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小白

到达北响堂石窟（河北响堂山石窟有南北之分）时，正值中午。万籁俱静，不闻钟磬声。据碑文记载，北齐文宣帝高洋常从邺城去夏都晋阳而往来于鼓山，于是在这里修建寺庙以便于巡幸。因此，北响堂石窟的开凿年代，大体在东魏末年到高洋执政期间。

石窟依山开凿，现存八窟，其中以北齐开凿的三窟即南洞中洞北洞最为重要。北洞为中心柱式塔庙窟，中心柱正侧面各开一龛，每龛均雕一佛二菩萨像。正龛坐佛宽肩鼓胸，体貌健壮，身着通肩袈裟，面带微笑，给人以亲切之感，拉近了人与佛的距离。这种雕像造型摆脱了北魏龙门秀骨清像的模式，体现出一种崭新的风格。

那么，为何这时佛像突然变胖了？

艺术革命的变数总是来自艺术传统之内和艺术传统之外，两者相互激荡共同决定新艺术形态的产生。回答上一问题，就要提到两个人：东魏的实际统治者高欢和南朝画家张僧繇。

高欢，是鲜卑化的汉族人。其控制的傀儡皇帝后魏孝武帝出逃洛阳投奔关中宇文泰，建立西魏政权。高欢另立元善见为皇帝（魏孝静帝），史称东魏。由于洛阳离关中太近不利于防守，高欢令孝静帝迁都邺城。据《洛阳伽蓝记》记载：迁都时，洛阳佛寺中大部分僧尼和能工巧匠都一同前往，邺城一带成为北中国佛教的中心区域。

根据陈寅恪先生的说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往往以文化来划分而非以血统来划分。高欢虽是汉人，却有一颗鲜卑的心。他不满北魏孝文帝以来推行的汉化政策，极力推行鲜卑化的生活方式。为适应鲜卑刚健有力的风尚，僧侣开始改变着装方式，褒衣博带变成了通肩与袒右式大衣。政治风向和生活习俗的转变，对北齐的石窟塑像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羸弱清秀的病态之美已不合乎统治者的口味。这时，我们前面提到的张僧繇就可以隆重登场了。

张僧繇是南朝最有影响力的画家，擅长人物画和佛画，与曹不兴、顾恺之、陆探微合称“六朝四大家”。与顾恺之、陆探微秀骨清像派不同，张僧繇十分注重表现人体的丰腴健壮，以刚健雄壮为美。这种艺术造型风格逐渐取代了秀骨清像派，开启了北方佛教艺术的新风尚。

中心柱南龛的胁侍菩萨像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此菩萨肌体圆润，左腿微曲，腰肢扭动，呈“S”型，体态优美。开始表现佛像的身体姿态，这是北齐石窟造像迈出的重要一步。

此刻，石窟里有不少前来烧香拜佛的善男信女。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不断被本土文化改造以适应信众，同时也与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哲学相融合。我想，佛教是求得解脱之道，不是烧香拜佛。佛教带给人的应该是法益，而非利益。

绕过人群，步入南洞。南洞又称刻经洞，洞窟内外皆刻有佛经。为何北齐要将佛经刻在石头上？这与当时佛教流行的“末法”思想有关。到了北齐时代，佛教僧侣认为末法时代已经来临，佛法包括佛经、佛像将被完全消灭。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以及北周武帝的灭佛运动，使佛教徒们对末法时代的来临更加深信不疑。于是，人们希望通过镌石刻经的办法，能够让佛法永驻人间。

来到中洞，主室方形平顶，中心柱仅正壁开一龛。龛内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像，菩萨脚下各立一匾，上书：“神通人世间”“佛光照人心”。佛法不是高悬的知识，是世间法。当佛教徒对佛陀生起虔敬心的那一刹那，他就会显现。佛陀以凡人之身诞生，同样与有情众生一样经历了世间烦恼和轮回之苦，而求得证悟之道。佛陀清楚地表明，他不曾是也不会变成完美的上帝或全能的造物者。这揭示了大乘佛教的核心思想—人皆有佛性，皆可成佛。这是一个相当励志的思想。

前来朝拜的人络绎不绝，他们燃起香烛，口中念念有词，进入一种神秘的仪式。烟雾袅袅升起，笼罩了佛塑周身。那些菩萨一下子活了起来，口吐莲花，腾云驾雾，赶赴一场人神共享的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