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欣

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指出，当某个强国兴起时，其周围的一些国家要么选择追随，要么选择联盟抗衡。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就充分利用了一些亚太国家面对中国崛起的这种心态。其中，除了日本、澳大利亚这两个传统盟国以外，美国还一直积极拉拢“金砖四国”之一的印度，并试图通过渲染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建立起美日澳印四国的战略协作关系。从目前来看，美国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响，四国间的关系也发展很快。但由于各自安全利益诉求的不同，这个被认为具有许多共同利益基础的共同体，并非一个枪口一致对准中国的“准联盟”。

“小北约”还是“准联盟”？

进入21世纪后，亚太地区的战略格局开始发生重要变化。中国的崛起以及周边相关国家对此的认知和应对，成为地区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重要动力。遏制、平衡、接触、联盟……不少国家的对外政策都在不断调整，一个重要核心就是试图抵消新兴大国崛起给国际秩序带来的新变化。其中，在美国和日本的大力推行下，建立一个由美日澳印构成的联盟，在这些战略互动中最为引人注目。

四国战略协同的倡议由来已久。早在2002年，印度学者马达哈夫·纳拉帕特就提出了“亚洲版北约”的设想。这位地缘战略系的教授认为，要将亚洲地区部分国家“拼凑”成北约那样的军事同盟，共同维护地区安全，重点就是要对抗和围堵中国。这一设想由长期坚持奉行“不结盟”政策且与美国谨慎保持距离的印度人提出，十分特殊，这样的战略构想也为四国合作启迪了思路。

四国战略协作的最积极提倡者和实践者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06年，安倍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时高调宣扬所谓“价值观外交”，鼓吹与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进行安全合作，提出“从战略出发召开日美澳印首脑或外长会议，为使普世价值观与亚洲其他国家共享而合作”，他还自己的著作中明确提到了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构想。安倍上台后，他本人及其政府高官到处宣传“价值观外交”、“自由与繁荣之弧”、“大亚洲伙伴关系”等概念。这些花里胡哨的政策宣传，其核心就是鼓吹和兜售美日澳印四国战略合作，因而也被称为“亚洲版小北约”。不过，这些提法很多时候被看做是安倍政府的外交噱头，特别是美国对此没有投入足够的战略关注。直至2012年安倍重新执政，恰逢美国也正推行以“再平衡”战略为重点的“重返亚洲”策略，安倍的四国战略协作构想面临绝佳机遇。他以首相名义发表名为《亚洲的“民主安全菱形”》文章，所提出“民主安全菱形”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的夏威夷组成，能够凭此应对中国的威胁，确保从印度洋地区到西太平洋的海洋安全。2013年再任首相后，安倍在其施政纲领中提出了“外交三原则”，即“战略外交，价值观外交和积极主动的外交”，这三个原则都与他之前极力推动的四国战略合作一脉相承，安倍也毫不讳言要以紧密的日美同盟为基轴，深化与澳大利亚、印度、东盟等国家的合作。

在四国战略协作关系的形成过程中，美国是重要的幕后推手，态度十分关键。美国的设想是，整合地区重要国家力量，形成适应中国“力量增强并向外辐射”这种新态势的战略布局，印度、日本都是同中国有着历史纠葛和现实领土领海争端的国家，更容易通过意识形态、安全利益等因素来拉拢。特别是印度的加入，是对美国传统同盟体系的重要补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07年，日美澳印四国举行了部长级初步会谈，之后还举行了四国联合军演，由此四国战略协作进入实质性阶段。自2008年开始，由于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加上印、澳两国的对华政策处于调整和修正期，四国合作曾在一段时间内又趋于平淡。之后，在美国“再平衡”战略、安倍修宪扩军等因素影响下，四国战略协作关系迅速升温，并在内部形成了四国联动、双边深化、三边拓展为特点的安全合作关系，四个国家彼此问也都建立起较高层次的战略伙伴关系，特别是日澳之间的安全合作一改以往“温吞水”的状态，持续向更深层次发展。可以说，四国关系虽然没有形成正式的军事同盟体系，但四国战略协作已经基本塑造出一个“战略利益共同体”，在个别领域甚至发挥着“准联盟”的功能。

印度：“喜马拉雅共识”高于“再平衡战田备”

四国战略协作中，印度加入最晚，地位最为特殊，并表现出极其明显的独立性。

早在“9.11”恐怖袭击之后，为在阿富汗执行军事行动，美国就与印度在军事领域开展了合作。当时，印度允许美空军使用本国边界地区的几个基地。近年来，随着美国加速推进“再平衡”战略，以及部分国家/地区对中国崛起的恐慌或敌视，印度作为一个与中国有着历史恩怨和现实纠葛且军事实力不可小觑的国家，其在共同围堵中国的合纵连横中，地位和作用十分特殊，身价倍增。美国需要印度平衡中国崛起，印度想从美国获得对印大国地位的承认和先进军事装备、军事技术。美印两国出于制约中国这一共同战略考虑，双边关系迅速升温，

对于印度而言，传统的“不结盟”政策是国家对外战略的基石，印度本身属于发展中国家，但又有一颗要成为发达国家的“心”，因此不结盟的特殊地位在很多方面赋予了印度更加灵活自主的优势，既能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头人之一，也不会因寻求世界大国地位而轻易招致西方世界的猜疑或排斥。2016年4月，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出访印度，这也是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第二次访问印度。卡特本人深知印度在平衡中国的战略中举足轻重，早在2015年就在五角大楼内部设立了旨在加强与印度合作的专门机构。他对此说得很直接：“在印度洋和亚洲太平洋地区，印度已经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和实力的力量”。在动身出发前卡特还表示，“我们希望（与印度）达成尽可能紧密和强劲的关系，因为其地缘政治位置”。果不其然，卡特此次访问印度，美国最大的收获是与印度达成了“原则上”同意两国签署军事后勤保障协议的共识，即将签署名为“军事后勤保障备忘录”的协议，这也为未来美印两军共享印度军事基地打开了方便之门。从目前透露出的信息来看，共享军事基地仅限于转运物资、人员休整、装备维修等，并不涉及美国在印度驻军。美国当前在印度洋地区活动主要依靠迭戈加西亚岛和吉布提的两个基地，如果未来能够使用印度的军事基地，无疑给美军在该地区的部署提供了又一个选择。

西方媒体评论说，美印达成的协议折射出印度在海洋方面对中国的戒心；而且考虑到印度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不结盟国家，印度此举实际上是在不结盟的基本国策上做出了重要让步，美国也似乎在“再平衡”中国的战略部署中抢得了先机。不过，我们要看到，尽管中印之间还存在领土争端和地区权势竞争，但是，中印关系有着典型的二元性，且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正处于拉锯较量阶段。近几年印度的确在南海问题上显得较为活跃，不仅和越南签署协议开发南海资源，印度军舰还多次向东挺进，试图在南海彰显存在。美国、日本等见此情景，深受鼓舞，认为印度能成为在南海共同构筑对华遏制战线的成员。不过，印度国内也在争论，很多人认为中印还是应寻求共存而不是独立，特别是不能受到美国挑拨，因为中印冲突的后果对两国都没有好处，反而会增强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印度前外交官鲁帕玛·拉奥在2016年3月发表文章建议，中印两国应走向“喜马拉雅共识”，即避免碎片状的地理格局对两国关系的制约，并在继承1954年两国倡导的“和平共处原则”上，打造一种新的、通往和平、安宁和幸福的和平共处理念。同样的观点也出现在海洋问题上。印度和中国在海洋安全上并不是零和竞争关系，某种程度上还存在共识，那就是双方都愿意看到海上通道保持畅通，但同时也都不希望自己国家安全所依赖的海上战略通道受制于人，特别是域外大国。因此面对国内关于印度未来是否要倒向美国的质疑，印度国防部长帕里卡尔强调，“印度不会拓展协议的适用范围”，印度也有权在任何时候收回军事基地使用权。

有趣的是，就在美印“暧昧”期间，印度还同时向中国释放出示好信号。印国防部长帕里卡尔刚和卡特热情握手拥抱完，就来到中国参加中印两军高层官员会谈。帕里卡尔此行旨在强化两国防务关系，重点讨论如何有效落实2013年10月签署的边境防务合作协议。印度《论坛报》称，帕里卡尔前往中国之前表示，他将向中国传递一个信息，“印度没有将中国视为敌人”，印度也不当美国反华的“排头兵”。《德干先驱报》称，印度在同意与美国共享军事基地后，想利用高层访问和会谈“平息北京的怒气”，缓解中国对印度、美国和日本在军事、政治等领域走近的担忧，新德里意图告诉北京，与美日的伙伴关系不是针对中国的。中国方面则安排帕里卡尔访问承担对印度方向作战任务的西部战区，这种安排既是一种大国自信心态，也体现出一种坦诚的安全互信。几乎同时，2016年4月17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中俄印外长第十四次会晤上，三国发布联合公报，公报提出三国承诺维护基于国际法原则的海洋法律秩序，该秩序显著体现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所有相关争议应由当事国通过谈判和协议解决，三国外长还共同呼吁全面遵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及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后续行动指针。媒体认为，这份公报表明了俄印两国支持中国的南海立场，是中国在南海争端中争取国际支持的努力；作为一种交换，中国也表示要高度重视印度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支持印度在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这也表明，印度还是希望通过非对抗方式来构建与中国的新型关系，特别是赢得中国对印度提升国际地位的支持。毕竟整体来讲，中印两国本身还没有威胁对方海上安全的意图和能力。印度的做法看似在中美两面下注，实则是要最大限度利用当前的有利态势为自己谋取更大战略收益。

近期中印关系出现稳定趋势，从一定程度上讲，正是印度前几年在南海问题上屡刷存在感的目的所在，即借打“南海牌”来推动中印两国博弈过程中的相互让步，也是两国近年来在边境爆发数次“帐篷危机”后进行的自我调整。毕竟，两国要的都是发展，而不是对抗。因此，只要中印两个发展中大国存有争取和平稳定环境的共识，美国要想挑动印度介入南海问题的如意算盘恐怕只是场单相思。

日澳：扛枪、扛旗各有所思

本世纪初，美国国内曾经出现一种思想，要在亚洲建立一个“民主同盟”，美国将通过领导亚洲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形成对中国等非西方势力的封堵压迫之势。之后类似的战略或思想也层出不穷，不过无论名称、形式如何变化，其中有两个关键的参与者没有发生改变，那就是日本和澳大利亚。美国要想单独遏制中国，代价无疑相当高，而且必将影响其在欧洲、中东等地区的战略部署。因此，联合盟友共同对付中国，是其最好的选择。不过，虽然日、澳在南海问题上都十分活跃，但心思各不相同，美国要想借此打造“铁三角”，并非一帆风顺。

首先从日本方面看，出于对中国天然的战略恐慌以及东海争端升级的考虑，安倍政府在跟随美国建立围堵中国的阵线方面显得极为积极。在东海，日本将自己包装成中国追求海上霸权的受害者，并介入南海争端，竭力促成东海、南海争端的联动，给中国设置更多障碍。日本还表示要向美国学习，派出战舰捍卫南海的“航行自由”。此外，随着对外军售的逐步松绑，日本正积极向急需更新潜艇部队的澳大利亚推销自己的“苍龙”级常规潜艇，美国则在背后撮合此笔军售。此外，引人关注的是，日本正在不断扩大与印度的双边安全合作，日印关系的升温也成为地区国际态势中不可忽视的战略动态。比如2014年两国签署了《防务合作协议》，2015年日本与印度达成了US-2水上飞机的销售协议。2015年，日本还应邀参加了美印海军的“马拉巴尔”海上联合军演（注：据称澳大利亚已同意今后也将参加此演习），在年底日印首脑会晤中，两国还就日本永久参加“马拉巴尔”军演达成了协议。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与印度发展关系时，总是不忘拿中国话题撩动印度的情绪，并试图借助印度高铁项目等经贸和投资合作，推动印度更深度地加入到美日澳战线之中来。作为战略伙伴关系的回报，印度则曾公开表示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并且两国还在联合国改革、入常、南海等问题上相互予以支持。而且在印度高度重视的安达曼一尼科巴群岛开发建设过程中，印度允许日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这一群岛是印度扼守印度洋东部战略通道的关键位置，更能对中国海上通道形成牵制。应该说，美国近几年来对日本安倍政府极其纵容，特别表现在对安倍推行右翼化政策听之任之，认为只要日本不对美国构成威胁，只要日本的枪口是瞄准中国的，美国就可以继续坐享其成。更何况，由于不可避免的权势衰落，迫使美国现在也只能鼓励日本这个在东亚最重要的盟友在军事安全上承担更多责任。不过，日本虽然热衷于当马前卒，但无论日本如何伪装，安倍为代表的日本人所持有的错误扭曲的历史观和战争观都使得很多亚洲国家难以接受其高调存在。美国越是鼓动日本，越会造成其他国家的顾虑；日本越是强调发展军力要扛起反华的“枪”，越会引起其他国家的警惕。因此，拥有强大军力的日本，固然能重拾昔日帝国的些许荣光，但与亚太国家间的隔阂也会日渐扩大，从而只能更依赖美国的支持。

再从澳大利亚方面看，与日本迫不及待要修宪“扛枪”不同，澳大利亚更愿意只是帮着美国“扛旗”。近3年多以来，澳大利亚在追随美国问题上表现得较为坚决，在批评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指责中国南海岛礁改造等方面引起了中方的强烈不满。澳大利亚一直自视为民主制度的代表性国家，在政治领域对其他亚洲国家怀有优越感，也是美国在南海维护“自由航行”行动的最早支持者。在今年的新版白皮书中，澳大利亚增加了国防开支，提出要添置潜艇、战机等先进装备，不过如果非要把这些都说成是受美国鼓动而针对中国的话，也尚有牵强。澳大利亚虽然愿意帮美国扛上民主同盟的大旗，但他也有自己的利益考虑。概括而言，澳大利亚正处于一种“搭便车”的选择困难症状：一方面，澳对中国军事实力增强有所顾虑，希望巩固强化美澳同盟，在安全问题上搭美国的便车；另一方面，澳又对中国引领的亚太发展机遇心存期望，念念不忘，想要在经贸合作等方面搭中国的便车。这种政策如果把握得好，可以在中美之间走钢丝、玩平衡，但如果三天两头地思前想后，则很可能然导致澳大利亚在战略选择上表现出模棱两可、自相矛盾的一面，甚至两头不讨好。和美国、日本不一样的是，澳大利亚地缘战略中的安全威胁其实和中国没有直接关系，特别是中国的海上活动（无论是军舰还是岛礁）都没有对澳大利亚构成实质性威胁。相反，不少澳大利亚人认为，真正可能让澳大利亚与中国成为敌人的，恰恰是澳大利亚将自己绑在美国对华战略的战车上。中美间如果爆发冲突，作为盟友的澳大利亚恐无法完全超然地置身事外。不过，澳大利亚出于巩固自身在印度洋一太平洋地域国际地位的考虑，也希望能加深四国在地区问题上的战略协作。除了与美国、日本传统盟友的合作外，澳大利亚与印度问的关系也在逐步升温，这也是两国对彼此地缘战略角色重新认识后做出的选择。自2009年澳印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以来，两国高层交往更加频繁，2014年印度总理莫迪还访问了澳大利亚，这也是时隔28年后首次有印度总理来访。

整体来看，虽然美日澳印四国业已形成较高程度的战略协作与互动，但是彼此战略目标的国家利益的差异，也使得四国目前不太可能成为亚洲版的“小北约”，更很难成为同心协力、坚决反华的战略盟友。在这当中，美国和日本敌视中国的心态最为强烈，特别是想从军事部署上对中国实行包围和威慑。澳大利亚处于相对中立的位置，更愿扮演中美之间的协调者，不想被逼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印度的外交地位最为灵活，各方均有求于他，能够借助独特地位左右逢源，换取更多交换价值，而一旦和中国的关系变成了公开对抗，印度就很难保留其灵活的进退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