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谦

黄帝精神的核心是创新

□李伯谦

仰韶文化大河村遗址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是指一个人，还是指一个族，尽管学术界有不同说法，但它在历史上确实是存在的，并非无中生有的虚构。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记载，周灭商后，“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礼记·乐记》亦有类似记载，不过说的是“封黄帝之后于蓟”。封的是“祝”还是“蓟”，抑或是别的地方，它们具体又在何处，都可以研究，但这个记载至少说明，至迟在商代晚期即已有关于黄帝的传说，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战国文献中才出现黄帝这个人物。

黄帝是三皇五帝传说中的五帝之首，《商君书·画策》云：“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殁，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君臣上下之仪、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匹配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可见，黄帝时代正处于由基本平等的原始社会向分层的阶级社会转型的时期。这个时期，相当于中国考古学会前理事长苏秉琦先生所说的“古国”阶段，王震中先生主张的“邦国”，我所说的“酋邦”阶段；大体对应于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至庙底沟二期文化或曰早期龙山文化，其时代为距今5000年至4500年或4500年至4300年。

我在参加 “黄帝文化与现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讨会写的发言提纲中曾说，纵观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程，在每一重大历史转折关头都会出现一位或数位引领社会发展的伟大人物。黄帝就是由基本平等的原始社会向阶级国家社会转型时期涌现出来的伟大人物。之所以说他是伟大的人物，是因为他为人民为社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见于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和相关先秦史籍记载的黄帝事迹有：

战阪泉，败炎帝；战涿鹿，诛蚩尤；“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史记·五帝本纪》。下同）通过战争，实现了部族联合和团结；“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举风后、力牧、帝先、大鸿以治兵。”任命行政、军事长官，建立了初级行政、军事机构；

发明宫室、舟车、杵臼、耒耜、铫锄、弓矢、规矩、衣裳、釜甑……普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处处事事初显文明气象；

创制历法，敬授农时。《世本·作篇》：“黄帝使羲和作占日，常仪作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首作证算数，容成作调历”；

改进农业、畜牧业。《史记·五帝本纪》有“治五气，艺五种”“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

弃用结绳记事，发明文字记事。《世本·作篇》记载，黄帝使“沮涌、仓颉作书，沮涌、仓颉为黄帝左右史”。

黄帝声名远播，万民景仰。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当属不虚。

黄帝的功业当然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的，而是集体努力的结晶。但作为部族首领，他也一定是这些事业的主导者、领导者。他之所以能够成功，从他的事业作为可以看出：

一是他处处为自己的人民、部族、囯家利益着想，因而能得到他们的响应和支持，一呼百应；

二是能够洞察社会发展潮流，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三是能够在原来取得成绩基础上，大力创新，开创新局；

四是能够处处带头，严格要求自己，身体力行，从自身做起。

以上四个方面都体现着黄帝精神，简单来说，黄帝精神就是：爱民爱国，顺应潮流，革故创新，身体力行。而核心则是创新。

轩辕黄帝像（武梁祠石刻）

回顾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创新的历史。从基本平等的部落社会向阶级国家社会转型的时期，正是以黄帝为代表的上述系列创新举措，才促使苏秉琦所说的“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的“古国”的出现；传说中尧、舜、禹的一系列创新举措才促使真正科学意义上 “王国”的诞生；没有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郡县制及统一文字等一系列创新措施，不可能造就出一个秦“帝国”并绵延两千余年；不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抛头颅洒热血的辛亥革命，难以推翻几千年的帝制创立民国；没有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不懈斗争，不可能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并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没有从邓小平到习近平几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推行的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路线，也不可能开创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历史是一面镜子，对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都应该给以总结，对每一位历史转折时期的领袖人物都应该给以总结。历史是相通的，在中国文明初始时期黄帝的创新精神至今仍有现实意义。让我们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下，团结起来，投入创新兴业的社会主义建设洪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责任编辑 秦秀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