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桑晓霓 安德烈亚斯·帕莱特

新生代企业家改变中国慈善文化

文/桑晓霓 安德烈亚斯·帕莱特

今年3月，耶鲁大学校长彼得·沙洛维访问香港和北京时发现，自己成了中国内地校友间竞争的受益者。但这一次争夺的目标不是入学，而是为了一个善行——向母校捐赠。

美国的常青藤大学近年来因招收中国中共重量级领导人的子女读书而备受关注，不过，中国最知名的一些投资人也接受过常青藤大学的教育。比如，毕业于耶鲁的有红杉中国创始人沈南鹏，以及创建高瓴资本的张磊，他的种子资金就来自耶鲁大学捐赠基金，而且这一数十亿美元的基金是以校内一条街道命名的。沙洛维访华期间，两位企业家与其他内地耶鲁校友不但竞相款待校长，还抢着为母校筹款。

沈南鹏和张磊都是中国内地新一代企业家中最耀眼的人物，这批人有相当一部分曾出国深造，然后学成归国。他们为自己创造了巨大财富，如今希望能进行回馈。

这群人大多非常年轻，“文化大革命”没有给他们留下累累伤痕，他们也有能力进行慷慨的慈善活动。互联网企业腾讯五大创始人之一、在中国慈善榜名列前茅的陈一丹表示：“我们是第二代人。我们没有父母那代人那么拼，我们习惯于更安定的生活。”

中国有着深厚的施舍传统，却被毛泽东的激进社会主义破除了。过去几十年里，虽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直到不久以前，这个国家深厚的慈善文化一直难以恢复。香港的中国公民社会和慈善事业专家谢世宏表示，直到十年前，慈善捐赠活动还受到国家控制，几乎全部集中在中共优先考虑的事情上，比如扶贫和救灾。但这十年来情况起了变化，并且正在加速转变。

谢世宏说：“过去十年里我们看到了新的慈善风气，它们受到了西方的强烈影响，正在改变共产党的慈善事业传统。从新的慈善法上就能看到这些影响，该法大大拓宽了慈善的传统观念。”

这套全新的规则旨在让捐赠变得更容易、更有吸引力，除了提高税收优惠，确立慈善机构的法律地位外，还简化了富人创建慈善基金会的流程，分析人士预计它将给中国的慈善局面带来重大变化。

虽然中国人均捐赠额仅相当于西方世界的零头，但绝对数量上升迅速，一些专家表示中国人的捐赠总额将很快达到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人们很容易将此纯粹归因于近年来中国人创造的惊人财富，以及他们在世界富豪榜上的攀升。据福布斯统计，中国现在有335名身价至少10亿美元的富豪，而在中国创办的《胡润百富榜》估计，这一数字为470人。

但是在亚洲，财富和捐赠并非总是相伴而行。比如在日本泡沫经济时代，日本的亿万富翁们占据了富豪排行榜，却没形成类似的捐赠潮流。在慈善捐助基金会2015年发布的“世界捐助指数”中，经济强国中国在145个国家中倒数第二，成绩相当糟糕，而相对不起眼的缅甸高居这一全球排名的榜首。世界捐助指数的依据是，每个国家近期从事利他活动的公民占总人口的比例。

中国的慈善事业主要由富豪们主导，这一点或许比西方更甚。据哈佛大学“中国慈善项目”近期一项调查，2015年8月至今，中国前100名慈善人士总共捐出了38亿美元。而在这些捐赠活动中，地方化是一大趋势，近60%的款项都捐给了捐赠者集团总部所在省份。

旧金山咨询公司Kordant Philanthropy Advisors的董事总经理袁诗钿表示：“在亚洲，人们坚信慈善事业从家庭、村庄和社区起步，逐渐扩大范围。”不过她也表示，随着捐赠者财富增长，随着企业和个人的联系越来越多，许多捐赠者已开始在国外物色捐赠对象。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认为，中国富人80%的捐款都给了海外。

虽然中国新一代慈善家多数生活在城市的高科技世界里，但也有少数例外，中国最大的乳业集团蒙牛乳业的创始人牛根生便是其中之一。牛根生在2004年建立了家族基金“老牛基金会”。为了资助该基金会，他在蒙牛上市后捐出了自己的全部股票和大部分股息。牛根生现在正加强与美国慈善组织的联系，包括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及大自然保护协会。

牛根生回忆说：“当时所有人包括我家人都认为我疯了。连比尔·盖茨都对我说，‘你在我前头’。我当初搞慈善时还没有人做这个。但20年后中国人人都会这么做。”老牛基金会现在有40亿元人民币（合6亿美元）可支配。

中国内地慈善事业的兴起是个极为有意思的现象，因为在亚洲许多地方，政府与捐赠文化之间关系紧张。从日本到新加坡，政府自豪于自己的家长式风格，认为慈善事业是一种自我放纵。在中国也一样，政府对许多慈善活动历来抱有怀疑，认为这些活动挑战了自己的权威，认为捐赠者往往怀有私人目的。

例如，教育历来是国家的专属领域。据现任教于美国大学的内地教授介绍，中国的大学校长通常在党内地位较高，对党的忠诚（而不是研究提议的可取性）可以带来研究经费，哪怕在与意识形态没什么关系的纯科学领域也是如此。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人对教育的尊崇部分来自道家学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换句话说，教育是自给自足的手段。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陈志武教授表示：“中国人向来尊重知识，其尊重程度在西方是无法想象的。”陈教授教过内地许多著名耶鲁校友。

几乎所有内地青年企业家和投资者都选择将捐助重点放在教育上，他们列举的理由结合了传统以及个人哲学。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说在他的脑海里，首席执行官的真正含义是首席教育官。马云与牛根生一样，优先考虑教育和环保方面的慈善事业。

沈南鹏说：“教育对我们的事业和生活都至关重要。对于每一个上大学的人来说，还有几万个人没有这种机会。而且我们出国后，接触到了捐赠文化，我们也想要回馈母校。”沈南鹏向耶鲁大学北京中心捐赠了1000万美元，红杉资本还将帮助形成一个面向本地管理人员的课程。他也捐赠了曾就读过的上海交通大学。他还资助医学研究项目，该项目将把他的两个母校更紧密地结合到一起。

提及中国教育系统对考试的强调时，沈南鹏表示：“我改变不了制度，但我至少能鼓励创新。”

腾讯基金会背后的低调推动者

1998年，陈一丹辞掉了深圳检验检疫局的铁饭碗，与四名中学和大学同学创建了腾讯控股，直到三年后他才告诉父母这一切。

15年后，陈一丹在2013年卸任腾讯首席行政官，改任终身荣誉顾问。不过陈一丹更自豪的是另一个头衔——他仍是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的荣誉理事长，该基金会是他在2007年创建的，他说这是中国首家由互联网公司创办的慈善基金会。

他还成立了陈一丹基金会，网站上的介绍写道：“……非公募基金会……以弘扬、复兴、繁荣中华传统文化与教育为宗旨。”

陈一丹的初次慈善经历并非完全自愿，当时深圳政府要求腾讯给农村学校捐赠旧电脑。从那以后，他和公司的慈善机构都经历了长足发展，得益于腾讯2000亿美元的市值令其创始人跻身于中国亿万富豪之列。

直到今日，腾讯每年都会拿出一定比例的利润捐给该慈善基金会。

不过很少有人能认出陈一丹，他为人相当低调。今年3月他给哈佛大学法学院学生做演讲，是他罕有的一次公开露面。他迄今最重要的捐赠是独立出资创办武汉学院，这是中国第一所民办非营利性学校。陈一丹以4亿元人民币（合6170万美元）创办这所学校，迄今共投入了22亿元人民币。

像许多同龄人一样，陈一丹相信教育可以改变人们的人生道路。他回忆道：“我最初是想把教育当作一个投资机会。后来我意识到我应该将它作为慈善事业来关注。我想……用创业精神来办教育，而不仅是捐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