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 张薇

1976年7月29日，唐山大地震第二天，沈阳军区202医院的护士王宁夫随着部队的医疗组到了震区。他们从沈阳坐着卡车去的，在离唐山10多公里的地方，路塌了，所有人就背着医疗箱踉跄着走。

王宁夫被指派的救援点，是唐山火车站。那一年，他22岁，本来是不知忧愁的年纪，但在火车站前的广场，极目四望，却倍感仓惶。广场前原本有一栋四层楼的旅社，塌作一团，像一座土碑。领导吩咐他，你去土堆找一找，看看还有没有活人。

王宁夫爬上土堆，看见到处都是人—只露出一个头埋在废墟里，头皮却掉了—楼倒的时候，他们都被刮了头。王宁夫睁着眼，跑到这一个头旁边，又跑到那一个头旁边，往往复复，往往复复，但没有一个活着了。

地震之后，大概50多个因地震而截瘫的病人被送往王宁夫所在的医院，他也被分往截瘫病房帮忙。一位姓贺的姑娘，大学毕业刚三天，遇着地震，胸椎以下瘫痪。她央求护士王宁夫帮她给男朋友打个电话。

电话接通，男朋友问，“瘫了吗？”“我说瘫了。”“能不能治好？”“我说能。”

男朋友来了医院，王宁夫告诉他实话，治不好了。他抱着贺姑娘哭了一场，离开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她很漂亮的，人又高。”回忆到这里，已经是杭州市第一医院心脏中心主任的老专家王宁夫，扶了扶眼镜框，面露伤感。“这些以后我都要写进小说。”他下着决心，听起来不像一位医生，倒像是一位作家。

这并非说说而已，4年时间，医生王宁夫写了4本小说，一本犯罪故事，一本悬疑小说，一本医学破案，甚至还有一本喜剧故事。

一开始颇有些玩票性质，那是4年前，那些二十来岁的年轻学生，向他宣称看到的小说有多可怕，多重口。老专家王宁夫想，这有什么呢，我也能写，还能写得更可怕，更重口。于是，他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一本小说。

王宁夫圆脸，面白无须，戴着方框眼镜，一副斯文派头。没想到下笔却胆肥，第一本书叫《太平间里的恶魔》，被称为国内第一部重口味医学悬疑小说。主人公是一个恋尸癖，而发生地点则是医院的太平间。小说的主人公恋尸、吃人，拥有汁横四溢的力比多，疯狂又阴狠，一切都是王宁夫的反面。写出来，却吓到了认识他的人。医院里的护士小姑娘不愿和他坐同一架电梯，王宁夫的妻子也要他老实交代，那个主人公是不是你自己？“你是怀疑我吗？”“我就是怀疑你。”这没让他困扰，倒是有些心喜。

故事的主人公，原型是王宁夫同宿舍的室友，那还是“文革”时期，他们同在一家部队医院工作，后者正是太平间的管理员。王宁夫还记得最后抓捕他的过程，他们六七个人，趁他睡着时，用绳子一圈圈绕在他身上，然后同时用力一捆，对方就动弹不得—这是王宁夫平凡人生中最不平凡的经历之一。

这本小说名为《太平间里的恶魔》，出版后，“一个月内印刷六次，基本到了入库就发光。”小说的责编、东方出版社的王晓枫说。她称王宁夫是“国内医学悬疑小说第一人”。

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医德高尚，妙手回春”的锦旗，桌上摆着听诊器和血压计，书柜里是他撰写的大部头医学专著，唯一异样的，是办公室里到处堆着纸箱，那是小说出版后，出版社送来的样书。他的专家门诊，挂号费108块，有读者专门排队挂个号，见面了才说自己也没啥病，就是想来见见他。

如果不是决定写小说，医生王宁夫只会得到一个“勤奋”、“笔头顺”的评价，他是发论文的一把好手。但到了接近“耳顺”的年纪，他却不再满足于只是像专家一样研究“心脏内科学”，而是要从心脏入人心，写写人心的千奇百怪，像一个头一次握笔的少年人那样，兴致勃勃，无所顾忌，“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许多故事都是以他过往的从医经历为原型，加工再创造—在《安东医生诊室：蹊跷的死亡》一书中，他给主人公取名安东医生，而他自己的笔名是“安东宁夫”，安东是辽宁丹东的旧称，那是他的老家。

大概医生是最适合写故事的职业，生死之间的事，就没有平凡的。

他写自己抢救病人：病人突然心脏骤停，牙关紧闭，舌后坠，堵住了咽喉。眼看就要窒息死亡，他用手使劲掰他的牙齿，“咔吧”一声，两边上牙各断一颗，尖利的牙齿几乎刺破戴着手套的手指，顾不上疼，他急忙扯出病人的红舌头。

他写那些自己无能为力的事：因为付不起高昂的治疗费，病人逃离了医院;也有受不住疾病之苦，病人从医院的楼上跳了下去。

他也写那些不可思议的事：被抢救的病人醒来后说，自己当时漂浮在天花板上，看着他的一举一动，让他开始怀疑灵魂的有无。

“基本上他写的谁，原型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他的同事说。

他还写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30年前，他刚从军医大学毕业，分配到部队医院当住院医生。一位耳鼻喉科的医生会看相，他年少好奇，跟着学。学成之后，却祸从口出。一位来找他看相的妇人说，想让他看看自己老公的前途，王宁夫随口说了一句“和你差不多，平平常常”。却没想到，妇人是医院政委的儿媳妇，政委知道后大怒，“马上让他转业。”他四处申诉无果，军旅生涯就这么结束了。

王宁夫的四本小说均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王宁夫一直有些“脑洞大开”，不那么“循规蹈矩”。例如，人家西医大半对中医有些意见，他反而在小说里面披露治疗灰指甲的“老偏方”，那是他自己收集的，治好了自己，也拿出来和读者分享，“不吃药，不打针，没有副作用”，听口气就像个江湖郎中。

但他当然不是庸医，他是辽宁省第一个心内科博士，从年轻医生一路到专家、资深专家、科室主任。作为人才引进来到杭州，又是医院学科带头人，还是杭州市市委书记的保健医生。

“应该说在医学这方面，也算功成名就了吧。”王宁夫擅长的是心脏搭桥手术，手术过程中要一直用X光照相，需要穿戴三十多斤重的铅衣，然后将一个一米多长的导管从病人手腕处顺着血管伸到心脏附近，搭桥、安支架、疏通堵塞的血管。这需要超乎常人的专注和冷静，以及极为理性的心理建设。

“写小说，对我自己也是一种减压的方式。”王宁夫说，心内科常常接收的是危重病人，医生经常出急诊，实施抢救，成功了还好说，失败了时常面临医疗纠纷。而且，从2001年来到杭州，他就是科室主任，要挣出整个科室30多个医生护士的工资、奖金，还要上交医院规定的设备折旧费、房屋维修费、设备购置款、维修基金……所有人都指望着他，忙起来也是焦头烂额。

他一直连轴转，每周的时间排得满满的：周一上午查房下午手术，周二手术，周三专家门诊，周四研讨会，周五给学生上课，周末还要去各地开会……按道理王宁夫没有什么成为作家的时间，但他见缝插针：一群老专家从省城去县城出诊，坐在车里，要么闭目，要么谈天，他抱着笔记本电脑写小说，一个小时到县城医院，下车时候写了1800个字;他是博士生导师，学生在手术室操刀做手术，他隔着大玻璃在监控室坐镇，一边盯着手术进展，一边，还是写小说;自从开始写小说，出差也不爱坐飞机了，他偏爱火车，理由是，比如从北京到杭州一个来回，他可以在车上写两万字。

王宁夫挺享受这样的状态—既是医生，又是自如的作者。

有时候，小说是现实的补偿。在王宁夫的小说中，就有一起医疗纠纷，患者突然死亡，患者家属要求医院赔偿，作为主治医生的安东医生，强烈要求尸检，判定责任。小说中，最后尸检显示，是患者家属毒死了患者，骗取赔偿，一切水落石出。而现实中，这起当年的医疗纠纷，在患者家属的强烈反对中，尸检要求不了了之，医院赔钱了事。

有时候，现实又没法写进小说。在王宁夫的小说中，主人公安东医生是他心目中完美的医生形象，往往在最危急的时刻，拯救患者于垂危。但现实中，王宁夫也会无能为力。他是医院的医疗鉴定组组长，碰到过一起责任事故，“有一个医生值班，妇产科有个病人要会诊，心脏病发病了，打一次电话，他去了，去了以后看，问题不大又好了，就回来了。回来以后，第二次又打电话，说病人重了，这次挺重了，你再来看看，‘我刚看过，没事的，你们再观察观察，再处理吧。再打第三次电话，病人心脏停了，而且很重了，就说，您赶紧来，这病人重了，他说我都看过了，病人没事。结果撂下电话10分钟以后，病人心脏停了。停了以后，等到他去了以后，抢救不过来。”王宁夫气愤地说，“这就不配当医生。”

他一辈子都和医院打交道，小时候，父亲是家乡医院的院长，长大了自己也从医，又当了一辈子医生，已过“耳顺”之年，王宁夫常常回想往事，他经常提起的，是小时候被父亲惩罚的经历。父亲是医院院长，惩戒家属楼里调皮捣蛋小孩的方法，就是把他们关进太平间，“太平间里一个木床，上面铺的草垫，草垫上呢，就躺着尸体，有时候，太平间堆了很多尸体，地上都有。”这种很难不给人带来童年阴影的惩罚，童年的王宁夫没少经历，一开始是哭，是怕，后来就大条得很了，他在太平间里藏了玩具，自己玩。

半个世纪后，这样的经历就像一个隐喻，生死之间的岁月，他可以过得从容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