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耀文

内容摘要：相坐，亦名“缘坐”或“连坐”。指中国古时因一人犯罪而株连其全家、邻里及有关之人的刑罚制度[1]。相坐法视“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2]始。秦亡后，汉虽承秦制，但亦据汉初开国之形势加以改制。相坐法在汉初既是稳定社会秩序之律，也是巩固汉初政权的政治手段，也是盛世“文景之治”出现的基石之一。

关键词：汉初 二年律令 亲属相坐 政治手段

相坐是古代在法家的“重刑治世”思想上制定的刑罚制度，自秦商鞅变法确立为国家法度后，历朝历代沿用不绝。汉初相坐法虽“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3]，但二者形式、内容却不尽相同。张家山汉简未出土时，汉律亡佚，文献资料缺失，学界皆以睡虎地秦简记载的秦代连坐之制，来推衍汉律的相坐之法。张家山汉简出土后，汉律重见天日。其中出土的简牍《二年律令》更是记载了27种汉律与1令（津关令），而涉及到相坐法的有9个律种及1令。据同时出土的《历谱》所记，《二年律令》实施的最早年代为高祖五年，又因文帝时“尽除收律、相坐法”[4]，故相坐法当盛于汉初高祖五年至文帝朝。本文拟就《二年律令》为据，辅之以学界已存之成果，考析西汉前期相坐之法的形式、内容及影响。

一.相坐释义及汉初相坐法源流

相坐，指本人无罪，而因与犯罪者有一定关系相坐入刑。“孽非本犯所自作，罪非本犯所自取，缘乎犯法之人罪大恶极，法无可加，因以及其所亲所密而坐之以罪[5]”可见相坐入刑的罪犯，本身未有犯罪，缘乎与犯罪之人有血缘或密切关系相坐获罪。西汉立国之初，彭越、韩信获谋反罪，其三族皆因相坐获罪，被诛[6]。沈家本：“同罚即连坐之事，一家有罪，九家连坐，不论其为亲族否[7]”。更体现了相坐法的实施范围，一人或一家犯罪，不仅坐罪血缘关系之亲族，还坐罪地域关系之乡邻。从《二年律令》中可以看到，汉初相坐入刑范围还有市列，官吏及同居者。据上可以看出，相坐法是在社会组织基础之上，以血缘、地缘、职业等为纽带，坐罪本犯之外的人的刑罚制度。

相坐法作为历朝沿用的法度，有着较长的创制过程。相坐法的形成，发端于军事征伐。征伐之事，必须有严密之制约束与管理将士，并处置败者。故有“师出以律[8]”“刑始于兵”的说法。远在氏族社会之时，部落抑或氏族相互征伐，落败的氏族族人不论是否参战，都会被获胜氏族诛杀或强掠为奴的习俗。这一习俗带有相坐的一些内容，是后世相坐法的渊流。到西周、春秋战国时，出现了相坐的规定。如《春秋繁露·王道》：“市民比地为伍，一家亡，五家杀刑。”[9]这是春秋时梁国实施的防止民户逃亡的伍邻相坐法令，一家逃亡，四邻坐罪，处杀刑。战国时代的《法经·杂律》：“丞相受金，左右伏诛。”及“杀人者诛，籍其家，及妻氏”[10]载明了左右辅丞者因丞相受贿相坐而处死刑，此法可视为官吏职务相坐法；而对于杀人犯，本犯处死，将其全家人没为奴婢，还株连妻氏，这是典型的亲属相坐。相坐之法的完善与确立为一国之法度，始于商鞅变法。商鞅在秦国“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胁、镬亨之刑”[11]，并将之确立为相坐之法的原则。为行相坐之法，商鞅在秦国建立了严密的社会组织，如“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者同罚。”[12]按照军事组织形式将百姓统一编制，五家为保，十保相连[13]。秦统一六国后，相坐法的范围越来越大，致使“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 [14]。汉初，“法令稍定而合古便今者”[15]，既承秦法，又有创制。故相坐法应发端于氏族部落时代的征伐之事，在春秋战国的得以创制与发展，经过秦朝的发扬光大，到了西汉前期，相坐法已较为完善。

二.《二年律令》中相坐法的体现

相坐法在《二年律令》中的9个律种及1令中都有涉及，甚至于一个律种中存在几种相坐，可见相坐法已成为汉初统治者稳定统治秩序的重要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亲属相坐法

《贼律》首条：“以城邑亭障反，降诸侯，及守乘城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及谋反者，皆要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其坐谋反者，能偏捕，若先告吏，皆除坐者罪。”此律对“反叛”和“降诸侯”、“弃城”等危及中央政权的罪行施以极刑，如城邑要塞的驻军将士反叛或投降于诸侯，或在诸侯来攻时弃城，上述罪行与谋反者同罪，本犯腰斩。其父母、妻儿、兄弟姊妹[16]等亲属，无论年龄大小，皆相坐，处死刑。

《贼律》：“贼杀伤父母，牧杀父母，欧訾父母，父母告子不孝。其妻子为收，皆锢。令毋得以爵偿、免除及赎。”本条律令是惩治危及传统社会道德秩序的罪行。凡犯有杀父母或伤父母的罪犯，或者被父母控诉不孝罪的罪犯，其妻子坐以锢刑，即被监禁而丧失人身自由的刑罚[17]，并无法以爵位或财物抵罪。这也称之为夫妻相坐，但凡夫妻中一人犯罪，另一人相坐受刑。《二年律令》中有多个律篇涉及到夫妻相坐，如《盗律》：“劫人、谋劫人求钱财，皆磔之；罪其妻子，以为城旦舂。”其中《收律》对于夫妻相坐的处罚规定篇幅最多，涉及律文如下：

1.罪人完城旦舂、鬼薪以上，及坐奸府者，皆收其妻、子、财、田宅。其子有妻、夫，若为户、有爵，及年十七以上，若为人妻而弃、寡者，皆勿收。坐奸、略妻及伤其妻以收，毋收其妻。

2.夫有罪，妻告之，除于收及论；妻有罪，夫告之，亦除其夫罪。

3.奴有罪，毋收其妻子为奴婢者。有告劾未遝死，收之。匿收，与盗同法。

例1条文中，犯有城旦舂、鬼薪、腐刑以上罪行者，妻子相坐，为官府没收，成为收人。所谓收人，即“官奴婢”，没入官府，地位卑贱。不仅如此，罪犯的子女亦相坐为官奴婢，田宅与财物没入国库。而免坐受刑的亲属，如子女，须已经成婚、立户、获取爵位、或满十七岁，或为人妻但已被休弃的，或成寡妇者，可以免坐。

例2条文中，则是夫妻免坐的律文，夫妻双方，但凡一方将对方罪行告于官府，可免坐，不受刑。

例3律文规定是亲属相坐中较特殊的情况，奴婢犯有罪行，其妻子免坐，不收。缘由在于奴婢在当时为其主人之财产，一奴有罪，收其妻子，实则是对地主阶层权益的损害。但奴有罪，在尚未被捕便已死亡的情况下，因为罪责已无人承担，故而妻子相坐以担责，没为官奴婢。

《二年律令》中涉及到亲属相坐法的律文还有《钱律》：“盗铸钱及佐者，弃市。同居不告，赎耐”汉初，天下初定，经济亟待恢复。私铸钱币不仅扰乱市场，更减少财政收入。故犯有私铸钱币罪者，处极刑，杀于市。与罪犯同居的父母妻子及兄弟与兄弟子女等亲属，也包括一起居住的奴婢等[18]，皆相坐，处赎耐刑。

（二）邻伍相坐法

邻伍相坐法，指一人或一家获罪，其所在邻伍的其余人及户等，皆相坐获刑的制度。

《二年令律》中涉及到邻伍相坐法的律篇主要有：

1.《户律》：“自五大夫以下，比地为伍，以辨为信，居处相察，出入相司。有为盗贼及亡者，辄谒吏、典。田典更挟里门籥，以时开，伏闭门，止行及作田者。其献酒及乘置乘传，以节使，救水火，追盗贼，皆得行。不从律，罚金二两。”汉初，政府将五大夫以下爵位的人按地缘关系编入邻伍，并使邻伍间相互监督、互相检举，以预防犯罪。邻伍者并承担有“以节使，救水火，追盗贼”的义务。对于未尽义务者，罚金二两。此条文较完整的规定了什伍这个组织的架构和什伍者的责任，是相坐法得以实施的基础。

2.《钱律》：“盗铸钱及佐者，弃市。同居不告，赎耐。正典、田典、伍人不告，罚金四两。或颇告，皆相除”对于邻伍之间，有犯私铸钱币者，同伍者与里典、田典不告官，相坐并处罚金四两”。汉初“盗铸如云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19]，私铸钱币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给政府造成极大损失。故设此律，对犯盗铸罪的本犯处以死刑的重罚，同伍者不告，皆相坐罚金四两。

3.《市律》：“市贩匿不自占租，坐所匿租臧为盗，没入其所贩卖及贾钱县官，夺之列。列长，伍人弗告，罚金各一斤。”此处市贩商人为偷漏税款，谎报或隐藏货物，即“匿不自占租”，该行为视为盗窃罪，案犯并被开除出市。同伍者相坐受刑处罚金一斤。

（三）官吏职务相坐法

所谓官吏职务相坐法，即官吏获罪，官府同僚因职务关系相坐入刑的制度。

《盗律》“盗出黄金边关徼，吏、卒徒部主者智而出及弗索，与同罪；弗智，索弗得，戌边二岁。”对于偷运黄金及财物的行为，如边关官吏知情而未搜查并放任罪犯出关，不论卒，各级官吏和主吏都相坐，与罪犯同罪。即使不知情，边关府邸上的官吏俱相坐，戌边二年。官吏因职务相坐的规定在《二年律令》中的应用极广，例如：

1.《盗律》：“诸食脯肉，脯肉毒杀、伤、病人者，亟尽孰燔其余。其县官脯肉也，亦燔之。当燔弗燔，及吏主者，皆坐脯肉臧，与盗同法。”

2.《捕律》：“盗贼发，士吏、求盗部者，及令、丞、尉弗觉智，士吏、求盗皆以卒戍边二岁，令、丞、尉罚金各四两。令、丞、尉能先觉智，求捕其盗贼，及自劾，论吏部主者，除令、丞、尉罚。”

3.《具律》：“事当治论者，其令、长、丞或行乡官视它事，不存，及病，而非出县道界也，及诸都官令、长、丞行离官有它事，而皆其官之事也，及病，非之官在所县道界也，其守丞及令、长若真丞存者所独断治论有不当者，令真令、长、丞不存及病者皆共坐之，如身断治论及存者之罪。唯谒属所二千石官者，乃勿令坐。”

例1律条中，官府如“当燔弗燔”有毒的剩余脯肉，该级官府官吏，皆相坐，以盗罪处罚。例2，对于未能察觉或逮捕“盗贼”的衙门，衙门的上下官吏，如令、丞、尉与士吏、求盗皆相坐。这是官府中上下级相坐，但刑罚不同，下级官员坐戍边，发配边疆；而上级只处罚金，体现了官级不同，同罪不同罚的思想。例3法文中，官吏犯有“独断治论有不当者”之罪行，其同职、上司、下属和监当官皆相坐入刑，唯秩二千石官免坐。

此外，《置吏律》中规定：“有任人以为吏，其所任不廉、不胜任以免，亦免任者。其非吏及宦也，罚金四两，戍边二岁。”保举他人为官吏，如果该吏不廉洁，亦不胜任职位而被免官，保举者相坐免官。保举者无官位，相坐处罚金并戌边。这也是官吏相坐法。

（四）市列相坐法

汉初设市列，将商贩列入市肆，并设列长管理。

《市律》：“市贩匿不自占租，坐所匿租臧为盗，没入其所贩卖及贾钱县官，夺之列。列长、伍人弗告，罚金各一斤。”汉朝初建时，“不轨逐利之民，蓄积馀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20]”。为打击此类行为，此律规定商贩“匿不自占租”，刻意隐藏或囤积货物以纳税款者，本犯即以盗论罪，同列者及管理者相坐入刑，罚金一斤。

（五）主奴相坐法与奴婢间相坐

古代刑律上，奴婢一直比于畜产，没有人身自由，作为主人财产。《二年律令》中便有涉及主奴相坐的规定，例：

《钱律》：“盗铸钱及佐者，弃市。同居不告，赎耐。”关于“同居”，秦简《法律答问》有“户为同居”的说法，同居不仅限于血缘，姻缘之亲属以及其他原因入户者，应当还包括同户的奴婢[21]。此处主人私铸钱币，奴婢不告，相坐处赎耐刑。这是典型的主人犯法，罪及奴婢的主奴相坐法。

除主奴相坐法外，在另外几个律种对奴婢之间的相坐有些许提及，如《收律》：“奴有罪，毋收其妻子为奴婢者。有告劾未遝死，收之。匿收，与盗同法。”规定了奴婢犯罪，是不收妻子的。因为当时奴婢一家皆属于地主个人财产，倘若奴婢犯罪，还需没收其妻子为官奴婢，是对地主阶层权益的侵犯。

关于涉及到相坐的罪行，大体通过上述内容可以看出。本犯犯案行为对国家政权具有威胁性，如“反罪”“降诸侯”“谋反罪”的，相坐受刑者的处罚是最重的，处死刑。而“伤人罪”“私铸钱币罪”或“匿而自占租”等罪，只是危及社会秩序，故相坐之人处罚较之为轻。

三.对汉初相坐法的思考

《二年律令》是汉初统治者创制之法，孝文皇帝时，虽“尽除收律、相坐法”[22]，但至武帝时，相坐法复且愈演愈烈。此后历朝历代，都继承了相坐法，并一直延续到清末。相坐法利弊如何应当放置在其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中来做评价。

（一）便于凭借社会基础组织加强对百姓的统治

相坐之法能否实施得当，必须有一定的社会组织为基石。故商鞅定连坐之制时，便架构了“什伍”组织。在这些社会基础组织中实行相坐法，利于加强对百姓的统治；其一，对于同一基础组织成员间的相坐可预防犯罪。《汉书·刑法志》：“父母妻子同产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可见相坐法下，“罚之必加，而戮之兄弟，必俱而为善”[23]，百姓慑于此，不敢犯险；其二，相坐法迫使典长等底层官吏加强监管。相坐法施行后，里正等基层官吏为防止自己被相坐，会加强对组织内人员监管，并及时将犯罪行为“告于府衙”。其三，相坐法利于稳定基础组织内部秩序。如《户律》中的邻伍相坐法“居处相察，出入相坐。有为盗贼及亡者，辄谒吏、典。田典更挟里门籥，以时开，伏闭门，止行及作田者。其献酒及乘置乘传，以节使，救水火，追盗贼，皆得行。”规定邻伍间不仅相互监督之责，并有“以节使，救水火，追盗贼”的义务，相互间必须救助与帮扶，利于邻伍组织内关系之和谐。

（二）保护统治阶层的利益，实现统治阶层的团结

汉初相坐法，处处可见其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之本质。如《户律》：“自五大夫以下，比地为伍。”可见爵位在五大夫以上者，是不在邻伍之制里面的，自然也谈不上相坐入刑了。再如《具律》：“事当治论者，唯谒属所二千石官者，乃勿令坐。”可见，秩在二千石以上官吏，在此律条中，同样是免坐的。

（三）可通过此律控制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及部门

汉朝初建，秦末战争及楚汉之争使得生产遭受极大损害，国贫民穷，“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24]。为了巩固统治，加强对事关国计民生行业与部门的控制尤为重要。而相坐法实现了这个目的。如对铸币业的把控，《钱律》：“盗铸钱及佐者，弃市。同居不告，赎耐。正典、田典、伍人不告，罚金四两。或颇告，皆相除”此法禁止钱币私铸，并处相坐者以重罚，实是保护与控制汉初税收主要来源行业——铸币业。最能体现相坐法此项功能的，当是对边关的把控，如《津关令》：“关外郡买计献马者，守各以匹数告买所内史、郡守，内史、郡守谨籍马职物、齿、高，移其守，及为致告津关，津关案阅，津关谨以传案出入之。诈为出马，马当复入不复入，皆以马贾讹过平令论，及赏捕告者。津关吏卒、吏卒乘塞者智，弗告劾，与同罪；弗智，皆赎耐。”对于汉朝当时的国情而言，马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此令中，津关官吏必须严格检查马匹出入关情况，如有官员渎职，同署官员皆相坐获赎耐刑。

（四）防百姓，除异己，强统治之手段

秦末农民战争让统治集团看到了百姓的力量，故汉初统治者时刻防范着百姓。如《盗律》：“群盗法，弗能捕斩而告吏，除其罪，勿赏。”民间倘有盗贼，必成大祸，“强盗不断，则为攻盗，攻盗成群，必生大奸[25]。”故倘有群盗，知情者不能捕斩之又未能告于官府，是要相坐获罪的。而《贼律》首条则是统治集团打击异己的相坐法，“以城邑亭障反”或“降诸侯”者，本犯腰斩，其父母，妻子及兄弟姐妹皆相坐杀于市，此法用以镇压谋叛中央的边关将士与官员，一人罪，全家死刑，以斩草除根来消除危害。

（五）西汉相坐法的消极论

相坐法，一人犯罪，或亲属、或邻里、或同僚、或同列，军受相坐之刑，而免坐的唯一方法则是告密。此法利于官衙提高办案效率，但也使夫妻之间，父母兄弟姊妹之间，邻里之间，同僚同事同列之间，主奴之间，相互检举，关系变得紧张而冷漠。

西汉初期的相坐法，依据国情而设。统治者在吸收秦的连坐之制时，废弃其中的大量相坐极刑，并逐渐向“罪大罚大，罪小罚小[26]”过渡，缓和了阶级矛盾。故汉初相坐法在其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邹瑜，顾明.法学大辞典[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

[2][12][20][2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4][6][11][14][15][19][22]班固.汉书·刑法志、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王明德.读律佩觽[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7]沈家本.历代刑法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朱熹注.周易·师卦[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9]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M]，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10]李悝.法经[M]，上海：上海出版社1989.

[13]司马贞.史记索隐·刘氏[M]，中华书局，2005.

[16][17]许道胜.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补释[J]，《江汉考古》，2004年第4期.

[18][21]张金光.商鞅变法后秦的家庭制度[J]，《历史研究》，1988年06期.

[20]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M]，文物出版社，1978.

[23]桓宽.盐铁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25]范晔.后汉书·陈忠传[M]，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26]闫晓君.秦汉法律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