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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性质与华夏文明的起源问题

2016-08-22李宝宗何筱璇

关键词:距今良渚黄土

□李宝宗 何筱璇

黄土性质与华夏文明的起源问题

□李宝宗 何筱璇

华夏文明起源于黄河中下游接合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则潜藏于这方风成的在物理上呈垂直节理结构的疏松多孔的黄土之中。这方上天赋予仰韶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先民们的黄土,在距今1.2万年至0.4万年的新石器时期,因其独有的垂直节理结构而经受住了数次大的气候波动的考验——在气候温热、暴雨倾盆时,能够通过雨水冲刷出来的沟沟壑壑,快速地将洪水排泄到河沟里而不至于把人畜淹死;在气候干冷、雨水稀少时,又能够通过其垂直节理结构的虹吸作用,把渗藏于黄土中的水分供给到作物的根部而不至于把人畜饿死——民以食为天,旱作农业有了保障,华夏文明的诞生,才有了孕育的宫腔。而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及其他们的后裔们所赖以生存的沙壤或红壤,则不具备黄土这种“垂直节理结构”,因而屡遭气候温热多雨、干冷少雨的折磨而失去了诞育华夏文明的体力。

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环境,是大自然给定的。对生存在黄土高原的仰韶文化先民及其后裔中原龙山文化先民来说,这个给定的环境包括:一、始于中生代的燕山运动,完成于新生代的喜马拉雅运动所造成的三级阶梯(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冲积平原),以及风力和水力共同作用所形成的适宜农耕 (土壤肥厚)的黄土高原;二、距今1.2万年以来随着第四纪冰期的结束而开始温暖湿润起来且不断波动着的气候;三、由于总体上温暖湿润的气候而繁盛起来的动植物资源。

夏正楷先生的环境考古研究告诉我们[1],在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李家沟文化—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与气候变化序列 (全新世升温期—全新世大暖期 〈升温期—鼎盛期—降温期〉—全新世波动期),在时间上是完全一致的,这表明气候变化与文化发展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环境考古学家通过对陕西关中地区多个黄土剖面的地层学研究告诉我们:在距今10500—85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我国处于冰期向后冰期的过渡阶段,气候还较为寒冷;在距今8500—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前段,为温暖湿润的气候阶段,年均降水量比现在多150~300毫米,年均气温比现在高2℃~5℃。此时,黄河中游的大地湾文化(距今8000—7000年)、裴李岗文化(距今8000—7000年)、磁山文化(距今 7950—7350年)、仰韶文化(距今 6950—4950年)、马家窑文化(距今5750—3950年);黄河下游的后李文化(距今8500—7500年)、北辛文化(距今8500—7500年)、大汶口文化 (距今6250—4350年);北方地区的兴隆洼文化 (距今7500—6900年)、上宅文化(距今 7000—6000年)、赵宝沟文化(距今 7200—6400年)、红山文化(距今6000—5000年);长江中游的城背溪文化(距今8500—7000年)、大溪文化(距今6350—5250年)、屈家岭文化 (距今4950—4550年);长江下游的跨湖桥文化 (距今8000—7000年)、河姆渡文化(距今6950—5330年)、马家浜文化(距今6250—5150年)、崧泽文化 (距今5800—5300年)、薛家岗文化 (距今5500—4800年),良渚文化(距今 5250—4150年)等,都开始了自己的繁荣历程。

但在距今5500—4500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晚期后段和末期前段,气候又逐渐进入干冷期,年降水量比现在少20%~30%,年均气温比前段下降了1℃~2℃;这种干旱低温气候,导致黄河上游甘青一带和北方地区农耕土地的沙漠化而使马家窑文化和红山文化走向衰败;导致黄河下游、长江下游因海平面下降130米左右而使其依靠稻作农业为生的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走向衰败;而唯独其处于黄河中下游交接地带的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及其后裔中原龙山文化,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继续发展并走向了繁荣。在距今4500—3100年前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龙山文化时期及夏商两代,为又一个温暖湿润期。此时,继承仰韶文化成果的中原龙山文化迅速发展壮大,并最终在距今4100—3700年前,以位于中国两河流域(伊洛河)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为我们华夏文明的辉煌诞生提供了产床!

许宏先生在《何以中国》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在此前的一千余年间,中原周边地区的各支文化异彩纷呈的发展曾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如内蒙古东部和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黄河上游的仰韶文化大地湾类型、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以及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海岱文化等。但在陶寺文明消亡数百年前直至与陶寺大体同时,这些区域文化相继盛极而衰。此后的二里头—二里岗时代,中原周边地区还存在有夏家店下层文化、岳石文化、湖熟文化、马桥文化、肖家屋脊文化等考古学文化。这些后续文化与此前高度发展的当地文化之间缺少密切的继承关系,甚至显示出文化和社会发展上的停滞、低落甚至倒退的迹象。东亚大陆王朝兴起前后这种大范围的文化起伏现象,或可称为“连续的‘断裂’”[2]。

许宏先生引用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院士贾雷德·戴蒙德教授在《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一书中把一个社会崩溃的原因归结为五个要素,即生态破坏、气候变更、强邻在侧、友邦援助的减少以及社会自身应对失误的观点,其中“气候变化”这一要素,对解释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大地湾类型、良渚文化、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以及大汶口—海岱文化衰败的原因,应该说是颇中肯綮的[3]。

那么,在其他文化因气候干冷、温湿突变而衰败,而自己虽也同样遭遇了这些气候事件,却能够一枝独秀的仰韶文化及其后裔中原龙山文化,究竟特殊在什么地方呢?

秘密就在黄土之中。

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原,与长江流域相比,一是降雨量历来偏低,因此形成了自己的旱(粟)作农业传统。也就是说,粟作农业与稻作农业相比,抗干冷和温湿的能力大大高于稻作农业。二是风成的黄土高原,土壤呈垂直节理结构,这种垂直节理结构,一方面有利于雨水的下渗、贮存,另一方面在干旱的时候,“犹如毛细管,可以将地下深处的水分不断地吸引到接近地表处,以促进植物的生长。”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抗击寒冷干旱和温湿多雨气候能力极强的土壤[4]。

夏正楷先生关于黄土与华夏文明起源关系的论述颇有见地,他说:“黄土是最上乘的农业用地。黄土分布广泛,堆积厚,土地资源丰富,且质地疏松,适宜于使用原始工具的先民们进行农耕活动。发育的毛细管使黄土具有较强的防涝抗旱能力,这些优点是黄土成为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蓬勃发展的物质基础,可以说,没有黄土就没有中国北方的早期农业经济,就没有华夏文明的诞生。”[5]

当然,黄土的这种物理性质所具有的优势,如果没有全新世气候温湿、干冷交替变化的作用,也是体现或比较不出来的。

环境考古学告诉我们,全新世 (距今12000年)以来的气候,经历了从升温期到大暖期再到降温期这样一个可以明确区分为三个阶段的变化过程,而且其间至少还出现过三次较为显著的气候突变事件:一、升温期:距今10500—8500年,其间气温迅速回升,在距今9000年前后达到现今的水平。二、大暖期:距今8500—4000年。根据其间气候变化的情况,大暖期又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早期和中期(距今8300—5300年)时,全球气候处于稳定的温暖时期,当时的陆地温度比现今高2℃~3℃,其鼎盛期在距今6000年左右,当时气温比现今要高出2℃~4℃,属于大暖期中气候最为温暖的时期。在大暖期晚期(距今5300年前后),全球气温再次出现明显的降温事件。该事件持续了300年左右。这次事件在中原地区留下了记录,例如在河南孟津的全新世湖积剖面中部,在距今5500年左右,出现过一次短暂的湖沼萎缩事件。当时湖沼面积明显缩小,水生生物几乎绝迹,植被中乔木花粉急剧减少,说明当时气候出现了明显的恶化。

良渚文化遗址公园

在距今5300年前后出现的气候事件是全新世大暖期中一条重要的气候界线,在事件之前气候以持续高温为特征,是大暖期中气候最为稳定、最为温暖的时期。在此之后,不但温度有所下降,干旱程度有所增高,而且开始出现气候的明显波动[6]。

正是这次出现在距今5300年前后的气候事件,使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因土地的沙漠化而衰败,使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因海平面下降130米左右而使其稻作农业受到致命打击(距今5000年左右,一些良渚文化聚落出现在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地势低洼的地方,在一些聚落中还出现了较多的水井。这说明当时的地下水位有所下降,原来曾经是沼泽的地方干涸成为人们的栖息地和稻田[7])。而位于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则由于其赖以生存的黄土具有极强的抗击寒冷干旱气候的能力而独善其身。

在距今4200年前后,地球上再次发生大幅度的气候突变事件。这次气候事件,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反映:在印度季风影响区,在距今4200年前后出现的气候突变事件表现为季风降雨的明显减少,气候变干;在东亚季风影响区,表现为降雨的增多。这次气候突变事件,在中国的古史传说中的记录,就是大洪水及其大禹治水的故事[8]。

环境考古学方面的证据,我们从良渚文化末期植物考古所获资料中可以窥其一斑:“到了良渚文化末期,常绿阔叶的桑、樟、青冈栎等花粉的比例再度增加,水生植物剧增,表明再度出现温暖、湿润的气候,降雨量增加势必导致地下水位的升高。”[9]于是,“位于长江下游地区平原地带的良渚文化的居民,由于无山可依,为防水患,只好居住在人工堆筑的高数米的土墩之上。但是,仅凭这些土墩,根本无法抵御大的洪水。可以想象,疯狂肆虐的洪水使该地区变成一片汪洋的情景”。

据有关研究,在良渚文化晚期,海平面有上升的迹象,地下水位也曾上涨,使原来地势较为低洼、因地下水下降而被人们作为居住地和水田的广阔地区成为沼泽,在这里,难以维系正常的农业生产,从而使当地以稻作为主要生计的人群集团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基。

据古环境学家的研究,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在继良渚文化衰败之后出现的马桥文化时期,禾本科的花粉明显少于良渚文化时期,这应是此时期的农业较良渚文化时期衰落的反映,究其原因,当与上述气候的变化有直接关系[10][11]。

大汶口文化及其后裔,与良渚文化及其后裔一样,同处于大河下游与海岸边上,难兄难弟,命运基本一样,也就无须赘述了。

这也就是说,除中原仰韶文化及其后裔中原龙山文化以外的诸考古学文化,皆因距今5300年与4200年的气候突变事件——先是被寒冷干旱的气候折腾得死去活来,后来又被温湿多雨的气候折腾得半死不活,从而失去了在华夏文明辉煌诞生中一领风骚的能力。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岂非此之谓也?

位于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及其后裔中原龙山文化则不然。涝时,土质疏松而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可以使洪水顺利地下泄;旱时,毛细管丰富的黄土可以将水分及时虹吸到地表而使早已适应了干旱气候的粟和黍获得较为正常的收成。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岂非可刊之论也?

于是,虽然大家都遭遇了这两次长达一千多年的气候事件,地处黄河中游黄土高原上的仰韶文化及其后裔中原龙山文化,却能够因其特有的地理位置和特有的土壤结构而独善其身,并在战胜、吸纳、融汇周边文化成就的基础上,为我们孕育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

自2001年起,关乎社会文化重大理论问题的“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重点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开始启动,其目的就是通过探讨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地域、原因、过程和机制等,来展示早期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和辉煌成就。十五年来,经过众多学科一流学者的共同努力,在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地点等方面,已经取得了基本的共识,但在其原因、过程和机制的探讨方面,则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赵辉先生在论述华夏文明之所以在中原地区起源的原因时,讲过一段很有道理的话,他说:“中原文化强盛起来的原因,也就是那些曾极盛一时的地方文明衰退的原因。所谓中原,是天下居中、八方辐辏之地。在史前文明的丛体里,它是物流、信息网络的中心。这个地理位置方便当地人广泛吸收各地文化的成败经验,体会出同异族打交道的心得,终至后来居上……中原文化的强大主要依赖于政治、经验的成熟,而并不是因为它在经济实力上有多么大的优势。反之,前一个时期的那些地方文明由于处在这个网络的边缘,信息来源狭隘,从而导致了它们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和社会运作方向的偏斜,最终在和中原文化的对峙中渐落下风,有的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和中原文化直接对峙就先行衰落下去了。”[12]

赵辉先生讲得确实很有道理,但我们仍然认为,在“多因一果”的诸多因素中,应该有一种因素是最主要、最根本、最具决定性的,其他因素,则都是因此而产生或发挥作用的。那么,这个最主要、最根本、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就在中原地区的黄土之中——即黄土的垂直节理结构、黄土的疏松多孔性等物理性质之中。

注释:

[1]夏正楷:《环境考古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2][3]许宏:《何以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4](苏联)JT·C·贝尔格:《气候与生命》,商务印书馆,1997年。

一、黄土的定义:黄土(该词来自德文字Loss;词根与Ios一词的词根相同,意思是松散的、崩塌的)是一种松散、多孔隙、无层理的浅黄色岩石,富含碳酸钙和碳酸镁(有时,碳酸盐的含量有10%~15%,甚至更多),并且往往能够呈垂直陡壁崩塌。与砂土相比,这是一种致密的岩石;与黏土相比,是一种松散、非塑性的岩石。

二、黄土的分布:1.平面分布。在热带和寒带地区没有黄土(参看《地球上黄土和黄土状岩石分布》第283页)。黄土和黄土状岩石的分布地区是:在北半球为北纬 55°~30°,在南半球为南纬41°~21°。在世界上分布面积不少于1300万平方公里。在中国的南方没有黄土。黄土高原位于中国中部偏北的黄河流域。黄土高原,是世界上黄土覆盖面积最大的高原,又称之为乌金高原。北纬 34°~40°,东经 103°~114°。东西千余公里,南北 750 公里。包括太行山以西、青海省日月山以东,关中平原以北、长城以南广大地区。跨山西省、陕西省北部、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及河南省等省区,位于我国第二级阶梯,面积约62万平方公里。2.垂直分布。在全球范围内,分布在海拔300~4500米的高度上;在中国北方,黄土分布在海拔800~3000米的高度上。3.黄土的厚度。在全球范围内平均厚度为10米左右,它能形成厚约1米的岩层覆盖于整个陆地之上。在中国北方除少数石质山地外,高原上覆盖深厚的黄土层,黄土厚度一般在100~150米,最厚达250米。

三、黄土的化学组成:二氧化硅占51.5%,三氧化二铝13.51%,三氧化二铁4.59%,氧化钙12%,氧化镁2.53%,氧化钠1.68%,氧化钾1.43%,三氧化硫0.93%;烧失量13.1%,水在105℃下2.02%,二氧化碳8.56%。

四、黄土的特性有三:1.多孔性(黄土的孔隙度或孔隙体积与样品体积的百分比为50%~55%)颗粒(直径在 0.05~0.01 毫米)岩石;2.垂直节理;3.富含碳酸盐(碳酸盐的含量在10%~30%);4.略呈黄色。

[5]夏正楷:《环境考古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6]王巍:《公元前2000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探讨》,《考古》2004年第 1期。

需要说明的是,王巍先生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探讨》一文中讨论中原仰韶文化及其后裔们(王先生称其为“华夏集团”),之所以能在华夏文明起源方面脱颖而出的原因时,也曾论及了“地势方面的原因”和“土质及地下水位方面的原因”。

他说:“黄河中原地区的地势高低错落,沟壑纵横,回旋余地较大;这一时期的聚落多位于河边的第二台地或山坡上,距河面的相对海拔较高,一般洪水不会对人们构成太大的危害。即便有大洪水泛滥,居民们可以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山冈之上,性命会得以保全。有迹象表明,嵩山地区的龙山文化可能是二里头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与洛阳平原等海拔较低的地区相比,嵩山地区海拔较高,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可以使其在其他地域饱受河水泛滥之苦的时候得以幸免,使其文化和社会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他还说:“与长江流域渗水性差的黏土不同,黄河中游地区属于黄土地带,土壤渗水性较好,洪水退后,可以马上进行生产自救,重建家园,农业生产可以较快地得到恢复。”

[7][8][9][10]王巍:《公元前2000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探讨》,《考古》2004年第1期。

[11]曹兵武:《环境考古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0年。

曹先生在《从仰韶到龙山:史前中国文化演变的社会生态学考察》中指出:全新世是人类诞生以来的最佳气候期之一,但也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即早、中、晚期,其中中全新世距今7500-2500年,又可以距今5000年为界划为早、晚两段。早全新世与中全新世早段为气候的上升期,中全新世晚段与晚全新世为气候的下降期。也就是说,在距今5000年左右,气候适宜程度达其高峰并开始走下坡路,其表现是,当时就有一次比较普遍的降温事件。

气温频频波动并不断下降的另一个结果是对地理地貌的塑造与改变。有资料表明,距今6000-5000年,由于气温高,大陆冰川的融化使海平面上升达其历史上的最高点,而从距今5000年起,海平面又慢慢开始下降,到距今2500年,达其在全新世中的又一个较低点。据考证,在山东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古海岸线比起大汶口文化时期就有所后退,这直接影响着沿海地区人类活动场所的选择与分布。另一方面,海平面的下降必引起河流特别是下游地区侵蚀基准面的相应下降、河流下切作用普遍加强和河口三角洲堆积发育迅速,也引起下游地区湖泊、沼泽的相应消亡与一些旧有遗址周围可用水源的变化。在全新世地理地貌发育史上,这一系列的变化不啻为一场革命,同时也应是龙山时代遗址分布规律新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12]赵辉:《中国的史前基础·再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文物》2006年第 8期。

(作者单位:郑州市华夏文化艺术博物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物馆)

[责任编辑 赵建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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