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启

【摘 要】 文章探讨了我国历史上的契丹族的发展历程及经济状况，它所建立的辽国曾经统治北中国二百余年。建国前辽北地区的契丹经济是“草居野处，居无定处”的游牧生活，养马和打猎为这一时期的经济特点；建国后辽北的契丹经济，农业经济发展迅速，货币经济始于辽。

【关键词】 契丹；经济；辽北地区

本文涉及的辽北地区，指铁岭西北的法库和康平两县。因其在辽河上游，位于辽河平原的北部，所以习惯上称之为辽北地区。东、西辽河在康平县山东屯乡东部汇合，始称辽河，南流经法库，最后注入渤海。西辽河的上源即西喇木伦河，史称“饶乐水”、“洛环水”，为历史上契丹民族的发祥地。正是由于两河相连的密切关系，为契丹民族活跃在辽北地区创造了极为便利的自然条件。

据不完全统计，辽北地区已发现的辽金时代遗址有381处（铁岭西北部24处，法库172处，康平185处）；城址27处（法库20处，康平7处）；墓葬15处（法库7处，康平8处）。数据表明，契丹民族在辽北地区活动源远流长，为辽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下面，从契丹建国前后两大方面，结合康法地区的文化遗存，对辽北地区的契丹经济做些初步分析，诚望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一、建国前辽北地区的契丹经济

契丹建国前大约经历了三个时期：古八部时期（东晋永和元年的345年—唐贞观元年的627年）；大贺氏时期（唐贞观二年的628年—唐开元十八年的730年）；遥辇时期（后梁开平元年的907年—916年阿保机建国前）。这三个时期，契丹经济的特点是：

1、古八部时辽北的契丹经济

在辽北地区有两种墓葬形式值得注意：1、陶罐盛骨葬。1982年7月在康平县胜利乡马莲屯沙场发现，鼓形罐，通体施滚轮篦齿纹。这种埋葬形式在康平县方家乡、沙金乡和柳树屯乡也有发现。2、陶罐盛骨灰葬。1985年在康平县海洲乡发现，双耳灰陶罐，腹上钻一圆孔，上盖定窑瓷碟，器物具有早期特点。对于这两种墓葬的时间定性，《辽史》上无文献记载，可是通过与契丹毗邻的突厥葬俗“取亡者之所剩之马及经用之物并尸俱焚之”及隋开皇末（600年）“别部四千余户违突厥来降，[1]高祖给粮遣还。[2]”表明旧时曾依附突厥，习俗应同。从这种墓葬的型制及葬俗表明契丹古八部时尚处在部落群主体阶段。《魏书·契丹传》载，契丹古八部“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匹絜部、黎部、吐六于部等各以其名马之皮入献天府，遂求为常。”[3]各部单独入贡北魏，说明他们尚未组成统一的权力机构。松散的各部落过着“草居野处，居无定处”的游牧生活，[4]养马和打猎为这一时期的经济特点。

2、大贺氏时期辽北的契丹经济

唐贞观二年（628年）以后，契丹已进入部落联盟的初级阶段。辽北康法地区，有两种墓葬型制值得重视：1、土坑穴竖墓。1982年在康平县胜利乡马莲屯沙场发现。该墓室长方形，有尸骨，头北脚南，西北角置一堆羊骨，东北角置二件陶罐。2、石室墓。1980年春在康平县沙金乡烟筒山发现的辽墓群。[5]长方形的墓室内有尸骨。出土的文物有绿釉鸡冠壶、白瓷花口盘等，共82件。另外，康平县沙金乡的太平庄也发现了辽墓群出土文物为黄绿釉陶胎单峰单孔鸡冠壶、篦齿纹陶瓶等器物。

二、建国后辽北的契丹经济

公元916年阿保机在龙化州（昭乌达盟八仙筒一带）建国称帝。辽北的契丹经济出现二大重要特点。

1、农业经济发展迅速

从阿保机称帝开始到辽圣宗耶律隆绪期间实行“因俗而治”，推行双轨官制：“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从而加速了契丹社会向封建制度发展的脚步。据史料记载：乾亨四年（982年）圣宗诏“诸州有逃产在田，许蕃、汉人承佃，供给租税”；统和七年（989年）圣宗诏，“燕乐、密云二县荒地许民耕种，免赋十年”。明显的印证了封建的租佃关系和赋税制度。还有两条：圣宗诏，“诸道民户应历以来胁从部曲（地位接近奴隶）者，仍籍州县”；“燕地饥疫，民多流殍，发仓廪，赈乏绝、贫民鬻子者庸而出之”。非常清楚，既然连卖身为奴都在禁止之列，那么奴隶制就没有立足之地了。许多投下州的奴隶转变为佃农，实行分地耕种，开始变成以租佃关系为主的佃农。法库县叶茂台的二台子是辽代渭州，康平县郝官屯乡的小塔子就是辽代的祺州，均为辽代的投下州，理所当然的卷入改制的浪潮中。

生产力的解放，必然推动生产关系的发展。史料记载，道宗时“仅东京道咸、信、苏、复等五十多城，所积米不下二三十万石”。这里的咸州今为开原，辖法库和康平两地，辽北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从中可见一斑。

2、货币经济始于辽

从辽北地区的原始文化遗存来看，尚未出现货币的流通形式，即使到秦汉时期仍处于原始社会时期，商品的交换形式也只能是以物易物 。据史料记载，北魏时，契丹人就与中原的汉人在和龙（今朝阳市）密云（今北京密云县）之间进行公私交易，南北人民各以其土特产进行交换。契丹诸部主要用盐、羊、牛、马及毛皮等换取中原地区的产绢布、瓷器、漆器。契丹古八部时期内部猪、羊等牧产品也有物物交换，而后才逐渐产生交换的媒介，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近些年来，康法地区出土的铜钱较多，如康平二牛乡下坎子出土的铜钱达六百多斤，法库包家屯乡出土一千一百多斤。这批古钱多为北宋铜钱，除此之外还有少量的金代正隆、大定铜钱，辽代“大安”、“大康太平”，唐代开元等铜钱。这些出土铜钱尽管已定为金代窖钱，但我们有理由证明辽北的真正货币经济始于辽。

“澶渊之盟”后，北宋铜钱大量流入辽境，正如北宋苏辙于大安五年（1089年）出使辽国后所说“北界别无钱，公私交易并用本朝铜钱”。[6]正是由于辽北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才换得等价媒介物——货币的大量涌入，后为金所用，才有如此之多的金代窖钱的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辽朝有自己的铸钱，但按《辽史·食货志》记“岁额五百贯，较之宋神宗时铸六百万贯，多寡相悬，故今世北宋钱最多而辽钱最为罕见”。又《辽钱录》说“辽圣宗前的钱币（包括非年号的正用品）极少”。就此我们认为辽北的货币经济应始于“澶渊之盟”后。也许有人说阿保机的父亲曾有鼓铸（铸钱）一说，但《古钱大辞典》无证，故《辽钱录》说阿保机的父亲仅是“开始准备铸钱”而已。

1603年，辽道宗执政期间，契丹内乱，两个昏君（道宗、天祚）最终断送了大辽的命运。公元1115年辽朝的“通（今昌图四面城）、祺（今康平小塔子）、双（今铁岭县境内）、辽（今新民县辽滨塔）四州八百户降金”。公元1125年大辽举国为金所灭。

纵观辽北地区经济的发展，可以肯定地说，以契丹族为主体，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及部分汉族在内的人民曾经做出卓越的贡献。如今“契丹”这一名号虽然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契丹民族则永生在兄弟民族的心中。正如那奔腾不息的辽河，生生世世永远同人们朝夕相处，相伴相生！

【注 释】

[1] 《北史·突厥传》.

[2] 《辽史四·表》952.

[3] 《遼史四·表》951.

[4] 《辽史·食货志》46.

[5][6] 《辽史·部族上》376.

【作者简介】

平 启（1967-）男，汉族，辽宁康平人，中学高级教师，契丹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