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拓

伊拉克南部古遗址考察见闻

□刘拓

伊拉克所在的两河流域，是世界文明最早的起源地之一。不同于埃及和中国文明相对而言的封闭性，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各方势力逐鹿的中央地带，人群如走马灯一样更换，留下了数量和种类都让世界其他地区叹为观止的历史遗迹。2014年下半年，“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西北部兴起，迅速占领了尼尼微省和安巴尔省的大部分地区及萨拉赫丁省的北部，并于2015年2月开始，有计划地摧毁新亚述时期的尼姆鲁德 （Nimrud）、豪尔萨巴德（Khorsabad）以及安息时期的哈特拉（Hatra）古城，大肆破坏当地博物馆和伊斯兰教、基督教文物及古建筑，种种暴行发生在这样历史厚重的土地上，让人深感痛心。2015年3月，作为对恐怖组织行为的抗议，关闭12年之久的伊拉克国家博物馆重新开张。借此契机，笔者在2015年7月，走访了伊拉克南部政府控制区的重要遗址、古建筑和博物馆。受篇幅所限，略去古建筑和博物馆的部分，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当地大遗址保护工作的现状和展望。

在自然地理上，以如今的巴格达（Baghdad）和萨迈拉（Samarra）一线为界，伊拉克两河流域大体分为北部亚述（Assur）和南部巴比伦（Babylon）两个部分，南部地形极为平坦，而北部河流比降稍大，至摩苏尔（Mosul）以北进入山地，自然地理的差异也造就了巴比伦和亚述地区在建筑外观上的一些不同。巴比伦地区以两河时期的宗教圣城尼普尔（Nippur）为界，又可分为两个部分：南部是苏美尔人最初的活动区域，也是两河文明最早的诞生地；北部是阿卡德人兴起之处，在苏美尔人退出历史舞台后，又成为巴比伦系列文明的中心。本次的考察最北只到萨迈拉，没有涉及北部亚述地区。

伊拉克纷繁复杂的古代历史，简单说来以公元前539年居鲁士大帝灭亡新巴比伦、公元637年阿拉伯人攻破萨珊波斯首都泰西封（Ctesiphon）、公元1258年蒙古人灭亡阿拔斯王朝几个重大事件为界，可以分成四个阶段。居鲁士之前是独立发展的两河文明时期，遗留下众多的古代城址，本次考察涉及了乌鲁克（Uluk）、乌尔（Ur）、基什（Kish）、尼普尔、巴比伦、波尔西帕（Borsippa）六个重要的遗址。居鲁士之后，两河流域成为东方波斯帝国的附庸，从此失去了独立文明的地位，但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后的塞琉古、安息、萨珊波斯王朝，各个帝国的首都依然建立于此，笔者考察了著名的泰西封遗址。阿拉伯人到来之后，库法成为半岛外第一个首都，虽然倭马亚王朝迁都大马士革的时间很短，但其后的阿拔斯王朝则回迁到这里建立新都，萨迈拉遗址和巴格达城中遗留的阿拔斯时期建筑，是伊斯兰教早期不可多得的瑰宝。蒙古人的入侵，让两河流域失去了持续4000多年的区域中心地位，然而这里依然是什叶派穆斯林的圣地，分布在巴格达、卡尔巴拉、纳杰夫、萨迈拉的四座伊玛目圣墓，在建筑上也颇为可观。

首先说一下笔者看到的几个两河文明时期大遗址的现状。以南部居中的尼普尔遗址为例，它位于迪瓦尼耶（Diwaniyah）城东约50公里的荒漠中，由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改道，当年的城市现在已经离河很远，完全不适合人类居住。两河地区的地势极为平坦，天地交界通常是一条直线，因而十几公里外就能看见遗址，那其实只有20多米高的土丘——这是两河诸遗址在视觉上给人的第一印象。

尼普尔面积很大，没有围墙，在进入遗址的公路上有门房，里面有文物管理员和数个驻军。说明来意，待他们请示上级后，即可免费入内。遗址内部土丘连绵，高低起伏，很难辨别出建筑的具体格局；土丘表面的堆积物极为松软，一平方米内大约有上百个陶片，密度十分惊人——两河诸遗址在发掘之前，主要呈现这种不同时期巨厚、松散、堆积物埋没的状态。尼普尔是两河宗教最重要的大神恩利勒的驻地，城中最显眼的建筑就是一座20多米高的塔庙，塔庙顶端有一座美国人在19世纪末发掘时建造的泥砖房屋。因为泥砖建筑并不耐久，常常需要重建和修缮；而两河城市受文化习惯的影响，一般不轻易搬迁，在不断重建中，城市的基础会不断加高，诸如塔庙等高耸的建筑，也会内老外新套上一层层的外皮——尼普尔在整个两河时期，奉祀未曾中断，很好地体现了这一叠压的特色。主塔庙建设于苏美尔早王朝时期，但目前遗存的外观尤其是塔庙南侧遗留的一段非常完整的泥砖墙体，是新巴比伦最后一次修缮的结果，相隔2000年之久；发掘者通过一层层的解剖，可以揭露出建筑在不同时期的平面造型和改建过程。现在站在塔庙顶部向下看去，一些陡立的墙体便是当年发掘出的不同时期的建筑遗迹。

此行看到的年代最早的建筑遗迹在塞马沃（Samawah）城南部的乌鲁克遗址。可能因为当地政府的重视，这里保护措施极为严密。虽然面积广大，但是四周由新建的铁质围墙完全围住；遗址不售卖门票，需要到几十公里外的塞马沃文物管理处审查来意后才可购买门票，每人20美元，进入遗址后，有专人陪同讲解。两河流域的城址虽然多如繁星，但以文字出现为标志的文明诞生，却是在乌鲁克。这里在大约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已经形成前文明阶段的城市，至5500年到5300年前的层位，出土了最早的苏美尔古朴文字。当时的建筑遗迹仍可以在乌鲁克遗址的伊南娜（Inanna）圣区和白神庙（White Temple）看到：前者地表除了一些夯土墙体的残存外，随处可见散落的长陶钉——原先是著名的马赛克墙体装饰；后者还可以看到一个回字形的建筑基础。这些建筑在苏美尔早王朝时期显然得到了重新修缮，可以见到不少印有苏美尔语铭文的方形砖块。

遗址中最为显眼的塔庙，修建于距今约3500年古巴比伦灭亡后的加喜特（Kassite）王朝。塔庙砖体风化严重，但铺垫在其中的草席，保存还非常完好。这以后，乌鲁克的又一个大规模建设时期就到了亚历山大东征后形成的塞琉古王朝，一座装饰蓝色琉璃砖的巨大建筑，和一个有典型希腊柱式的小型宫殿，显示了完全不同于古典两河时期的风格，扩大了乌鲁克遗址的内涵。

说到乌鲁克，不能不提到基什，因为乌鲁克王吉尔伽美什 （Gilgamish）与基什王阿旮（Aga）那场史诗般的争霸。基什位于尼普尔的北侧，在巴比伦城的东部十余公里，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从地表可见的情况看，其内涵远远逊于乌鲁克，不仅面积很小，而且只能看到一座低矮的重修于新巴比伦时期的神庙。与之类似的无人看管遗址还有巴比伦的附属小城波尔西帕，这是水星神那布（Nabu）的驻地，目前遗存一座非常壮观的塔庙。塔庙面积不大，但异常高耸，在已经坍圮成土丘状的砖堆基础上，耸立着一面十多米高的相对完整的砖质墙体；周围显然经过火烧，散落着数个烧黑的巨大砖质结块。这座塔庙的核心可以追溯到早王朝，但目前见到的砖质外壳应该还是新巴比伦重修的。因为没有受到任何保护，单薄高耸的砖墙似乎岌岌可危。

苏美尔时期保存最为完好的城市遗址，当属纳西里耶城北约5公里的乌尔遗址。这里的管理方式与尼普尔相似，没有围墙，有门房守卫，登记后免费参观。乌尔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英国著名考古学家伍雷（Woolley）主持发掘，不仅发现了举世震惊的乌尔王陵，也揭示了大量不同时期的古建筑，经过伊拉克政府后来的修复和保护，极大提升了这一遗址的观赏性。乌尔城在新石器时代即存在聚落，在早王朝时期已经非常富庶，而至乌尔第三王朝达到极盛。城中最为壮观的塔庙，坐西朝东，奉祀月神南纳（Nanna），目前仍保留了20余米高的基座，虽然在新巴比伦时期重修，但主体架构还保存了4000多年前乌尔第三王朝的风貌。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伊拉克政府对这座塔庙的外部进行了包砖保护，目前仅有下部三分之一是原始墙体，方砖之间用沥青黏结。塔庙东南有一小的围院建筑，称为埃农马赫（E-Nun-Makh），其东面有一窄高的砖拱，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砖拱实物。塔庙南侧有一组保存较为模糊的建筑，称吉巴乌（Gi-par-u），是地面附属祭庙。而吉巴乌的东南侧有一组基础保存完好、内部结构十分复杂的方形宫殿建筑，是乌尔第三王朝开创者父子乌尔纳姆（Ur-Namma）和舒尔吉（Shulgi）的寝宫，受到一定程度的挽救维修。

寝宫南部有一大片未回填的墓穴，地下部分均为砖块垒砌，其上似有夯土建筑。靠西为早王朝时期的国王墓地，靠东埋葬着乌尔第三王朝诸王。墓地也有受到维修的迹象，但整体仍较为破败。这一区域谢绝游客进入，不知墓室内部的详细情况。墓地再向南，是连绵的未经发掘的土丘和数不清的陶片，一些砖墙的基础隐约露于地表，是当时的平民住宅区。这一区域根据发掘实况，复建了一大片泥砖住宅，当地人认为是先知亚伯拉罕（易卜拉欣）的居所。

最后要谈的两河文明遗址，是著名的巴比伦城。巴比伦位于希拉（Hillah）城北5公里处，横跨幼发拉底河两岸，内城东西宽约2.4公里，南北长约1.6公里，大致呈长方形；目前地面可见的遗迹，主要局限在内城的河东部分。德国著名考古学家科尔德威（Koldewey）领导的队伍从1899年开始，进行了将近20年的发掘工作，仅仅揭示了古城的很小一部分，最重要的就是在河东北墙附近的南宫、北宫及伊什塔尔门等遗址。除此之外，在南宫东侧可以见到复建得面目全非的希腊化时期剧场遗址，而城神马尔杜克 （Marduk）曾经被认为是巴别塔的巨大塔庙，在南宫南侧约1公里处，仅仅留存了一个方形土丘状的遗迹。巴比伦的历史虽然极为悠久，但目前所能看到的遗迹，全为新巴比伦时期最后一次重建时所造的。

遗址收取20美元的门票，有专人引导参观，进入后最为显眼的是萨达姆时期复建的南宫遗址。重修巴比伦虽然是一项为了彰显民族凝聚力、发展旅游业所进行的花费巨大的工程，但是毫无疑问对遗址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高达十余米的新建墙体直接压在2600多年前的旧砖上，造成了一些砖体的破裂；很多地方新建的部分不能和旧有部分进行有效区分，整个区域毫无古意。与之相反，隔城墙相望的北宫遗址，保留了发掘时的原貌——大量歪斜的砖墙耸立在土丘中，站在高处，依稀可以看到宫殿破败的格局，但这种过分的放任，也在导致遗址遭受年复一年的风化。在南宫和北宫之间，巴比伦的双层城墙虽已坍圮，也还有两人来高，顺着城墙向东走，就是著名的伊什塔尔（Ishtar）门。

伊什塔尔门是两河南部文明在原址遗留下的最为壮观、细节最丰富的建筑。两堵十多米高的砖质墙体夹出一条10米左右宽的门道，进深30多米，行走其间，给人巨大的压迫感。砖墙上装饰有横列四排神兽的浮雕，角龙与公牛型动物交替出现。这一建筑最著名的部分，原本续接在砖墙之上，是一座以蓝色为底色的釉砖彩色大门，已经迁移到柏林的博物馆中展出。现在的原址遗存可能在釉砖门建造时就埋入地下，成为新建筑的基础。从现场情况来看，这座大门的修缮工作做得相对较好，砖墙后的新建墙体加固了摇摇欲坠的外皮，同时也没有影响到其古朴的风貌。从大门向北走，还可以看到著名的巡游大道——这座大道上铺满了沥青，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柏油马路。

至此，笔者造访过的六个两河时期遗址已经介绍完毕，因为当地局势较为复杂，时间也比较紧张，诸如埃里都 （Eridu）、拉伽什（Lagash）、吉尔苏（Girsu）、拉尔萨（Larsa）等极为重要的遗址都未能现场考察，在时代序列上还有缺环，有待别人的资料进行弥补。

新巴比伦灭亡之后，两河流域进入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政治中心远离伊拉克。至亚历山大东征，塞琉古王朝定都底格里斯河西的塞琉西亚（Seleucias）；帕提亚安息后期，在塞琉西亚对岸建都泰西封，并一直沿用至萨珊波斯灭亡。笔者现场考察了泰西封遗址。

泰西封位于巴格达东南约50公里的马尔丹（Madain）城南，由于没有经过考古发掘，城市的格局不甚清楚，地表遗留的只有一座建立于萨珊晚期的巨大宫殿大门 （大门东侧约700米是阿拉伯人攻破泰西封后建造的宫殿，不过是现代复建）。马尔丹位于伊拉克逊尼派聚居区南部边缘，与什叶派地区接壤，安全形势在巴格达以南的诸遗址中最为紧张。宫殿被高墙完全围住，一般人不允许进入参观，即使参观也不能拍照，我通过多道手续，才获得拍照的权利。

宫殿的主体部分是一个坐西朝东的巨大砖拱，高34米，跨度达25米，是世界上跨度最大的砖质拱券。拱券北部是一面30多米高的具有浓郁萨珊风格装饰的墙体，四五排形式各异的拱门组成了朴素而又变化多端的立面。老照片反映了上世纪初以来，这个建筑不断坍塌的状况，拱券南侧的砖墙，拱券东半部都已经不复存在。现场所见，砖拱的厚度大约只有一米，和巨大的体量相比，堪称薄如蝉翼，在局势如此动荡的地区，随时存在危险。2014年，拱券曾进行过一次大修，希望它能挺立到伊拉克局势平静的一天。

巴比伦伊什塔尔门

最后介绍的，就是此行到达的唯一一处世界文化遗产，位于巴格达以北约100公里的萨迈拉遗址。公元836年，巴格达哈里发受突厥卫队的胁迫，北迁萨迈拉，在这里建立了一座比巴格达更为巨大的都城，但在50多年后，再次迁回巴格达，因此，萨迈拉完整保存了一座中古时期帝国都城型城市瞬时性的规划，有着难以替代的价值。2014年下半年，“伊斯兰国”军队一度兵临萨迈拉城下，给古迹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目前恐怖势力虽已清除，但当地形势依然较为紧张。

萨迈拉遗址的主体在底格里斯河东，现代的萨迈拉城北部，大约可分为南北两个大城，顺河南北延伸，绵延将近30公里，东西宽四五公里，极为辽阔；在现代萨迈拉城之南及底格里斯河西，还零星分布着七八处规模宏大的宫殿与园林——所有这些几乎都是地表可见的遗存，即使在卫星图上看，都不能不让人惊叹。时间所限，我只参观了河东南城和北城的两个螺旋宣礼塔，并沿路浏览了一些普通建筑基址。

站在现在萨迈拉城内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看见北方那座高达52米的Malwiya清真寺宣礼塔。这是萨迈拉乃至整个伊拉克最具标志性的建筑。宣礼塔南侧有一座长240米、宽158米的巨大清真寺，目前仅仅遗存外墙。这里目前受到了良好的保护，塔下可以看到世界遗产标志，有军队在西侧入口处看守，不收取门票；塔和清真寺的墙体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缮，少量游客亦在宣礼塔上和清真寺内部游玩。

乘坐出租车沿公路向北行20公里，就到了北城北部的另一座带有螺旋宣礼塔的清真寺，名为Abu Dulaf，它的格局与Malwiya相同，但面积和高度几乎小了一半。从老照片上可以看出，旧时的宣礼塔几乎拦腰折断，现在已经补修完整，但清真寺还保持着残垣断壁的外观。这一区域几乎完全处于戈壁之中，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同样没有任何保护的还有两个清真寺之间20公里几乎连续不断的房屋基址。汽车在笔直的公路上前行，底格里斯河的冲积平原依旧如镜面一般平坦，无数道高不到一米的墙体，密密麻麻排列在广袤的戈壁上，找一高处俯瞰，几乎可以识别出每一户家庭的房屋格局：这可能是我见过的最为壮观的土遗址群，它们慢慢风化、坍圮的现状让人非常痛心。

泰西封遗址

至此，我介绍了去年7月在伊拉克南部考察的几个大遗址。总的说来，在目前动荡的局势下，伊拉克的遗址保护状况比我想象得乐观，乌尔、基什等遗址，甚至仍在进行小规模的发掘工作。多数遗址或多或少有人看管，无人看管的遗址，目前也没有非常明显的盗掘现象。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泥砖建筑在世界其他地方分布较少，可能缺乏保护经验，在伊拉克的很多遗址都出现了修旧如新甚至旧迹毁坏的现象。伊拉克考古始于1842年尼尼微省豪尔萨巴德的发掘，几乎可以算是世界考古史的开篇，大规模的发掘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重大发现不可胜数。从现场情况来看，这些遗址的规模和内涵远远超出我的想象，早先的发掘，只揭露了大部分遗址的很小一部分。因为此，我们不能不期待着伊拉克迎来局势平静的一天，期待40多年来产生的新技术应用于这批取之不尽的宝藏，更好地勘测、发掘和保护它们，尤其是期待中国学者能在可能到来的两河考古机遇中，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责任编辑 赵建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