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朝晖

作为同乡和同学的胡适与陶行知，曾因共同推动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而结下深厚友谊，后却因对诸多公共事务的认识不同而日渐疏远。1936年后，两人以不同身份参与政事，他们的身份、立场和价值取向，都在不断加大两人的距离，双方的交流减少。1938年后，胡适和陶行知成为深交后的陌生人，陶对胡的各种讥讽、质疑、批评，胡再无回应。直至陶行知逝世，胡适都没有再对其做过任何文字或口头的评价。

1936年7月，胡适参加国民党庐山会谈，与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有深度交往。次年9月，胡以非官方身份到美国寻求支持，并于1938年10月正式就任中国驻美大使。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胡适与陶行知在美国、加拿大等地同样以非官方的身份宣传抗战，寻求支援。在出任大使四年后，胡适留美做了一段时间考据研究，1946年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陶行知则于1935年在上海参加救国会，1936年以救国会领袖的身份参与广西易帜；后受全国各界救国会之托，经香港到28个国家和地区宣传中国的抗战。1938年10月回国后，先后与蒋介石、宋美龄、冯玉祥、李宗仁、周恩来等人会见，宋美龄要他任三青团总干事未允；1940年后明显与中共接触增多，1941年参与创建中国民主同盟，1942年与邹韬奋、梁漱溟等人一起被踢出国民参政会。

1937年后，尤其是“七七事变”后的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各党各派之间空前团结，陶行知也明确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并与蒋保持了一段时间较紧密的联系，照常理，陶与胡在抗战后应当“友谊复苏”，事实上却无法回到从前的“管鲍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