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顺湛

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宏观对应的研究

□许顺湛

一、五帝时代解读

五帝是谁？我们相信司马迁确认的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历代的史学家多数人是支持司马迁的。我不仅赞成司马迁确认的五帝，而且还认为五帝不是传说时代，应该是一个历史时代。

对五帝的解读，从古到今在史学界一直分歧很大。一种观点认为：五帝是不同时代的一个具体的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它是不同时代的代名词，每一古帝都经历了若干世。由于基点不同，所以其结论则各异。把五帝分别作为具体的一代人看待，有些问题就无法解释。如下几点:第一，五帝都是享年一百多岁，甚至在位执政有一百年左右。帝舜在位50年，加上摄政28年，执政也达78年，其享年也在一百多岁。黄帝、颛顼、帝喾和尧都活到一百多岁，这是绝不可能的。在考古发掘中获得成千上万的人骨资料，从对人骨鉴定的数据看，能达到百岁的还无一例。按文献记载的周、秦、汉、唐直到明、清的帝王，康熙、乾隆各在位60年，这已经是凤毛麟角，没有一人在位100年左右的，更无一个帝王活到一百多岁。即使近现代，医疗条件如此之好，从全球角度来说，也没有一个国家首脑活到一百多岁，更没有人能执政百年。但是五帝时代的首领多是一百多岁的高寿，竟能取得历代有些史学家的认可，并写进他们的著作中，的确令人费解。第二，《国语·晋语四》中说：炎帝、黄帝都出自少典，可是《帝王世纪》中却说炎帝传八代五百三十年，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如果把黄帝作为一个具体人来看待，他虽然活了一百多岁，或者说“寿三百”,也不能与炎帝相隔五百多年代炎帝而有天下。例如，共工此人，在伏羲时代已经出现，后来与颛顼、帝喾都打过仗，到尧舜时被杀了，可是到禹时又与共工打仗，共工寿命如此之长，这可能吗？其实五帝是族团名称，也是族团领袖的世袭名称，是一个时代的代名词。这里只是举了两个小例子，但足以说明不能把五帝看成是不同时代的具体人。第三，《山海经》中提到“有季禺之国，颛顼之子”“有国曰颛顼，生伯服，食黍”“有国名曰叔士，颛顼之子”“有叔国，颛顼之子”。帝喾在《山海经》中被称为帝俊，由他生了不少国家，如中容之国、司幽之国、白民之国、黑齿之国等。一个具体的帝王怎么会生出来若干个“国”？这用传统的观念是无法解释的，只有另辟蹊径才能得到解释。主张五帝均是具体人的学者不要回避这个问题，仔细琢磨就会清楚的。以上三个问题不解决，把五帝作为具体人是很难成立的。因此，《竹书纪年》《帝王世纪》《路史》对五帝时代的记载就失去了基础，无法采用。

《通鉴外纪》记载了各家的说法，没有进行是非评说，比较客观。《纬书集成》的内容有许多是不可信的，但是确实有不少资料是有价值的。例如《易纬稽览图》说:“黄帝一千五百二十年，少昊四百年，颛顼五百年，帝喾三百五十年，尧一百年，舜五十年，禹四百三十一年，殷四百九十六年，周八百六十七年，秦五十年。”这一段话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把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与禹、殷、周、秦并列，同等看待，很明显这是把黄帝等古帝作为一个朝代看待，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时代看待，而且还提出了各个朝代的具体年数。《春秋命历序》中不仅提出具体年数，而且还对各古帝时代提出了若干世，如说：黄帝传十世，少昊传八世，颛顼传九世，帝喾传十世。这与藏传佛教中的达赖几世、班禅几世有些近似。但是达赖、班禅的“几世”与几辈人的含义相同，而古帝的“世”则不一样，只有政绩卓越的帝王并列入祀典的帝王，才作为一世对待，才计其数。《春秋命历序》没有说帝尧是几世，但有一句话值得研究，如说“帝喾传十世乃至尧，后稷为尧官，则姜嫄，帝喾后世妃”。这是把帝尧归入帝喾十世之中。《春秋命历序》与《易纬稽览图》合起来形成了更为完整的理论框架。

确认五帝时代，必须对少昊有一个合理的交代，否则五帝时代就无法认定。多数学者都认为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即少昊文化，他与黄帝的关系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是族属关系，一种认为是被黄帝战败后扶持起来的领袖。不论哪一种说法，少昊都晚于黄帝，这与史书上把少昊排在黄帝之后是一致的。关键是颛顼排在少昊之后，使人们很自然想到黄帝之后颛顼之前还有一个少昊几百年。但司马迁的《五帝本纪》清楚地说：“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帝颛顼也。”这就是说颛顼是继承黄帝的，那么少昊几百年挤到哪里去了？《国语·楚语下》说 :“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颛顼受之。”注说 :“少昊氏殁，颛顼氏作，受，承服也。”《帝王世纪》说:“颛顼生十年而佐少昊,十二年而冠，二十年登帝位。”此事好像是个谜，其实很清楚：少昊挚受命于黄帝，在少昊族团中做了领袖，他的地盘主要在海岱地区，并没有代替黄帝而有天下，黄帝仍然是中原地区的领袖；黄帝与少昊有几百年时间在不同地区是并行存在发展的。直到黄帝末年少昊也处于衰败时期，不仅继承了黄帝，而且也继承了少昊，这就是史书记载出现分歧的原因。

少昊问题的纠葛明白了，下边对五帝的年代就少了一个绊脚石。《春秋命历序》把尧列入帝喾十世之中，帝挚9年，在尧前，也归帝喾十世年代之内，因此尧和挚在位积年只有与帝喾合并一起计算。舜的年寿应该是几代人，但是在位年数还是作一世50年计算为宜。古本《竹书纪年》说：“黄帝至禹为世三十。”舜在尧时摄政28年后执政50年，禹在尧舜时已经是联邦中的重要成员，在舜执政后，禹曾摄政一个时期，之后代舜而有天下。禹与舜不仅是同时期人，而且同朝执政(摄政),黄帝至禹为世三十，也可以说黄帝至舜为世三十。但是古代学者对五帝的“世”数说法不一，如黄帝有18世、10世两说，颛顼有19世、9世、20世三说，帝喾有20世、10世两说。帝尧归入帝喾世，不计。舜禹合为一世诸多不同说法，我选定黄帝10世、颛顼9 世、帝喾 10 世(含尧)、舜(禹)1 世，这样加起来正符合古本《竹书纪年》“黄帝至禹(舜)为世三十”的说法。

关于五帝若干世的积年，其说法也不一致，黄帝有2520年、1520年、400年三说，颛顼有350年、500年两说，帝喾(含尧)有350年、400年、300年三说，帝舜50年一说。对各帝积年认定的确有难处，孰是孰非很难找出证据来说明。我过去发表的文章，把黄帝时代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大河村类型相对应，把颛顼、帝喾、尧、舜与河南龙山文化相对应，这其中假设性的成分虽然很大，但是我对五帝积年的选定，是出于考古学考虑的。另外，还有一点是《汉书·律历志》中的一条材料对我很有启发。如说：“寿王及待诏李信治黄帝《调历》，课皆疏阔。又言黄帝至元凤六年六千余岁。丞相属宝、长安单安国、安陵桮育治终始，言黄帝以来三千六百二十九岁，不与寿王合。”这一段话是通过历法的计算，把黄帝在元凤三年的基础上，推到6000多年前是不可信的，往前推到3629年是可信的。有基点向上推算这是最重要的一条材料。元凤三年为公元前78年，言黄帝以来3629年，即公元前3707年。但是这个数字只是黄帝制定历法的年代，黄帝的年代一定要早于它。这个数字与考古学结合，当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年代范围之内。根据上述情况，我对五帝年代的选定如下：黄帝10世1520年，颛顼9世350年,帝喾10世400年(包括尧),帝舜1世5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夏始年(禹代舜后)定在公元前2070年。为了方便计算，我把夏始年定在公元前2100年，在此基点上，加上帝舜50年，即公元前2150年，也即公元前22世纪。再加帝喾(包括尧)400年，即公元前2550年，也即公元前26世纪。再加颛顼350年,即公元前2900年，也即公元前29世纪。再加上黄帝1520年，即公元前4420年，即公元前45世纪，距今6400余年。这就是说黄帝始于前45世纪，即在距今6000年前。由此可以排出这样一个五帝时代框架：公元前2150至公元前2l00年为帝舜代；公元前2550至公元前2150年为帝喾(包括尧)代；公元前2900至公元前2550年为颛顼代；公元前4420至公元前2900年为黄帝代。其实我这个观点早已向学术界公布，巧合的是，2005年8月，我接到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院博士生导师赵永恒先生的一封信，信中说:“我读过您的《考古论集》和《五帝时代研究》，您提出的五帝年代框架，即颛顼在2900BC、黄帝在4400BC左右，这与我利用天文年代学方法得到的相当一致。”同时，他还寄来了在《科学》杂志2004年06期上发表的 《利用天文学方法确定颛顼的历史年代》的文章。他找到了“朔日”“立春”“五星会聚”在同一日出现，确定“颛顼的历法”起始日为公元前2807年2月全6日。”赵永恒教授用天文学方法推算出颛顼的历法起始年代和黄帝始年，与我用文献推算不谋而合，也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青台“仰韶文化”遗址

二、考古学文化宏观对应

五帝年代框架大体确定了,与考古学文化宏观对应就有了基础。我对考古学已公布的碳14测年数据曾进行过梳理，将早于五帝年代框架的称为“前五帝时代”。据此，各地区的考古的考古学文化宏观对应状况综述如下：

（一）豫、晋、陕、鲁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1.河南省境内。裴李岗文化汇集了22个数字，其年代均在公元前 5000年以前，即距今7000年以前，超出五帝年代框架，属于前五帝时代。登封双庙沟有4个数据，超出五帝年代上限。淅川下王岗仰韶文化遗址有两个数据，跨入前五帝时代。安阳后岗类型仰韶文化有5个数据，属于黄帝时代早期。在三门峡和洛阳辖区经过发掘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王湾类型遗址，有5个数据，最早为公元前3900至公元前3780年，最晚的为公元前3013至公元前2708年，其下限伸入龙山文化早期，相当于颛顼时代，从总体看全在黄帝时代范围之内。荥阳点军台、青台遗址有16个数据，与大河村遗址数据一样，全在黄帝时代中晚期范围之内。河南境内发掘的龙山文化，后岗类型14个数据、王油坊类型9个数据、煤山类型14个数据、王湾类型7个数据，其具体年代均与颛顼、帝喾、尧、舜的年代相对应。

2.山西省境内。仰韶文化有5个中晚期数据，与黄帝时代中晚期相对应。庙底沟二期和龙山早期有16个数据，晋中6个，晋南10个。垣曲古城龙山文化有8个数据，属于龙山文化中晚期。陶寺类型遗址有34个数据，其早期大体为公元前2900年，其末期大体在公元前1700年，上下延续1200年之久。其早期与庙底沟二期文化约同时，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早期。其中期、晚期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中晚期。其末期延伸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如果对照五帝时代，它的早期相当于颛顼时代，中晚期相当于帝喾、尧、舜时代，其末期已延伸到夏代。

3.陕西省境内。老官台文化(包括李家村文化)有13个数据，分布在4个不同地点的遗址中，其年代均在公元前5000年以前，属于前仰韶文化，超出五帝年代框架的上限，可以称为前五帝时代。陕西仰韶文化早期，包括北首岭下层和半坡类型，有17个数据，其上限可以达到公元前5000年，其下限可至公元前4000年，上下延续1000年之久。对照五帝年代框架，多数数据均属前五帝时代，个别数据与黄帝时代早期交叉。陕西仰韶文化中期(包括庙底沟类型、史家类型 )有12个数据，其中庙底沟类型6个、史家类型两个、未确定类型的4个，其上限可达到公元前4000年，其下限多数可至公元前3500年，属于黄帝时代中期。陕西仰韶文化晚期有7个数据，均与黄帝时代晚期相对应。陕西龙山文化早期有10个数据，其中8个数据为庙底沟二期文化，有两个数据判定为龙山早期，其上限可达公元前3000年，下限为公元前2500年，与颛顼时代正相对应。陕西龙山文化晚期有8个数据，多数年代数据与帝喾、尧、舜时代相对应，个别的数据与夏代交叉。

4.山东省境内。西河文化有4个数据，上限为距今8500年前，下限为距今7000年左右，后李文化有两个数据，分别为距今8163年，距今7815年，北辛文化有13个数据，其上限可达距今7500年，下限可至距今6200年，多数数据为前五帝时代，个别数据与黄帝时代早期交叉。白石村类型遗址有8个数据，其上限距今6000年，下限可至距今5000年，基本上与黄帝时代相对应。大汶口文化共有51个数据，其中早期的数据20个，中期数据19个 ,晚期的数据5个 ,末期的数据7个。大汶口文化早中晚的年代为距今6200-4600年，对照五帝时代，基本上可与黄帝、颛顼时代相对应。大汶口文化末期，大体与帝喾、尧、舜时代相对应。龙山文化有29个数据，其中早期5个，中期的11个，晚期的13个。龙山文化早期数据与大汶口文化晚期交叉，晚期数据已与夏文化年代交叉，在山东实际是与岳石文化年代交叉。山东龙山文化的上限为公元前2700年前后，下限可至公元前2000年前后，从整体看山东龙山文化与颛顼、帝喾、尧、舜时代相对应。

（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1．湖南、湖北两省境内。皂市下层文化、城背溪文化的数据，均为公元前5000年前。皂市下层文化、城背溪文化属于前五帝时代。大溪文化有12个数据，其中少数数据在公元前4200年以前，多数为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之间。大溪文化与黄帝时代相对应。屈家岭文化有9个数据，其年代大体为公元前3100年到公元前2500年。屈家岭文化与颛顼时代相对应。石家河文化有8个数据，可以确认为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石家河文化与帝喾、尧、舜时代相对应。

2.安徽省境内。新石器时代文化有8个数据：其中定远侯家寨有两个数据，均在公元前5000年以前，属于前五帝时代；亳县傅家沟的数据属帝喾时代；其他数据均属黄帝时代。

3.江西境内。新石器时代文化，收录了4个数据：其中山背文化有两个数据与黄帝时代、颛顼时代相对应；万年仙人洞有两个数据，为公元前8920年 、公元前6875年，属于前五帝时代。

4.浙江省境内。河姆渡文化有27个数据：其中公元前5000年以上的有8个数据，公元前4000年以上的有16个数据，公元前 3500年以上的有3个数据。河姆渡文化上下延续1500年，对照五帝时代,大部分数据属于前五帝时代，少数数据与黄帝时代相对应。

5.浙沪地区。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共有20个数据：其中马家浜文化9个数据，崧泽文化1个数据，良渚文化10个数据。马家浜文化上限可达公元前5000年，其下限可至公元前3600年。崧泽文化为公元前 3620—公元前3345年。良渚文化上限可达公元前3400年，下限可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马家浜文化一部分数据属于前五帝时代，一部分数据可与黄帝时代早期相对应。崧泽文化可与黄帝时代中晚期对应。良渚文化可与黄帝时代晚期、颛顼、帝喾、尧、舜时代相对应。江苏境内新石器时代文化，收集了17个数据：马家浜文化12个数据，崧泽文化两个数据，良渚文化3个数据。江苏马家浜文化其上限为公元前4300年，低于浙沪马家浜文化年代，其下限为公元前3500年，也低于浙沪马家浜文化。江苏崧泽文化为公元前3700至公元前3500年。江苏良渚文化其上限为公元前3500年，下限为公元前2400年，略高于浙沪良渚文化对照五帝时代，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与黄帝文化早中期相对应，良渚文化与黄帝时代晚期和颛顼时代相对应。

（三）两广、闽、台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1.广东省境内。新石器时代文化，有14个数据，其中石峡有3个数据，上限为公元前2900年，下限为公元前2200年，相当于颛顼、帝喾、尧、舜时代。其他未明确文化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11个数据，其中有3个数据均在公元前4000年以前，有5个数据为公元前3000年以前，其余3个数据为公元前2500年。从整个数据看,基本上与五帝时代对应。

2.广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有5个数据，其中有1个数据为前五帝时代，其余4个数据在五帝框架之内。

3.福建省境内。贝丘遗址，有8个数据，均在公元前5000年以前，有3个数据相当于中原仰韶文化晚期，与黄帝时代晚期相对应。武夷山的棺木年代大体与尧舜时代相对应。昙石山文化陶器虽然全是手制，但其年代与中原的夏代约同时。

4．台湾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有13个数据，其中3个数据为前陶新石器时代文化，即只有磨制石器，还不会制造陶器，它的年代相当于中原的仰韶文化早、中期。大岔文化有两个数据,相当于中原的商代。圆山文化有3个数据，相当于中原的夏商时期。凤鼻头文化有5个数据，相当于中原的商周时期。大概在黄帝时代早期，台湾地区还处在前陶新石器时代。

（四）云、贵、川、藏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1.云南省境内。发现旧石器地点不少，但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比较少。已发掘的有滇西的宾川白羊村遗址、元谋大墩子遗址、滇池周围的晋宁石寨山遗址、昆明的官渡遗址和永仁菜园子遗址。白羊川遗址有两个数据，其中一个是公元前2036—前1779年。以上这些数据大体相当于舜禹时期。

2.贵州省境内。新石器时代遗址正式发掘不多，平坝水虎山遗址有两个数据，一个为公元前 6390年(未经树轮校正),另一个为公前2853—公元前2459年。前一个数据为前五帝时代，后一个数据相当于颛顼时期。

3.四川省境内。新石器时代文化遗产比较丰富，有6个数据。最高的是广元邓家坪遗址一个数据，为公元前3503—公元前2973年，折中为公元前3218年。最低的是绵阳边堆山遗址一个数据，为公元前2330—公元前1630年，折中为公元前1980年。前一个数据相当于黄帝时代晚期，后一个数据约为舜禹时代。

4.西藏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吕都县卡若遗址测定了24个数据，其中公元前3000年以上的有6个数据，公元前2500年以上的有9个数据，其余均在公元前2500年以下，最小的数据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拉萨曲贡村遗址为公元前1414—公元前1162年。卡若遗址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到龙山文化晚期，但其文化水平相差甚远。曲贡村遗址的时代与商代后期相当，但还属新石器时代文化。从时代说卡若遗址与黄帝时代相对应。

山东龙山文化遗址

（五）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内蒙古境内的兴隆洼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1.甘肃、青海两省境内。早期遗址主要是甘肃大地湾一期文化，有4个数据均在公元前5000年以上，属于前五帝时代。甘、青地区的仰韶文化有11个数据。这里，仰韶文化与陕西渭河中下游的文化类型和特征完全一样，属于同一文化系统，同一文化能够与黄帝时代完全对应。渭河上游的师赵和石岭下遗址14个数据，其中有6个数据都达到公元前4000年，有8个数据的下限均在公元前3000年以上，与黄帝时代完全对应。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有31个数据，其中马家窑类型18个数据，有一个数据偏高存疑，公元前3000年以上者有10个数据，最高的为公元前3493至公元前3100年。公元前2000年以上的数据有7个，最高的是公元前2882—公元前2540年。这些数据相当于黄帝时代晚期和颛顼、帝喾、尧、舜时代。半山类型有6个数据，其中最高的是公元前2870—公元前2470年，最低的是公元前2470—公元前2039年，相当于颛顼、帝喾、尧、舜时代。马厂类型有7个数据，最高的是公元前2855—公元前1979年，最低数据是公元前2180—公元前1890年，与帝喾、舜时代相对应。

2.新疆地区。亦有不少数据，但多达不到公元前2000年。

3.宁夏地区。在海源曹洼发掘了一处马家窑文化遗址，有3个年代数据：公元前3340—公元前2616年，公元前3361—公元前3039年，公元前3091—公元前2788年，大体与黄帝晚期相对应。海源菜园村的林子梁和马缨子梁遗址有15个数据，最高为公元前3030—公元前2782年，最低为公元前2016—公元前1789年，从总体看，相当于颛顼、帝喾、尧、舜时代，有的伸入夏代。

（六）河北、内蒙古、辽宁、黑龙江、吉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

1.河北省境内。亦有16个年代数据，其中有3个数据均在公元前4500年以前，属于前五帝时代，有两个数据晚到夏代。龙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5个数据与颛顼和尧舜时代相对应，其余6个数据均属于黄帝时代。

2．内蒙古地区。兴隆洼新石器时代文化有5个数据，其上限可达到公元前6000年，其下限到公元前4500年，属于前五帝时代。赵宝沟文化7个数据，其中3个数据达到公元前5000年,有4个数据接近公元前5000年，属于前五帝时代。红山文化有3个数据，其中敖汉旗兴隆洼两个数据，即公元前4714—公元前4463年、公元前4501—公元前4348年,属前五帝时代，五道湾的数据为公元前3039—公元前2894年。富河文化为公元前3510—公元前3107年，均相当于黄帝时代晚期。小沿河文化有3个数据，跨颛顼、帝喾、尧、舜各代。内蒙古河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有11个数据，其中属于仰韶文化的有4个数据，均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可与黄帝时代对应。龙山文化有74个数据，早中晚期均有，与颛顼、帝喾、尧、舜时代对应。

3.辽宁省境内。建平牛河梁红山文化有4个数据，喀喇沁左旗东山嘴有1个数据，均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相当于中原仰韶文化的晚期，与黄帝时代中晚期对应。阜新查海文化有2个数据，分别为距今7600年前和距今8000年前；沈阳地区的新乐文化，距今约7000年；以上均属前五帝时代。东沟后洼文化下层有4个数据，全为公元前4000年以前，属于黄帝时代早期。

4.黑龙江省境内。昂昂溪文化，其时代相当于辽宁的查海文化，属前五帝时代。新开流文化的时代为公元前4239—公元前3995年，属黄帝时代早期。

5.吉林省境内。新石器时代文化有10个数据，最早为公元前4350—公元前3990年，最晚为公元前2551—公元前2280年,与五帝时代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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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束语

以上所录用的测年数据并不完全，有许多新数据均未能查录。有的文化延续时间较长，能跨越几个历史阶段，不容易断开，只能依其主导多数笼统地对应。有的文化没有见到测年数据。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年代对应，多是大体相当，无法严格要求。有些考古学文化在今后工作中可能还会出现变数，也在预料中。我这样做的用意，主要是想给人们以宏观上的大体概念。我把中国历史区分为三大阶段。秦汉以后直至明清称为帝国阶段，夏商周三代称为王国阶段，五帝时代称为邦国阶段。五帝以前称为前五帝时代。五帝时代应该作为历史时代看待，五帝即相当于后来的五个朝代，但是不少地方比较模糊，没有后代王朝清晰，尽管如此，还是作为五个朝代看待比较合适，否则那么多的考古学文化就无法与中国历史对接，没有历史归属的考古学文化会使人眼花缭乱。前边我提到的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都是前五帝时代和五帝时代文化，或者称为相当于五帝时代文化，但是不能称为五帝文化。如果要确认五帝文化，那是一个更加深入的难度更大的新课题。我曾著文把黄帝文化与庙底沟类型和大河村类型的仰韶文化宏观对应，颛顼、帝喾、尧、舜文化与中原的龙山文化宏观对应。不少学者都认为太昊、少昊文化可能是大汶口文化。与五帝同时代的蚩尤、共工、祝融、三苗等许多著名族团，都需要与具体的考古学文化对应。有不少学者在这些方面进行了探索。在探索初期阶段，必要的联想和假设是不可缺少的，希望学者们在宽松的气氛中各辟蹊径、努力钻研，最后达到殊途同归。

（作者单位：河南博物院）

［责任编辑 秦秀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