左”则是国际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使用的概念，意味着不是真左，而是假左。左、右、“左”这几个概念的演变过程表明，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必须在特定的语境中理解、把握它们的内涵，否则就会造成话语体系的混乱与困扰，在党内反倾向斗争中进退失据、迷失方向。♥

题图 位于郑州的礼仪之门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 / 陈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